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愛魯迅最入骨，29歲公開同居，沒婚禮生一子，骨灰撒魯迅墳旁

在魯迅一生中，有過不少女性朋友，但是最終愛他入骨的女人，大概就屬本篇所說這位女子了。在那個年代，不要婚禮公開同居，沒有名分卻生育一子。就算死后，也要把骨灰撒在他的墳旁。如果不是刻骨銘心的愛，絕對做不到這一點。

下面本篇便來詳述這位了不起的女性的一生，以及她與魯迅先生偉大的愛情故事。

一、出生與家世：晚清名門中的叛逆種子

1898年2月12日（清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許廣平出生于廣東廣州高第街一個顯赫的士大夫家庭。這一年正值戊戌變法前夕，中國社會處于新舊交替的劇烈變革時期。

許廣平出身于廣州西關許氏家族，這是一個在近代中國歷史上頗具影響力的名門望族。她的高祖父許拜庭是廣東四大鹽商之一，從底層學徒起家，最終富甲一方。曾祖父許祥光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為反抗英國軍隊進駐廣州城，帶頭捐獻六萬兩白銀購買武器糧餉，成為抗英愛國運動的領袖。

祖父許應鑅（一作許應骙）是家族中最顯赫的人物之一。他于咸豐三年（1853年）中進士，歷任江西臨江府知府、浙江布政使，直至署理浙江巡撫，官聲顯赫。據傳許應鑅雖身居高位，卻一生秉持清廉操守，不事產業經營，以致身后家人生活頗為清貧。在戊戌變法期間，作為禮部尚書的許應骙對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持激烈批評態度，因而被光緒皇帝以“阻塞言路”為由革職，這一事件成為百日維新中帝后矛盾公開化的標志性事件之一。

然而，許廣平的父親許炳橒（許閬甫）的命運則顯得黯淡許多。他系許應鑅庶出之子，在等級森嚴的大家族中地位不高。許炳枟本人性情淡泊，醉心于詩詞文章，在功名仕途上建樹有限，不善于理財。母親宋氏為澳門華僑商人的女兒，祖籍廣東香山，懂醫道，擅詩詞。

許廣平有三位哥哥：許崇憘、許崇懽、許崇怡，兩個妹妹：大妹許東平，二妹許月平。在這個封建氣息濃厚的大家族中，許廣平從出生起就面臨著雙重困境：既是庶出之女，又是個性叛逆的新生代。

二、童年抗爭：反抗纏足與包辦婚姻

許廣平的童年可以用“抗爭”二字概括。在她出生的第三天，醉醺醺的父親就在“三朝宴”上“碰杯為婚”，將她許配給香港一個馬姓商人的兒子。這戶馬家不僅標榜“守周公禮”，實則縱容家人攔街搶劫、授人勒索，這樣的婚約從一開始就是一道沉重的枷鎖。

八歲那年，母親按舊俗要為她穿耳、纏足。在當時的廣東社會，纏足是女子的“必修課”，許廣平的一位姐姐外號“玉觀音”，就因為纏足，到書房讀書全靠老媽子背著，結果九歲就夭折了。面對這道戕害女性的封建枷鎖，許廣平大哭大鬧，堅決不肯受刑。

幸運的是，她有一位相對開明的父親。許炳枟雖身處舊式家庭，卻不迂腐，心疼女兒，竟默許她放足、不戴耳環。他還對妻子說：“你是胖人小腳，走路要靠兩個丫頭攙扶，女兒將來若嫁了鄉下人，纏了雙足豈不受苦”。這在當時無疑是極為進步的思想。

在家塾讀書時，許廣平又面臨新的不平等。父親只讓老師教她用土話讀書，她的哥哥則可用官話讀書。對這種男女不平等的待遇，她進行了反抗，父親只好應允她和哥哥一樣用官話讀書。她嫌原名“崇媊”太柔，主動改名“廣平”，取“廣東太平”之意，小小年紀便有家國胸懷。

