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績：重讀西南聯大，看見沉于歲月的她們

人物簡介：鄭績，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學博士，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研究領域為現代文學史料，著有《浙江現代文壇點將錄》等。

■ 口述：鄭績《她們的西南聯大歲月》作者

■ 記錄：熊維西 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

在以往的西南聯大研究中，女性大都處在配角的位置，她們的名字往往湮沒在“某夫人”“某師母”的稱呼里。不久前，《她們的西南聯大歲月》由團結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沒有講述大師軼事，而是將目光投向了南開校長張伯苓的夫人王淑貞、清華校長梅貽琦的妻子韓詠華、外交家葉公超的夫人袁永熹等，通過日記、校刊、捐贈名錄甚至拍賣圖錄，從史料縫隙中打撈出她們當時的真實處境與精神面貌。近日，本書的作者鄭績接受了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的專訪，講述了西南聯大時期這些女性的故事，以及這些故事如何從歷史深處照見今天的我們——

為了解答自己的難題

我寫《她們的西南聯大歲月》，最初是因為現實生活中出現了一些難題。那段時間，我做了肺癌手術，兒子出國留學，我們又接連搬了兩次家，日子過得非常忙碌。作為一名女性，我突然意識到，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要獨立、強大，但是當孩子需要陪伴，父母需要照料，工作又要求全身心投入的時候，常常讓人感到力不從心。

于是我想，不如回到歷史中去看看。在那樣動蕩的年代，那些女性是怎么生存下來的？她們怎樣安放自己，在國難和家愁之間找到立足之地？

因為我是做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對西南聯大時期的人物和故事比較熟悉，寫起來不至于從零開始。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那個時代正是中國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關口，西南聯大的女性處在新舊之間。她們受過新式教育，卻又陷于舊的家庭結構。她們懷有獨立意識，但是不得不面對“夫妻不能同校任教”這樣的制度性限制。

寫作的過程意外地成了自我療愈。文學或許不能兼濟天下，但是至少可以獨善其身。通過書寫這些女性，我慢慢理清了自己與家庭、社會、職業之間的關系，也逐漸形成了內在的自洽。正如我在書里所試圖呈現的，她們并不是犧牲者，而是在清醒地承擔著責任。她們的選擇，是在有限的條件下，主動去建立一種屬于自己的生活秩序。

在歷史的塵埃里打撈無名的她們

寫這本書最大的挑戰，不是資料的龐雜，而是太多女性沒有留下名字。

比如唐蘭先生的夫人。唐蘭先生是古文字學泰斗，身后有大量紀念文集、紀念館，但他的太太叫什么？我翻遍所有回憶錄，只發現有“唐師母”“唐夫人”這樣的稱呼。學生們記得她坐在屋檐下撿松毛燒火，記得她用簡陋的飯菜招待客人，卻沒人寫下她的名字。我閱讀了所有唐蘭先生的文集，最后是在中國美術館的一份捐贈名錄里，才找到唐夫人作為捐贈人的全名——張晶筠。然后，再對照一本圖錄中的合影說明，確認了這個名字。可也就僅此而已，她的生平、背景、思想，仍是湮沒無聞。

還有皮名舉教授的夫人。皮家是儒學世家，長房長孫娶妻必是門當戶對的大家閨秀。但這位太太是誰？她兒子在回憶母親時，只用了6個字：“母親溫良賢淑。”其余全是講父親如何愛書如命，以至于我們連皮太太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我甚至把皮名舉兒子在拍賣網上流出的家書都收齊了，里面完全沒有提到母親的姓名。

除此之外，徐遠暉也是一位讓我難以釋懷的人物。她是當年《中央日報》兒童副刊的編輯，抗戰期間曾主動邀請西南聯大哲學心理學系教授周先庚的妻子鄭芳為副刊撰稿。鄭芳后來成為我寫作這本書時最重要的史料來源之一。可徐遠暉呢？她有沒有自己的文章或日記？我查了金陵女子中學的校友錄，確認她曾就讀于此。翻到當年的校刊，也發現她在校時寫過散文和評論。但1949年以后，她就徹底從公共視野中消失了。

