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覺醒只是科幻，但培養皿里的這團“人腦肉塊”，可能真會產生意識

科學家首次發表神經類器官相關論文，至今已逾十年。這種在實驗室中培養的微小細胞簇，被用于模擬人類大腦的不同區域。自此，它們化身為科研的利刃，從雙相情感障礙、阿爾茨海默病，到潛伏的腫瘤與寄生蟲感染，無所不包。介于神經類器官有望減少科研中的動物使用量，而這正是現任特朗普政府的目標之一，因此該領域獲得的資金支持，或許會比其他科學研究領域更為穩定。例如，美國聯邦政府已于去年9月宣布，為神經類器官的整體相關研究投入8700萬美元。

馬修?歐文

Matthew Owen

愛丁堡大學哲學系數據與人工智能倫理學教授，愛丁堡未來研究所技術道德未來中心主任

雅基馬谷學院哲學系的教員，也是密歇根大學意識科學中心的兼職教員。他在英國伯明翰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曾在岡薩加大學擔任伊麗莎白·R·科赫研究員，從事“微小藍點意識研究”，導師是克里斯托夫·科赫博士和布萊恩·克萊頓博士。

馬修?歐文（Matthew Owen）為這一新興研究領域帶來了獨特的視角。作為心靈哲學家，他的研究核心是探尋心智的本質，以及心智與身體、大腦之間的關聯。他借鑒歷代哲學家的研究成果，并將其中部分觀點應用于現代科學研究。2020年，歐文以訪問學者的身份進入麥吉爾大學的一間神經科學實驗室，在此期間結識了從事神經類器官研究的科研人員。兼修生命倫理學的他，渴望幫這群科學家直面一個或許令人脊背發涼的拷問：這些微型的細胞團，有朝一日真的會蘇醒出意識嗎？

部分專家認為，即便神經類器官真的能產生意識，在可預見的未來也難以實現。盡管如此，一些實驗的開展仍讓這一問題的探討提上了日程。2022年，澳大利亞初創企業皮層實驗室的布雷特?卡根（Brett Kagan）等研究者發表論文，闡述了他們如何訓練實驗室培養的腦細胞，玩一款類似乒乓球的電子游戲*。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腦細胞被培養為單層結構，從技術層面來講并非類器官，但其被認為具備與類器官相似的功能。該論文的作者指出，這些微小的細胞簇在實驗過程中表現出了“感知能力（sentience）”。Undark雜志近期就這一實驗，以及歐文自身關于神經類器官的研究著述，對其進行了專訪。

Kagan, Brett J., et al. "In vitro neurons learn and exhibit sentience when embodied in a simulated game-world." Neuron 110.23 (2022): 3952-3969.

歐文目前任職于亞基馬谷學院哲學系，同時也是密歇根大學意識科學研究中心的兼職研究員。為精簡篇幅、保證表述清晰，訪談內容已做編輯處理。

Q 有哪些研究讓人們開始猜想，類器官或許有朝一日能產生意識？

馬修?歐文：布雷特?卡根及其團隊在2022 年的研究中稱，他們證實了單層皮層神經元被置于模擬游戲場景中時，能自主組織活動，表現出帶有智能性和感知性的行為。這一研究的相關報告雖引人關注，但我認為研究者所用的 “有感知能力的”一詞，應被理解為“對刺激產生適應性反應”，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感知”或“感受”。這些神經元的學習模式，和算法的學習邏輯其實是一樣的，比如算法會通過學習得知我喜歡看滑雪視頻，進而做出適配調整，開始往我的蘋果手機推送相關視頻。也如同葡萄藤會學著順著支架向上生長的那種適應性反應。

Q 在今年1月的一篇論文中*，您與合著者闡釋了關于意識的本質及其與大腦關聯的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機制論）認為，意識本質上就是人類和其他動物的大腦中存在的神經活動模式。按照這一定義，只要科學家能以某種方式在類器官中復刻這類神經活動模式，類器官就會產生意識。

而另一種觀點（主體論）則認為，擁有意識的并非大腦本身，而是持有大腦的主體，也就是人類。依此定義，類器官永遠無法產生意識，因為它只是人體的一部分，而非完整的人類個體。我的理解是否準確？

Owen, Matthew, Darren Hight, and Anthony G. Hudetz. "Human brain organoids and the mereological fallacy." Neuroethics 18.1 (2025): 8.