1911年9月，許廣平的母親去世。辛亥革命爆發后，她的全家搬到澳門，許廣平由大哥許崇禧照顧。許崇禧是留日學生，常向她宣傳民主革命思想。在大哥的影響下，許廣平閱讀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廣東主辦的《平民報》，產生了為國家、為民族出力的愿望。她還購閱宣傳婦女解放的周刊《婦女報》，深受其影響。

1917年，父親許炳枟病故，馬家逼婚愈緊。19歲的許廣平絕不妥協，在兄長幫助下毅然退婚，變賣家中唐伯虎真跡得了200大洋，這就是她日后幾年讀書的學費。她告別繁華廣州，北上投奔天津姑母，從此與封建家庭徹底決裂。一個官宦小姐，放棄錦衣玉食，孤身闖天下，只為爭一個“自己做主”的人生。

三、求學之路：五四運動中的新女性

1917年，許廣平考入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預科，第二年升入本科，因成績優異獲得公費。這所學校是當時北方女子教育的重鎮，培養了許多進步女性。

在校期間，許廣平展現了出色的組織和寫作才能。她多次向《直隸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校友會會報》投稿，其中發表了談論現代學校教育的《人才必出學校說》和短篇傳奇《理想之家庭》。課余時間，她擔任天津愛國同志會會刊《醒世周刊》的主編，這是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重要宣傳陣地。

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消息傳到天津，許廣平立刻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中。她是《醒世周刊》的編者之一，曾發表許多關于婦女問題的意見，寫下《富貴不足為榮說》等一批“指點江山”的文字。還與同學們參加街頭講演，宣傳愛國救國和婦女解放思想。

10月10日，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派遣保安總隊的大批武裝警察、馬隊，驅散在南開廣場舉行市民大會的一萬名群眾。許廣平和女同學們用旗桿做武器，站在與軍警搏斗的最前列，并勇敢地包圍了警察廳，憤怒聲討楊以德的罪行，一直堅持到第二天黎明。

1920年5月7日，許廣平又與同學們一起，不顧校方阻攔，沖出校門，參加“五七”國恥紀念大會，校方竟將她們全部開除。許廣平和同學們團結一致，在家長和社會進步輿論支持下，堅持斗爭一星期，終于迫使校方收回了開除牌示。

這些經歷鍛造了許廣平追求真理、平等、自由、民主，剛毅倔強，敢作敢當，蔑視強權的性格，終其一生不曾變更。

1921年，許廣平從直隸第一女師畢業，擔任了短時期的小學教師。1922年，她考入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1924年改稱“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這里是新文化的前沿，也是她命運的轉折點。

四、女師大學潮：與魯迅的初識

1923年，許廣平進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學習。這一年秋天，魯迅開始兼任該校國文系講師，每周講授一小時《中國小說史》。當時的魯迅已經42歲，是文壇巨匠；而許廣平25歲，是充滿理想的青年學生。

魯迅第一次走進教室時，給學生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身材矮小，兩寸長的頭發又粗又硬，筆直地豎在頭頂，衣服上還打滿了補丁。其不修邊幅的外表——破舊的衣衫、濃重的紹興鄉音——甚至引來一些學生的竊笑。

但在許廣平眼里，魯迅的學識和人格魅力足以使他熠熠生輝。她坐在第一排，望著這位“怒發沖冠”的老師，眼里滿含熱切。很多年以后，許廣平還忘不了魯迅主講中國小說史的第一堂課，她在回憶錄里寫道：“許久許久，同學們醒過來了，那是初春的和風，新從冰冷的世間吹拂著人們，陰森森中感到一絲絲的暖氣。不約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氣回轉過來了”。

幾堂課下來，許廣平成了魯迅的忠實粉絲，連他那身布滿補丁的衣服，在她眼里，也像黑夜的星星閃閃發光。敬佩之情悄然轉化為熾熱的愛慕，在許廣平心中生根發芽。

一次交談中，魯迅曾笑著問許廣平：“許應骙是你什么人？”許廣平如實回答：“是叔祖。”魯迅聽后意味深長地“哼”了一聲，半帶調侃地說：“我從小就吃過你們許家的虧”。原來，青年魯迅如饑似渴地閱讀《天演論》等宣傳維新思想的書籍時，被其私塾老師發現。作為懲罰，老師竟命他抄寫許應骙那篇激烈駁斥康有為變法主張的《明白回奏折》。這段往事，成為兩人之間一個帶著歷史因緣的獨特注腳。

