此案過后，恥談人性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62歲的道光皇帝聽到國庫的賬面數(shù)額后，極為罕見地露出了喜悅之色。

伴隨著《南京條約》的簽署，這一年，清政府對洋人的賠款陸續(xù)進入正軌。根據(jù)戰(zhàn)后約定，清政府需要向發(fā)起侵略的英國支付2100萬西班牙銀元的賠款。按照當時的匯率，這筆款項大約相當于大清白銀1470萬兩。

鴉片戰(zhàn)爭前，清朝每年的財政收入基本維持在4000萬兩上下。而在簽署《南京條約》的1842年，清朝國庫歲入仍在4200萬兩上下，鴉片戰(zhàn)爭賠款也就相當于清朝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加上戰(zhàn)勝的英國人允許清政府分四年償還這筆巨款，在支付完當年的戰(zhàn)爭賠款及各項地方建設款項后，道光二十三年初，大清國庫的賬面上還盈余了1000多萬兩。這筆錢雖然不及從前的乾隆盛世豐厚，但安安穩(wěn)穩(wěn)地過個年絕對足夠了。

因此，這年的春節(jié)，一向節(jié)儉的道光帝破例在“四菜一湯”的基礎上，添加了一道“燕窩福在眼前金銀鴨子”。

然而，事實證明，道光帝還是高興得太早了。

▲《道光帝行樂圖》局部。圖源：網(wǎng)絡

春節(jié)剛過，他就接到了定郡王載詮和武英殿大學士潘世恩的聯(lián)名上書，稱國庫盈余千萬兩皆是下面官員粉飾太平之語，實際狀況是國庫虧空已久，戰(zhàn)爭賠款無法按時交付，要另想法子與列強周旋。

道光帝異常憤怒，差點罵娘。他即刻指示刑部尚書惟勤進行核查，結果得到了一個令人驚駭?shù)臄?shù)字：國庫虧空逾925萬兩！

一時間，道光帝陷入了懊惱與自責中，而一起嚴查“國之碩鼠”的大案隨之拉開帷幕。

1

道光二十二年（1842）秋，在京城開錢莊的張亨智打算給兒子張利鴻買個官當當。“捐納”活動幾乎貫穿了整個清朝，本來也沒什么好說的。但事情壞就壞在，張亨智有個弟弟張誠保在戶部銀庫當庫丁。

所謂“庫丁”，就是銀庫保安。不過，在清朝，戶部銀庫的保安可不是想當就能當?shù)摹榱吮Ｗo國家資金安全，守國庫必須是信得過的人，所以要成為戶部的庫丁，第一步得先擁有“旗籍”。

此外，戶部對庫丁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庫丁每次進入銀庫，無論寒暑都必須脫光身上衣物，一身赤裸接受檢查，隨后從檢查官面前魚貫而入。入庫后，穿上統(tǒng)一發(fā)放的工作服，直到工作完成，再光溜溜地從庫中出來，接受再次檢查。按照規(guī)定，只要入過庫，出來時無論是否患有工傷，庫丁都必須平伸兩臂，兩腿微蹲，抬臂拍手，再跨過齊腰高的“板凳”，跨越時再張嘴學鵝叫。一套動作下來，庫丁們有無私自藏銀，一目了然。

聽聞哥哥有意讓侄子棄商入仕，張誠保蠻開心的。他希望未來可以借助侄子的官威，讓自己在戶部銀庫吆五喝六，拔高身份。于是，他自告奮勇地找到張亨智，告訴哥哥只要安排好人送錢，其余的由他操辦，絕無問題。

上面有人好辦事，但，張亨智的財力在京城里顯然排不上號。官府對于“捐納”明碼實價，張亨智發(fā)現(xiàn)自己即使傾家蕩產(chǎn)，也只能拿出一萬兩白銀。這個價格，只夠為張利鴻捐個窮鄉(xiāng)僻壤的“知州”，想要靠近京畿，連門兒都沒有。

按照清中后期的銀價，一兩白銀的購買力約等于現(xiàn)在的200元。花這么大一筆錢，買個地位略高于知縣的“散州知州”到底值不值，張亨智也得盤算盤算。可自古以來“士農(nóng)工商”排序，商為最末。要想改變家族命運，捐官顯然是最便捷的選擇。再說，知州好歹是從五品文職，也算一方父母官。即使這次“捐納”的投資回報率極低，但若把時間線拉長來看，只要張利鴻成功敘任，整個家族的名利雙收是可以預期的。

