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冬梅：以戰略協同布局強化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功能定位

統籌推進北京（京津冀）、上海（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是以戰略協同布局強化科技創新中心功能定位的重大實踐。將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從核心城市的點狀增長極布局，升級為地域相連的城市群協同創新布局，是新發展階段推進國家區域重大戰略實施的關鍵舉措，更是我國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抉擇。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擴圍，不僅是地理空間的延伸，更是科技創新體系、區域發展格局、產業創新生態的全方位升級。立足新發展階段，需以打造原始創新策源地為核心、以創新廊帶建設為載體、以體制機制突破為保障，使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成為世界級的創新高地、產業高地和人才高地，在全球科技競爭中占據主動，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注入新動能。

著力打造原始創新策源地，以資源集聚優勢夯實基礎研究根基

原始創新是科技創新的源頭活水，決定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長遠競爭力。以城市群為載體整合基礎研究資源，有助于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成為全球原始創新的策源地，形成支撐國家科技創新長遠發展的中堅力量。錨定2035年建成科技強國的戰略目標，需堅持“兩條腿”走路，既要重視自由探索的基礎研究，更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強目標導向的基礎研究，以有組織攻關破解“卡脖子”底層短板，為關鍵核心技術突破提供理論與方法支撐。

京津冀是全國高校科研院所、國家實驗室資源空間集聚密度最高的區域，且依托北京的原始創新優勢，區域整體基礎研究實力穩居全國首位。雄安新區的創新布局更讓區域基礎研究資源實現優化再配置。長三角研發經費投入占全國的三成左右，研發人員占比接近全國的三分之一，產業配套完善，原始創新成果轉化效率高。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化程度高，市場活力強勁。但同時也要看到，三大區域的原始創新發展仍存在短板：基礎研究經費占比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跨行政區的基礎研究協同機制尚未完善，部分領域存在重復研究、資源分散問題，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機制不完善，目標導向的基礎研究與產業需求的銜接也不夠緊密。

強化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原始創新策源功能，需立足資源集聚優勢，以強化目標導向的基礎研究為重點，形成差異化協同、全鏈條支撐的協作格局。

一是提高區域內基礎研究資源利用效率。鼓勵各創新中心內部設立區域性聯合基礎研究基金，引導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資金協同投入，提高基礎研究經費占全社會研發經費的比重，重點支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國家重大產業需求的目標導向基礎研究，讓基礎研究成果更契合產業創新的實際需求。同時，推動大科學裝置、大型儀器設備等科研資源區域內共享。

二是加強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在基礎前沿領域的協同合作。引導三大區域的國家實驗室、頂尖高校、科研院所及領軍企業等戰略科技力量，通過設立跨省聯合基金及建設創新聯合體等形式，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學等前沿領域開展重大課題的聯合攻關，推動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三地形成既有自身研發側重，又有區域錯位分工的差異化基礎研究布局。

三是完善基礎研究與產業需求的銜接機制。在三大創新城市群內加快概念驗證中心等基礎研究成果轉化對接平臺建設，推動屬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圍繞區域主導產業的核心技術需求開展基礎研究。同時，鼓勵企業參與基礎研究項目立項和研發過程，探索由企業在實踐中出題，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答題，政府在此過程中協調支持基礎研究的新模式，讓基礎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務于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夯實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技術根基。

以創新廊帶建設為載體，加快世界級產業集群培育與發展

創新廊帶是連接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的重要紐帶，是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關鍵抓手。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擴圍，更加有利于構建以中心城市為龍頭、周邊城市為支撐的創新廊帶，能夠將中心城市的“虹吸效應”轉化為輻射帶動功能，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促進區域間產業梯度轉移與協作，形成各具特色、優勢互補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這不僅能有效破解核心城市產業承載力不足的問題，更能推動跨行政區的產業鏈供應鏈協同升級，培育形成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讓三大區域成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陣地。

地緣經濟為三大區域產業集群的發展提供了天然的便利，近年來三地科技與產業的融合發展持續增強。京津冀地區共同繪制氫能、生物醫藥等6條重點產業鏈圖譜，合力打造集成電路等5個優勢產業集群。北京流向津冀的技術合同成交額接近1000億元，中關村企業在津冀的分支機構達到1萬余家。長三角地區以G60科創走廊為核心載體，共建科技園區與成果轉化基金，不斷深化9市的“一網通辦”，在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等領域形成了萬億級產業集群。粵港澳大灣區以廣深港澳為極點，推動創新要素在大灣區內自由流動，數字經濟、先進制造等產業集群規模持續擴大。在2025年全球百強創新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廣州、北京、上海—蘇州分別位居第1、第4和第6位，彰顯了三大區域產業集群的全球競爭力。但與此同時，三大區域產業集群的同質化競爭現象依然存在，部分領域存在低端產能過剩、高端供給不足的問題。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仍有堵點，科技成果區域內轉化程度仍有待提升。跨省的創新要素與產業發展聯動效應尚未充分發揮。