1924年，女師大爆發了反對校長楊蔭榆的學潮。楊蔭榆是中國第一位擔任國立大學校長的女性，但她推行孔孟之道，阻止學生參加愛國活動。1924年，楊蔭榆阻止學生參加孫中山追悼會，并發表不當言論，引發進步師生不滿。

作為學生自治會總干事，許廣平成為學潮的骨干。1925年3月11日，因女師大鬧風潮，許廣平心里苦悶，便以“受教的一個小學生”的名義，給魯迅寫了第一封信。她沒料到，當天就收到了回信。魯迅稱她“廣平兄”——比直呼其名，略勝一籌。從此，書信便往來了。

他們在信中討論國民性的改革、《莽原》的出版和上海的學生風潮等。后來魯迅回憶此事時說，“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在軍警追查時，許廣平住進魯迅家中為其抄稿，兩人感情逐步升溫。

五、師生戀：沖破世俗的愛情

1925年8月，許廣平面臨被開除學籍的困境，魯迅則因女師大的學生運動遭到他人攻擊，此時二人確定了戀愛關系。后魯迅在《芥子園畫譜》的扉頁詩中述兩人感情為“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許廣平也以“平林”為筆名先后發表《風子是我的愛》和《同行者》，以表達她的感情。《風子是我的愛》聲稱，“合法也罷！不合法也罷！這都于我們不相干，與你們無關系”。

1925年10月，《國民新報》上刊登了一篇大膽熱烈的告白信，取名為《同行者》，寓意為同伴而行、相攜一生，寫信者正是許廣平。這封光明磊落的告白信，字里行間滿是愛意，仔細一看署名者表白的對象竟然是鼎鼎大名的魯迅先生。

信中寫道：“我不畏懼人間的冷漠，壓迫，一心一意地向著愛的方向奔馳”。單從這句話就能看出，許廣平是一個自信果敢的人，認定了一件事就不會因為流言蜚語而輕言放棄。

用世俗的眼光看，他們之間，障礙實在不少：年齡相差十八歲，魯迅個子矮小，還欠著債，又正被北洋政府通緝。然而最大的障礙，還是魯迅那個“名義上的太太”朱安。

魯迅與原配妻子朱安的婚姻是封建包辦婚姻的典型。1906年，魯迅母親以病重為由騙魯迅回國，與28歲的朱安成婚。新婚之夜，魯迅未與朱安同房，婚后第三天便返回日本繼續學業。魯迅曾對好友許壽裳說起這事，話極平淡：“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供養，便是養著，卻不親近。

魯迅自己，原是寧可“陪著做一世的犧牲”，也不愿傷害無辜的朱安。他曉得紹興的舊習，一個女子若是被“休”了，是要受盡白眼的。但許廣平比他果決得多。

1925年10月20日的晚上，在北京西三條魯迅寓所的“老虎尾巴”里，27歲的許廣平，先伸出手，握住了魯迅的手。魯迅報以輕輕的一握，感到了她的脈搏，聽得見她的呼吸。他終于開口，只說了4個字：“你戰勝了”。那一晚，他們接了吻。

第二天，魯迅一氣呵成，寫了一篇小說，題目叫《傷逝》。這部作品被認為是魯迅對這段感情的某種回應和思考。

六、南下與同居：十年攜手共艱危

1926年8月，許廣平回母校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任訓育主任，魯迅去廈門大學任文科主任兼國學研究院秘書。許廣平任教期間，對于當時的政治環境和自己的工作生活環境感到失望。許廣平堅持在校內打擊國民黨右派勢力，因此校內右派學生黨的核心人物李秀梅被開除學籍，蔣仲篪被勒令退學。

后許廣平因無力支持學校的運行，辭去職務。1927年1月，魯迅到中山大學任教，許廣平任他的助教和廣州話翻譯，與魯迅在白云路租房同居。這一年，廣州發生了“四一五”慘案，國民黨右派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兩人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定居。