這些“無名者”的缺席是系統性的遺忘。歷史像一個沙漏，絕大多數普通女性的命運都被篩掉了。

當然，其中也不乏幸運的“打撈”。比如趙蘿蕤，她是《荒原》第一位中譯者，學術水平不亞于她的丈夫陳夢家。但因為西南聯大“夫妻不得同校任教”的規定，她不能在大學任職，只能在家當主婦，同時在中小學兼課、寫稿補貼家用。多年以后，在回憶文章中她輕描淡寫地說：“我是老腦筋，妻子理應為丈夫作出犧牲。但我終究是個讀書人。我在燒菜鍋時，腿上放著一本狄更斯。”沒有怨懟，沒有為愛犧牲的悲情敘事，只有責任分工的平和。

也正因為如此，我對史料十分謹慎。整本書前后耗時四年多，反復修改，力求差錯率最低。這也是對那些被歷史隱匿的女性最基本的尊重。

隱忍、責任與體面是她們的智慧

這些女性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隱忍、責任和體面，是今天人們常常誤讀的品質。她們的隱忍不是軟弱，而是承擔。責任也不是枷鎖，而是一種力量。至于體面，也不是做給他人看的姿態，而是一種尊嚴。

中國女性的“弱德之美”， 很多時候就藏在無聲的持守之中。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夫人王淑貞，就是這樣一位女性。抗戰爆發前，她的小兒子張錫祜報考了空軍航校。當時飛行員的死亡率極高，幾乎相當于“送死”。訓練結束后，每個學員都寫了血書明志。后來張錫祜在參戰途中不幸失事殉國。王淑貞不識字，沒人敢把兒子犧牲的消息告訴她。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但是她什么也沒說，只是繼續操持家務，撫養其他孩子。

有時這種堅守體現為家庭共同體中的各司其職。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在昆明最艱難的日子里，和其他教授太太們一起做定勝糕補貼家用。她們故意不在自家做，因為爐灶是學校配給的公物。韓詠華也盡量不提自己是校長夫人的身份，擔心有損校長顏面。梅貽琦的日記里常記著宴客花去上千元，而每月給家里的錢只有四五百元。可韓詠華從不抱怨，夫妻之間存在著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他主外，她主內。在國難當頭的時候，這樣的分工成了他們共同維系家庭秩序的方式。

而有時體面則是果斷地離開，重新開始。葉公超的妻子袁永熹在西南聯大時，丈夫傳出了緋聞，輿論沸沸揚揚，但是葉公超又不肯離婚。袁永熹并沒有把自己困在婚姻里糾纏，而是帶著兒女去了美國，在加州大學的實驗室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依靠自己的能力生活。

現在有許多人把女性自由理解為經濟上的獨立，認為只有完全自主、徹底脫離情感的束縛，才算真正獲得解放。但是回溯西南聯大時期，即使沒有收入，很多女性也活出了清晰的自我。楊振寧的母親沒有念過書，韓詠華也沒有擔任過公職，但是她們在家里并不被動，還試圖用自己的方式參與到家國命運當中。她們并不把幸福寄托在丈夫是否忠誠上，而是把自己當作家庭，乃至國家的戰友。

這樣的狀態也許不符合現代人對于浪漫關系的理解，但是體現出戰時共同體的理性與堅韌。在那個年代，“男主外女主內”雖然帶有時代的局限性，但是在家庭的實際格局里，它意味著女性要統管整個家族事務，既要料理日常瑣事，又要規劃、維持家庭秩序，這是一項容易被忽視的治理能力。隨著傳統大家庭結構的弱化，核心小家庭成為主流，女性既要照顧孩子又要工作，但是托育資源不足等問題會凸顯出來。由于沒有完善的社會支持系統，壓力就會轉移到個人身上，進而產生情緒內耗和焦慮。

因此西南聯大的女性更值得我們去回顧。她們的獨立不是疏離、孤獨自守，即使在婚姻、家庭、社會等各種關系中依然保持自我。她可以選擇為家庭付出，也可以選擇依靠伴侶，但是不會把自我價值系于對方的評價上。這種在限制之下仍然保持主體性的能力，大概就是今天我們需要重新理解的一種智慧。

搜集資料、走訪、考證和寫作的過程，解決了我的問題，也使我有機會去拾起那些被遺忘的名字，試著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尋找一種平衡。我想，過去不必美化，它本身就具有值得我們傾聽的聲音。

本文刊登于中國婦女報3月5日7版

來源 | 中國婦女報

責編 | 熊維西

排版 | 范語晨

審簽 | 鐘玲

監制 | 金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