于是，張亨智叫來親家周二，親手交給他一萬一千余兩捐納銀子，要他務必在十一月初二這一天，將錢全數(shù)送到戶部銀庫，交給自己的弟弟張誠保。

2

周二是個信守承諾的人。

到了約定日子，他一早就來到了戶部銀庫。但戶部銀庫前排著隊想捐納做官的富商一抓一大把，周二直到傍晚時分，才終于見到了在銀庫門口等候多時的張誠保。

見到周二守約前來，張誠保立即吩咐他和幫手張五一起，先將這一萬余兩白銀分裝進戶部專用的存錢麻袋中。之后，在張誠保的打點下，周二等人又插隊到銀庫門前過秤，整個過程行云流水，沒有一絲耽誤。

可是，到了銀子上秤、驗色階段，張誠保不知是疏忽還是故意，將第二袋報成了第三袋。本來這種口誤之事，在場監(jiān)督的官員只需提醒一嘴，誤會便能即刻解除。但，直到張誠保報完最后一袋，在場官員都沒有插過一句嘴。

或許是看準了這些戶部大人的“尸位素餐”，鬼迷心竅的張誠保意識到自己報錯數(shù)后，將錯就錯繼續(xù)虛報白銀袋數(shù)，實際上卻將該交的錢一袋袋還給了周二。

如此，按照當時戶部麻袋存銀每袋一千兩的規(guī)格，張誠保實際只交付戶部七袋散裝白銀，合7000兩。剩余的4000兩，則全部裝進了自己的口袋。

戶部銀庫的監(jiān)督官員玩忽職守，與張誠保一起負責給富商做銀子過秤工作的其他庫丁們卻不傻。他們之所以愿意一直待在悶熱潮濕的戶部庫房內(nèi)充當一個毫無品級和地位可言的庫丁，無非是看中這份工作本身的價值。

▲庫丁的工作雖然辛苦，但回報也很豐厚。圖源：影視劇照

清朝庫房管理制度規(guī)定，戶部每月應開庫9到14次，每次入庫工作的庫丁約為40人。除了承擔戶部日常的銀兩搬運工作外，清朝中后期庫丁的主要工作內(nèi)容就是輔助戶部捐納房收齊和管理全國捐輸事例，這其中便包括富商們用來買官的巨款。

按照一般的操作流程，富商的捐納在銀子入庫前，還需要掏出部分錢財打點協(xié)助銀子入庫的庫丁。這筆錢財一般不會太多，但若有富商不愿給，則明顯破壞了庫丁們心照不宣的潛規(guī)則。

眼下，張誠保、周二等人直接將4000兩巨款私吞，一旁同樣做著散銀入庫工作的其他庫丁自然眼紅不已。見周二離開了銀庫，一部分庫丁就私自離開工作崗位，悄悄尾隨周二等人來到其住處，向其討要賞銀。但雙方交流無果，庫丁們不滿周二不按潛規(guī)則辦事，遂哄搶了他手中的部分銀子。

周二最后只能拿著剩下的3700兩回去跟張亨智交差。這筆“捐納”銀子竟然還有三千多兩回到自己手中，張亨智卻也心滿意足。

然而，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這邊，周二拿著一大筆“捐納”銀子回到張家交差；那邊，與張氏合伙開錢莊的幾個富商就收到了消息。他們與張亨智一樣，也有捐納買官、改變命運的想法。于是，這幾個富商要張亨智“如法炮制”，幫他們運作。可張亨智不想拖累兄弟，始終守口如瓶。見狀，幾個富商又提出要平分他手中的銀兩，作為“封口費”。但，張亨智做人吝嗇至極，直接將這幾個人趕出錢莊，并揚言要與他們恩斷義絕。

這下好了，求官無門又分不到好處的幾人，憋著一肚子氣，直接將此事捅到了順天府衙門：戶部銀庫庫丁張誠保串通其兄張亨智，虧空國庫銀兩。

北京城內(nèi)無秘密，張誠保虧空戶部銀兩之事一經(jīng)爆出，就引起了載詮、潘世恩、祁寯藻等清流黨大臣的注意。他們平日里專愛“諷諫時政”，勇于言事，張亨智及其弟張誠保上下其手之事，也由此“不能復蔽，達于天庭”。

3

收到載詮等人的奏報后，道光帝起初并未特別留心此事。

畢竟，戶部銀庫自成立以來，虧空之事時有發(fā)生。遠的不說，僅道光一朝，從道光九年（1829）到道光十二年（1832），銀庫就接連爆出戶部庫丁書吏吞帑過賄、戶部庫丁戴云峰舞弊、戶部銀庫圍墻外庫丁跨溝建房等重大虧空案件。