1927年10月3日，魯迅和許廣平抵達上海，開始了正式的同居生活。這一年，魯迅46歲，許廣平29歲。他們沒有舉行婚禮，也沒有法律上的婚姻關系，但他們的感情卻比許多正式夫妻更為深厚。

在上海，許廣平悉心照料魯迅生活，為他抄稿、校對，成為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魯迅亦對她關懷備至，教她學習新知，生活里滿是溫情。他們一起迎接愛子周海嬰的誕生，共享天倫之樂。

1929年9月27日，許廣平在上海誕下兒子周海嬰。魯迅為其取名“海嬰”，寓意“上海出生的孩子”。魯迅對兒子極為疼愛，孩子夜里稍有咳嗽，他能瞬間驚醒；許廣平想請保姆，他一口回絕：“不放心別人哄兒子”。他以松樹作為禮物，送給辛苦生產的妻子和剛剛誕生的小生命，預示一家人生命的頑強、孤傲、不屈。

1932年12月，許廣平與魯迅的通信集《兩地書》編輯出版。該書共收信一百三十五封，記錄了兩人從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間的通信往來。這些書信“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卻充滿了真摯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交流。

在上海的十年間，魯迅創作了大量重要作品，許廣平不僅是他的生活伴侶，更是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她幫助魯迅查找資料、校對文稿、抄寫稿件，記錄魯迅的重要談話。魯迅后期十年的文字產量，超過此前二十年，背后是她無聲的托舉。

七、魯迅逝世：守護遺志的開始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病在上海大陸新村9號逝世，享年55歲。此時許廣平38歲，兒子周海嬰年僅7歲。

魯迅臨終前緊緊握住許廣平的手說：“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這句遺言，飽含深情與不舍，也寄托了他對許廣平未來的期望。

魯迅留給許廣平的，沒有萬貫家財，只有一堆亟待整理的手稿和嗷嗷待哺的幼子。有人勸她，把孩子交給魯迅的弟弟周建人，她可以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許廣平拒絕了。她說：“我要守護他留下的光”。

在救國會和許廣平的推動下，魯迅的殯葬活動成為一場民眾運動。此后，許廣平開始整理編校魯迅的作品。魯迅逝世后，許廣平在撫養孩子的同時，也承擔了魯迅母親魯瑞和朱安的生活費。

作為陪伴魯迅走過最后十年歲月的女人，許廣平是魯迅的伴侶卻不是妻子。如果勉強可以稱為妻子的話，那許廣平也只能算是“二房”，真正的“大房”是魯迅在浙江老家的女人——朱安。

魯迅去世之后，許廣平在困難的歲月里也經常匯生活費給朱安。1947年6月間，朱安病逝于北平。許廣平匯錢為朱安辦了喪事。在魯迅去世前幾年，朱安曾拒絕接受周作人的錢，卻樂于接受許廣平匯寄的生活費。朱安也對人說：“許小姐待我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確是個好人”。

許廣平不僅在經濟上支持朱安，對她的身世也深懷同情。朱安去世后一年，許廣平在一篇散文里寫道：“魯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家長輩叫她‘安姑’”。這末句很有感情，也是頗細膩的一筆。

八、抗日戰爭：獄中堅貞不屈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日戰爭開始。許廣平加入中國婦女抗敵后援會，上海淪陷后，許廣平成為留守在上海的三名骨干之一，積極為抗日戰士們募捐物資。

同時，許廣平在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抗戰文藝》《文獻》《魯迅風》《文藝新聞》等刊物中發表大量紀念魯迅和有關婦女解放的文章。她參與創辦婦女雜志《革命的婦女》，在雜志中控訴蔣介石屠殺革命者的罪行，揭露勞動婦女的悲慘遭遇。

淞滬會戰爆發時，很多友人勸她撤離上海，去后方避難，但許廣平婉拒了他們的好意，選擇繼續留在上海。許廣平為什么會做出這個選擇，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上海是她與魯迅共同生活多年的地方，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憶，而且魯迅生前留下了大量的手稿等珍貴遺物；二是許廣平知道，越是在艱難的地方，越需要有人留守，她作為魯迅的遺孀，有責任留在上海，為抗戰做出一點貢獻。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在上海的日本侵略軍開進占領英法租界。不出一星期，就是在1941年12月15日凌晨5時，十余個便衣人員，闖到法租界霞飛路許廣平的家。