創新走廊和創新帶是區域協同創新的重要空間紐帶，全球知名創新區多呈現出“廊帶”分布的特征。在特定區域內，通過串聯核心城市與產業節點，可以發揮各地比較優勢，整合科技、產業、人才、資金等要素。以廊帶串聯創新鏈與產業鏈，推動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錯位互補、深度協同，加快形成世界級產業集群，可從三方面發力。

一是以有為政府構建多層級跨行政區協同治理體系。通過規劃引領，明確三大區域內科創廊帶建設的功能定位、重點產業方向與協同路徑，可以自上而下推動跨行政區創新資源統籌配置，破解主體利益差異難題。圍繞各產業集群的核心需求，可以在創新廊帶內布局一批共性技術研發平臺，推動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協同創新。地方政府間通過建立區域聯席會議、聯合辦公室等常態化機制，實現政策對接、項目合作、資源共享的精準落地。

二是構建重點產業科技創新帶，提升產業協同深度。沿交通干線布局重點產業科技創新帶，如京津冀沿京雄快線打造智能網聯汽車與新能源帶、長三角沿G60打造集成電路與大飛機帶、粵港澳沿廣深港打造生物醫藥與數字經濟帶。依托龍頭企業串聯上下游企業，完善供應鏈配套，打造研發在核心區、制造在周邊、服務在全域的產業生態，形成具有全產業鏈競爭力的世界級產業集群。

三是完善廊帶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網絡。加快跨行政區的交通干線建設，在各創新中心區域內打造“一小時創新圈”。同時，推動教育、醫療、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為人才跨區域流動消除后顧之憂。例如，在長三角推廣“一卡通”服務，在粵港澳探索港澳居民內地就業創業的便利化措施。

突破科技協同創新體制機制，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體制機制創新是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擴圍升級的動力源泉，直接決定區域協同創新的深度與效能。突破科技協同創新的體制機制障礙，能夠打破現有行政區域的制度壁壘，構建適應城市群協同創新的治理體系，推動協同創新由簡單物理疊加向深度化學耦合轉變。三大中心在體制機制方面的探索與突破，不僅能為自身高質量發展提供持續動力，更能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模式，為全國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提供引領和示范，推動我國區域創新體系向更高能級、更廣領域發展。

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以破除行政壁壘、促進要素流動為核心，形成差異化協同創新政策突破路徑，為進一步突破創新壁壘奠定了基礎。京津冀設立了自然科學基金合作專項與科技創新協同專項，聯合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建立了跨省的科技項目共研、經費共擔的機制。長三角推出了聯合攻關、創新券跨省兌付等政策，并依托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推動創新要素自由流動與優化配置。粵港澳在科研經費跨境使用、人才資質互認、科技成果跨境轉化等方面開展先行先試，通過深化聯合實驗室建設完善跨境成果轉化機制。但總體來看，三大區域協同創新的體制機制仍存在短板：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體系尚未充分體現協同創新導向；人才、技術、資本等創新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機制不夠健全，區域間的創新政策銜接不夠緊密；科研經費的跨區域、跨主體使用仍有諸多限制，科技成果轉化的收益分配機制尚未理順，與城市群發展相適應的創新生態還未形成。

突破科技協同創新的體制機制障礙，需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重點推進三大制度創新。

一是以法治剛性保障協同機制長效運行。不斷完善三大區域的聯合立法機制，將科技創新券通用通兌、先使用后付費等實踐成果轉化為制度規范，明確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共建、跨行政區聯合攻關等法定責任，即通過區域協同立法明確創新資源共享標準、成果轉化權益分配規則，破解行政壁壘帶來的協同難題。

二是創新跨行政區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突破科研經費跨省份、跨主體使用的限制，在三大區域開展科研經費“包干制”及“跨行政區調劑使用”試點，建立區域性科研經費監管機制；允許跨行政區全職聘用人才視同本地工作，享受同等人才政策，通過派駐專職聯絡員打通高校、科研院所與地方產業的對接通道；探索建立區域統一的科技數據共享平臺，明確科研數據流通規則，為人工智能賦能千行百業提供數據支撐。

三是深化科技金融體制改革。在三大區域布局一批科創金融改革試驗區，推動科技與金融深度融合，完善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科創板上市等多層次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為科技協同創新和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充足的金融支持。

文章來源于《學習時報》2026年3月16日第5版。劉冬梅，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黨委書記。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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