這些案件均指向成立近兩百年的戶部銀庫管理漏洞百出。但對依賴紫禁城內(nèi)庫及內(nèi)務府銀庫過日子的道光帝而言，直接影響并不大。要不是這一次張誠保伙同其兄張亨智虧空國庫正好撞上了《南京條約》的賠款周期，戶部沒錢賠，這個“小案子”也不會演變成驚天大案。

▲簽訂中英《南京條約》的場景。圖源：網(wǎng)絡

而引爆此案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民間“捐納”已經(jīng)成為彼時清朝國庫收入的主要來源。據(jù)經(jīng)濟史學家湯象龍研究，道光一朝三十年，僅各省捐監(jiān)就合計3380余萬兩，平均每年100余萬兩，以江蘇、廣東、江西、浙江捐款最多。要知道，在清朝的“捐納”活動中，捐監(jiān)還不算賣官鬻爵，他們買的只是一個國子監(jiān)生的身份，相當于買了科舉考試的“入場券”。

但這樣的活動，自朝廷開放之日起，各地富商、大地主就樂此不疲。捐監(jiān)的額度已經(jīng)這么大，捐官的數(shù)目肯定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此，清朝的捐納收入究竟有多少，至今學界也無法估算出這個天文數(shù)字。

“捐納”做官的弊端，道光帝是知道的。他曾公開表態(tài)稱：“捐班（指捐納做官者）我總不放心，彼等將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指科舉做官者）未必無不肖，究竟禮義廉恥之心猶在，一撥便轉。得人則地方蒙其福，失人則地方受其累。”

話雖如此，但在面對巨額的戰(zhàn)爭賠款和頻繁的天災人禍時，他還是默認了這種民間資本自愿充公的交易模式。戶部為此特設了“捐納房”，用于管理和存放各省捐納銀兩，為王朝運作儲備足夠的糧食與彈藥。

▲道光皇帝畫像。圖源：網(wǎng)絡

根據(jù)清代各朝戶部銀庫的統(tǒng)計，捐納房自成立之日起，進賬銀數(shù)就有增無減。從雍正二年（1724）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120年間，捐納房收入的銀兩共計約1.82億兩，相當于道光朝六年田賦的總和。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張亨智、張誠保兄弟算是撞到槍口上了。

4

道光帝責成定郡王載詮與刑部尚書惟勤共同督辦此案。

事關重大，載詮、惟勤等人立即帶著刑部官員坐鎮(zhèn)戶部，指導同僚清點國庫。粗略一算，才發(fā)現(xiàn)銀庫實際存銀僅有290余萬兩，與先前戶部報給朝廷的年度結余相差逾925萬兩，盈余的虧空占比接近八成。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調(diào)查中，載詮等人發(fā)現(xiàn)，戶部虧空的925萬余兩，主要裝進了庫丁的腰包，其中不少可追溯至和珅執(zhí)掌戶部的乾隆末年及嘉慶初年。也就是說，截至道光二十二年，超過40年的時間，戶部一直都有銀子被盜。

▲乾隆朝權臣和珅。圖源：影視劇照

925萬兩白銀，即使放在今天，用十輛重型貨柜車運，估計也裝不下。而每次戶部銀庫開門，能進去的不過40個人，出來還要經(jīng)過多道關卡檢驗，庫丁們有能力像載詮所匯報的那樣夾帶銀子出庫嗎？

辦法是有的。據(jù)載詮等人調(diào)查后發(fā)現(xiàn)，庫丁運銀主要有兩種方式。

其一，即谷道藏銀。意思是，庫丁們將銀子通過肛門塞入體內(nèi)，塞入時用豬脂肪將銀子包上，同時還得用點兒松骨的藥，一次最多可夾帶80兩，留銀于體內(nèi)30分鐘。

當然，這種活兒做得多了，臀部的括約肌會松弛，上了年紀的庫丁根本夾不緊。而且一到冬天，無論肛門功夫多么厲害，塞這么多銀子也容易凍壞屁股。于是，庫丁們又改良出另一種方式——茶壺偷銀。北京的冬天滴水成冰，庫丁們就先往大茶壺中注水，然后把銀子放進去，待其自然冷卻結冰，再拎著茶壺出庫門接受統(tǒng)一檢查。

這樣，庫丁們每月當班三四回，偷盜的庫銀就有好幾百兩。子傳孫，孫傳子，經(jīng)年累月的私運，國庫被挖空了也不足為奇。

知道真相的道光帝，眼淚差點掉下來。他知道大清財政困難，以往每年都會派親信循例查庫，以確保國庫資金安全。可是，他哪里知道，他派過去的欽差大臣，權責實在有限。加上各類欽差都是從各個部門臨時任命的，財務專業(yè)技能參差不齊。所謂欽差查賬，能做到的最多也只是翻翻以前的舊賬，督察一下庫丁們的紀律，檢查一下庫房里的門窗，僅此而已。至于大清戶部庫銀究竟還有多少，誰也說不清楚。