敵人在房間中搜尋一通，抄走了部分《魯迅日記》手稿和書刊，打成兩大包，押著許廣平關進了北四川路日本憲兵隊總部。在1942年2月27日又轉移至臭名昭著的極司非而路76號汪偽特務機關“調查統計局”。許廣平被囚受難76天，一直到1942年2月27日才獲釋放。

日本人之所以逮捕許廣平，就因為她是魯迅夫人，認為她必定熟悉活躍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他們妄想從她身上找到線索，從而把上海的左翼文化人一網打盡。

囚禁期間，敵人對許廣平使用了各種酷刑。許廣平在《遭難前后》中描述了殘酷折磨的情景：“從紫色的錦袋里拔出三尺長的軍刀，架在我面頰上，‘說不說，不說就殺掉你’！我定著眼睛沒有任何表示，死了比活受罪爽快，我何必怕？”

敵人還對她進行脫衣侮辱：“‘把衣服脫下來！’像晴天的霹靂。……大衣、長袍，一件件脫下來了，皮鞋也自動脫掉，……很冷，皮膚毛管直豎，牙齒在作戰，就只剩下襯褲了”。

最殘酷的是電刑：“上電刑，把筆管觸動發電機，滋滋聲的電流，從電線走到馬蹄形的鐵圈上，走到貼肉的手腕上，通過腦神經，走到全身，個個細胞遭到電的炙燒，大小神經遭到電殛的震暈，通過血管，走入骨髓，全身發生劇烈烈的變化”。

面對兇殘狡猾的敵人，許廣平抱著“身體可以死去，靈魂卻要健康地活著”的信念，用“自己的生命來保障無數朋友和同道者的生命與安全”。在受刑最艱難的時候，她牢記著四句話：“犧牲自己，保全別人；犧牲個人，保全團體”。

經過社會各界積極營救，1942年3月1日，在獄中被關押了76天的許廣平，經魯迅的日本好友內山完造出面，才被保釋回家。后來，許廣平自己曾說，面對敵人可怕的酷刑，她有自己的“法寶”應對，每當“我苦到受不了的時候，耳邊仿佛有人在激勵我：對付酷刑，要緊的是熬過最痛苦的一剎那，過了這一剎那，人就昏迷，失掉知覺了。這是魯迅先生的話在指引我，堅定我”。

鄭振鐸在《遭難前后》出版序文中說：“我們以安存隱藏著，躲過了這悠久的四年，可以說完全是食她之賜”，表達了對許廣平的敬仰和感激之情。

九、抗戰勝利后：投身民主運動

抗戰勝利后，許廣平以社會活動家的身份投入進步社會運動中，成為上海婦女運動和民主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1946年，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活動中，眾多進步人士齊聚上海，許廣平應邀參加周恩來組織的座談會。

1945年，許廣平參與創立中國民主促進會。她與馬敘倫、林漢達等進步人士頻繁聚會，共同探討時局，最終參與創建了這一重要的民主黨派。在民進的會議上，她多次以“女性與民主”為主題發言，主張“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同頻”。

1947年，許廣平為支持“新五四運動”，籌辦募捐活動，并寫下了《新型婦女運動與現代社會運動之關系》，對當時的婦女運動做出總結和展望。她還擔任《民主》周刊、《文匯報》副刊《婦女》編輯，上海婦女聯誼會主席。

1948年底，在黨的領導下，許廣平攜其子周海嬰經香港轉道赴東北解放區。1949年1月北平解放，2月許廣平等人由東北進入北平，參與建立新中國的各項準備工作，包括籌建婦聯、出席世界擁護和平大會和起草《共同綱領》等工作。

1949年，許廣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后，她長期從事中日友好活動。

十、新中國成立后：政治生涯與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許廣平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秘書長，先后擔任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民進中央副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等職務。