馬修?歐文：你對我們論文的總結很到位。歸根結底，核心問題在于意識與其神經機制之間存在怎樣的關聯。前一種觀點認為，只要意識存在，大腦中與之對應的神經機制就是意識本身。

但如果意識是生命主體借由大腦所彰顯的一種潛能”，它既不等同于大腦中的神經活動過程，也并非由這些神經活動產生，而只是利用這些神經活動來實現自身，那么關鍵問題就變成了：是否存在這樣的生命主體，或者說，腦類器官能否成為一個獨立的生命主體？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即腦類器官并非生命主體，那它們就永遠不可能產生意識。

正如哲學家米赫雷圖?古塔（Mihretu Guta）所言，意識并非一種獨立存在的屬性，它始終是某個生命主體所擁有的屬性。也可以用笛卡爾（Descartes）的話來概括，即“思考必有思考者”。

Q “思考必有思考者”，這個類比很有意思。我懂您的意思了，畢竟我們剛才還在聊無生命之物也能學習，這或許也能被寬泛地定義為思考，就如我剛才提到的算法。

馬修?歐文：你一定注意到了，在探討“腦類器官能否覺醒”與“AI或計算機能否覺醒”之間，存在著極其微妙的鏡像關系。不過平心而論，我認為腦類器官產生意識的概率要遠大于AI。原因無他：相比于冷冰冰的代碼，它們與我們顱骨內那套已知能承載意識的神經網絡，有著太多的血脈共性。

我不是說要對類器官意識這個命題表現出傲慢與輕視。恰恰相反，我認為這是一個極具研究價值的重要問題。但隨著對該課題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心中的疑慮也越來越深。

Q 我在日常閑聊中提到，有些研究團隊培育的腦類器官已經能學會玩簡單的電子游戲，有時會有人問，這類研究是否符合倫理。培養人類細胞，再教這些細胞學習，這一過程總讓人有種近乎養育后代的感覺。這是不是新聞報道對相關研究的解讀方式造成的？我們追問這類研究的倫理問題，難道是一種錯誤嗎？

馬修?歐文：我認為，追問這類研究的倫理問題絕非錯誤。無論我們是開展研究的科學家、為研究提供指導的生命倫理學家，還是為研究出資的納稅人，都肩負著道德責任，需要深入思考這類研究背后的倫理問題。但要做好這件事，我們必須認識到，“學習”的內涵是多樣的：有些層面的“學習”具有道德層面的意義，意味著這是帶有意識的學習行為，而另一些層面的“學習”則并非如此。

我傾向于認為，人類腦類器官的“學習”，大概率不具備意識或道德層面的重量。它們更像是算法在迭代，或是植物在向陽生長，是一種純粹的適應性本能。但即便事實如此，我們依然有道德責任去提出這些倫理問題，并且以符合倫理準則的方式開展、資助科學研究，這就要求我們對自身的研究行為進行深度的倫理反思。

Q：說到科研資金的投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已出臺新政策，計劃以腦類器官等新研究手段替代實驗動物，減少實驗動物的使用。作為生命倫理學家，你如何權衡科研中使用實驗動物與腦類器官這兩種方式的利弊？

馬修?歐文：如果腦類器官本身無法產生意識，且它們所謂的“人類屬性”，僅僅是因為它們脫胎于人類誘導多能干細胞，那么在我看來，使用腦類器官遠比使用動物模型更符合倫理。因為動物，是確鑿無疑的、擁有意識的生命主體。

只要它們是由誘導多能干細胞培育而來，腦類器官就是一次偉大的跨越。這種培養方式能讓我們繞開使用人類胚胎引發的倫理爭議，進而維護公眾對科學研究的信任。

Q：最后，您還有什么想補充的嗎？

馬修?歐文：關于我們該以何種程度擔憂腦類器官可能產生意識這一問題，我可以這樣概括：相較于擔憂AI覺醒，我們理應對腦類器官的覺醒傾注更多的焦慮，因為腦類器官與人類大腦的共性，遠多于人工神經網絡與人類大腦的共性。而相較于人類胎兒產生意識的可能性，我們則無需過度擔憂腦類器官的意識問題，因為胎兒經由一種生物過程發育而來，地球上每一位父母都清楚，這一過程會孕育出擁有意識潛能的生命主體。這是我能想到的，梳理該問題相關倫理風險最簡潔的方式。

https://undark.org/2025/12/12/interview-matthew-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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