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直選，是越南得以推動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根本原因

2005年，越南《反腐敗法》第一次提到公務人員需要對其財產進行公示的規定，雖然執行糟糕，好歹開了一個頭。

2007年，越南《反腐敗法》增加了保護腐敗舉報人的條款。

2010年，越南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正式提出，但在提出后的兩年內，遭遇了巨大的阻力。

2012年，越南通過《反腐敗法》（修正案），強制要求國會代表及地方各級人民議會代表候選人，在選民代表會議上公布自己的財產。

同年，對領導干部個人財產的申報也前進了一步，修正案要求官員在每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向本人所在機關、組織或單位公布自己的財產清單。

到此，越南的公職人員終于開始大面積地申報自己的財產，但仍然不夠徹底，絕大部分官員對財產的申報往往只是在內部進行，并沒有向社會公開。

2018年，越南國會再次修訂《反腐敗法》（修訂案），新版對原有的條款進行了補充修改，要求也變得更為嚴格——

舊版只是籠統地規定“干部公職”需進行財產申報，新版則擴大了申報對象，除官員外，還增加了警察、軍人、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副處級以上干部等，都需要對財產進行申報。新版還明確要求了該法律涵蓋的所有人員，其財產申報應向全社會予以公示。

從以上時間脈絡，可以看到，越南的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從無到有，再到不斷細化，用了整整13年，3代領導人的時間。

在這樣一場轟轟烈烈、對腐敗官員宣戰的立法運動中，作為立法機構的越南國會，無疑起到了最關鍵的作用。

沒有越南國會代表的不斷建議，就沒有國會的立法投票。沒有國會的立法投票，就不可能推動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落實。

但越南國會代表也是領俸祿的官員，這些代表為什么要投票通過這樣一部損害自己利益的法律？

因為越南的國會代表，是通過人民直選產生的。

時間撥回到1992年，越南通過其第四部憲法，確認從1993年開始，越南的國會代表全部由民眾直選產生。

這一法案通過的背景是1991年蘇聯解體，越南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越南國內民眾對越南當局的執政合法性提出了巨大質疑。時任越南國家主席的武志公，提出了和北方大國一樣的改革開放的國家戰略，隨后主持、修訂了越南1992年《憲法》，確立了越南國會代表的產生辦法。

這項直選代表的制度，一開始實施起來并不順利，由于貪腐盛行，在信息并不發達的90年代，民眾直選的代表未必能真正能代表民眾心聲。國會代表與商人勾結，坑害老百姓的案例時有發生，這也是為什么在2012年《反腐敗法》（修正案）中，法案特意要求對國會代表進行財產申報的原因。

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技術日新月異，信息也越來越發達，隨著越南民眾的財富水平和認知水平不斷提高，人民對于什么樣的人才能當選國會代表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直選代表的制度威力逐漸顯現出來，開始發揮作用，其成就包括：推動官員財產公示，推動工會獨立（已立法），推動公務員從終身制變為合同制等。

不過，仍然需要明確的是，越南國會代表的直選制度，跟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不一樣的。越南國會代表只具有部分的立法權力，并不能決定誰上臺，誰下臺。

根據越南《選舉法》規定，越南最高領導者的候選人，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推薦的，都需要由越共所控制的非政府組織越南祖國陣線先行審議通過，才能進入候選人名單。

所以，由人民直選的越南國會，權力仍然有限。但即便如此，這項制度依然值得肯定。因為它在保持越南一黨執政的同時，充分發揮了基層的民主功能，在遏制權力傲慢，打擊官僚腐敗，維護政府的公信力上，做出了巨大貢獻。

回過頭看，如果沒有國會代表的直選，越南人民的心聲不可能通過國會代表得以在立法上予以體現，越南人民也幾乎不可能獲得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落地，這么一來，最有可能出現的狀況就是——非民選的國會代表清一色地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提出反對，與此相關的立法建議，一次又一次地在國會被否決。

根據透明國際的數據，越南在全球的清廉度排名，在2013年僅為第116名，到2024年則上升到第88名，超過了泰國（第107名）。

在東南亞主要經濟體中，越南的清廉指數僅次于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吸引了包括中資在內的各國資本前往越南投資。越南的人均GDP目前雖然還較低，但在增長率上，常年排在東南亞數一數二的位置。

越南官方設定的目標是在2045年前，將越南建設為一個發達國家。

說實話，這個目標沒那么容易實現，越南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想要成為發達國家，必須營造出適合創新型人才發展的環境。越南的法律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改革也不夠徹底——全球197個主權國家，有138個國家已經實施了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比越南做得好的國家多了去了，實在沒有必要對其進行吹捧。

但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越南，在推動官員財產公示上的立法經驗，的確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