她在統戰工作和對外交流上做出了突出貢獻。1950年7月起，許廣平將魯迅在北京八道灣和西三條的房產、書信、手稿和版稅均交給有關部門。1951年，許廣平參與廣東土改工作團，奔赴廣東四會等地推進土改工作。

許廣平在擔任政務院副秘書長時，關注女性就業問題，推動出臺保護女職工權益的政策；擔任全國婦聯副主席時，她深入基層，踩著泥濘的小路走訪農村婦女，把她們的訴求一一記在筆記本上，為婦女解放事業奔走呼號。

1954年，她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9月出席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討論憲法草案，期間并發言。她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第三屆中央秘書長，第四、五屆中央副主席；第一至三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一至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在文化方面，許廣平為魯迅著作的整理出版做出了巨大貢獻。她耗時數年主持編纂《魯迅全集》，為了確保注釋準確，常對著魯迅的手稿落淚，卻從不在校對時摻雜個人情緒。哪怕是一個標點的改動，都要對照《魯迅日記》《兩地書》等三份原稿反復核對。連助手都勸她“不必這么較真”，她卻堅持：“這不是我個人的懷念，是對整個民族文化遺產的負責”。

1960年，許廣平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在入黨申請書中寫道：“我愿以余生，繼續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斗，像魯迅那樣，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入黨后，她更是以更高的熱情投入工作，哪怕年事已高、身體偶有不適，也堅持參與婦女權益調研、文化遺產保護等事務。

1961年，許廣平率中國婦女代表團赴日本二十七個城市進行訪問，同六萬名日本婦女和各界人士進行親切會談，進一步促進中日人民的友好關系。

十一、晚年與逝世：為守護魯迅手稿而獻身

晚年的許廣平，依然堅守初心，從未停下前行的腳步。她用自己的一生，證明了女性從來不是軟弱的代名詞，不是任何人的附屬品，她們可以有自己的擔當，可以獨當一面，可以活成自己的光。

然而，1968年，一場突如其來的事件讓許廣平的生命走到了盡頭。這一年，許廣平從北京魯迅博物館來信中得知“wg小組”成員戚本禹從文化部私下取走魯迅全部書信原件千余份后，相關資料下落不明。她隨即要求展開追查，但在與友人陳述經過時，突發心臟病，在北京醫院不幸逝世，終年70歲。

許廣平逝世的具體時間是1968年3月3日。她的去世與“四人幫”的迫害有直接關系。許廣平為了保護魯迅先生留下的手稿等寶貴財富，與“四人幫”進行周旋。然而，她勢單力薄，在受到一系列迫害后，魯迅先生的書信手稿還是落到了“四人幫”手中。這一結果對許廣平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刺激，最終心臟病發作。

許廣平逝世后，周海嬰向毛主席寫信求助，要求追回魯迅手稿。毛主席得知后極為震怒，當即下令周恩來總理務必盡快找回手稿。1968年3月3日晚上，周恩來總理主持中央wg小組碰頭會，將追查任務交給時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楊成武。楊成武隨即命令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等人展開調查。

調查過程中，戚本禹承認曾拿走魯迅手稿，但聲稱已交給中央wg小組的何先倫，具體下落不明。調查人員輾轉找到何先倫，得知手稿已由保密員卜信榮保管，存放于釣魚臺中央wg的保密室。最終，調查人員在江青住處的保密室里查出了這批手稿。

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魯迅手稿失而復得，“四人幫”一伙破壞魯迅文物的陰謀徹底破產。追回的手稿被妥善保存，并準備全部影印、分函出版。

許廣平生前曾立遺囑要求尸體火化，骨灰作肥料入土。家屬遵其要求，把許廣平的遺體火化，灑在魯迅墓旁。她臨終前交代家人，不要把她與魯迅合葬在一起。家人和身邊的朋友非常難以理解，這樣一位如此深愛魯迅的愛人、戰友竟然會提出這樣的要求。許廣平之所以這樣考慮，或許因為自始至終魯迅都沒有給她一個名分，魯迅一生都在與舊社會斗爭，如果許廣平與之合葬，怕會抹黑魯迅的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