更重要的是，與乾隆朝的和珅類似，替道光帝管理戶部的人，是他最為親信的軍機大臣兼大學士穆彰阿。

▲道光朝軍機大臣穆彰阿。圖源：影視劇照

在清朝，軍機大臣兼大學士擁有類似于宰相的權力。穆彰阿身居高位，敢在他“頭上動土”的，整個道光朝掰著手指頭算，也不會超過五個人。因此，即使有欽差大臣發(fā)現(xiàn)銀庫問題，穆彰阿的存在也會使他們對檢舉揭發(fā)之事心存忌憚。

而身為當朝宰輔的穆彰阿，其人也與和珅類似，貪！區(qū)別在于，和珅貪財，穆彰阿壟斷的卻是實實在在的權力。

道光十五年（1835），廣東順德才子羅惇衍與陜西涇陽才子張芾、云南昆明才子何桂清三人均考中進士，年齡都在二十歲左右。三人被分配到翰林院上班。后來翰林院散館，張芾、何桂清見穆彰阿權勢炙手可熱，便拜伏于門下，以門生自居。只有羅惇衍一人政治思想保守，說什么也不肯依附穆彰阿。結果，等到外放實差時，羅惇衍卻因為不是穆彰阿的門生，只得到朝廷一道圣旨，稱其“年紀尚輕，未可勝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

翰林院散館授官，是有清一代因循舊例的固有操作。清朝開國二百多年，散館未授官者，僅羅惇衍一例。可見在當時，穆彰阿的勢力和影響有多大。

不過，虧空國庫畢竟不同于散館授官。道光帝親自介入，要求追贓盜銀，這下，穆彰阿感受到事態(tài)的嚴重性，趁勢收斂。與此同時，道光帝責令定郡王載詮、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穆彰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敬征、兵部尚書裕誠、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賽尚阿等組織“專案組”，緝捕涉案庫丁，追究責任。

5

隨著犯案的庫丁陸續(xù)落網(wǎng)，戶部虧空案卻陷入了偵查瓶頸。

這些偷銀的庫丁大多是小金額作案，幾十年來基數(shù)龐大，且流動性極強。大部分偷走的銀子都被他們揮霍光了，這些人的生活也由富返貧，根本沒有銀兩歸還朝廷。有鑒于此，道光帝只能連發(fā)兩道上諭：

其一，因銀庫虧短銀兩甚巨，要求清軍官兵于各項需用一概從儉，甚至要儉而再儉，兵丁軍餉如不能按數(shù)發(fā)給，將來一定照數(shù)補發(fā)，令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tǒng)、前鋒統(tǒng)領、護軍統(tǒng)領等分別諭令兵丁知曉。

其二，諭令軍機大臣，因庫銀虧短，各衙門用費均應減少，命宗人府、戶部、工部、內(nèi)務府、三院、三山、太常寺、步軍統(tǒng)領衙門、順天府各堂官對所有大小工程及支領款項，可裁即裁，可省就省。

然而，壓縮公共事業(yè)和基礎設施建設經(jīng)費的支出，無疑又加重了道光朝的地方性危機。與戶部虧空案幾乎同時爆發(fā)的黃河大洪水，便在大節(jié)儉的背景下造成了更深重的破壞。史載，這次洪水“計一日十時之間，長水至二丈八寸之多，浪若排山。歷考成案，未有長水如此猛驟”。時至今日，河南陜州一帶還流傳著“道光二十三，黃河漲上天，沖走太陽渡，捎帶萬錦灘”的民謠。

洪水雖可怕，但更嚴重的問題是，洪水過后，清朝賴以運轉的漕運系統(tǒng)被沖得七零八落。道光帝強調(diào)靠壓縮必要支出度日，到頭來為難的只能是老百姓。為了安排黃河水患的善后工作，朝廷開始向老百姓臨時征收巨額的“地丁銀子”。

帝國越是無奈，就越能強化皇帝的決心：涉案之人必須付出應有的代價。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道光帝正式下令，追究自嘉慶五年（1800）起至道光二十三年間歷任銀庫職官、查庫官員的刑事及經(jīng)濟責任。標準是，查庫御史及庫官任期內(nèi)每月賠1200兩；管庫王大臣每月賠500兩；負責查庫的欽差王大臣每查一次庫，賠6000兩。

緊接著，他將屠刀伸向張誠保等涉案的戶部庫丁，規(guī)定“在庫外當差之柵欄庫丁及該庫皂隸亦應量減處絞，妻妾子孫均流放二千里安置”。

處理完如此龐大的涉案人群，道光帝還擔心達不到預期效果，于是又將雍正帝發(fā)明的“追賠”制度貫徹到底，要求已故涉案官吏由其子孫后代減半代償，并規(guī)定各涉案官員必須每月向國庫繳納超過規(guī)定比例三分之一的罰銀。否則，初限“一月兩次比追”，再限“擬斬監(jiān)候”，三限“查抄現(xiàn)存家產(chǎn)”，四限“斬立決”。

總之，不賠錢就殺頭。

6

刑部郎中景瑞成為了最早的一批“倒霉蛋”之一。

他的父親吉郎阿是嘉慶年間的戶部銀庫員外郎，但道光帝下令罰賠時，吉郎阿已逝，債務就順延到了景瑞身上。根據(jù)清朝俸祿標準，景瑞的刑部郎中官居正五品，年俸80兩。吉郎阿是嘉慶十四年（1809）調(diào)任戶部的，前后任職三年，按道光帝的罰銀比例，共應罰繳43200兩。然而，別說是4萬兩罰銀，就是每月1200兩，按三分之一繳納，對景瑞一家而言，也是承擔不起的巨款。

景瑞只能硬著頭皮欠賬、拖延時間。道光帝也毫不客氣，將景瑞下獄，勒令其子惠征接管家中債務。

但是，惠征比其父官職更低，僅為八品的吏部筆帖式。按照正常還債流程，惠征一家要么餓死，要么被皇帝問斬。走投無路之下，惠征只能將自家祖產(chǎn)全部變賣，以資抵債，替父、祖還上了虧欠戶部的四成債務。

這回，道光帝終于不再為難他們一家了。

實際上，盡管道光帝對戶部虧空案的處理態(tài)度十分堅決，但追繳及懲處官員的效果卻非常不理想。

據(jù)學者韓祥統(tǒng)計，嘉慶五年（1800）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間，歷任銀庫司員共計104人（含已故61人）、299人次；歷任查庫御史共89人（含已故26人）、134人次。依據(jù)清宮上諭檔對此二類人員罰賠的詳細記載，在世者106人罰賠銀應為134.6萬兩，已故者87人減半罰賠銀應為77.968萬兩，總共應為212.568萬兩。歷任管庫王大臣共54名（含已故46人），罰賠銀應為30.775萬兩。歷任查庫王大臣共76人（含已故54人，穆彰阿、裕誠均任過管庫王大臣與查庫王大臣，故有2人次的重復），罰賠銀應為40.2萬兩。

若按最理想的情況估算，道光帝這三項追贓加起來大約只收回了284萬兩，相較于925萬兩的巨額虧空仍有很大的差距。

道光帝只能遍詢?nèi)撼迹偾罅加嫛５撠煵榘傅妮d詮、潘世恩等人要么思想保守，要么身陷案中，給出來的建議不過是些開源節(jié)流、減少流通、多增盈余的廢話。

更為糟糕的是，由于涉案時間跨度太長，此次戶部虧空，被處罰的官員多數(shù)此時已身居高位，成為朝廷三、四品的中堅力量。道光帝一下子裁撤處罰了這么多人，導致朝政混亂，亦是前所未有。因此，在革退了部分涉案官員后，道光帝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改為從寬處理，將原擬定革職的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穆彰阿、兵部尚書裕誠等人特旨改為留任，允許他們戴罪立功。

就這樣，在法難責眾的現(xiàn)實面前，戶部銀庫虧空案的追繳與懲處不了了之。大清入不敷出，便只能酌減八旗兵丁餉銀，并鼓勵地方富商、大地主多多捐輸、捐納，大開賣官鬻爵之風。從此，大清的衰敗成為了歷史的必然。

前面提到，惠征變賣祖產(chǎn)償還四成賠銀后，道光帝終于放過他們一家，但故事還沒有結束。

七年后，道光帝在銀庫虧空與愧對祖宗的雙重自責中死去，大清進入咸豐時代。又一年后，清廷頒布選秀女詔書，惠征的女兒成功入選，被封為皇帝的懿貴人（一說蘭貴人），惠征一家從此否極泰來。這個懿貴人，后來成為大清最尊貴的女人，但很明顯，她并不是大清的“貴人”——這個龐然帝國，便是在她身后轟然坍塌。

▲年輕時的葉赫那拉氏。圖源：影視劇照

歷史早已布滿草蛇灰線，一切因果似乎都有跡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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