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這些年到底發生了什么

《一次別離》

最近幾天，伊朗再次以一種極端而熟悉的方式進入世界新聞的中心：戰爭開始了。導彈劃破夜空，眾多在中東的旅客被迫滯留，與此同時，伊朗多名關鍵領袖遇害的消息層出不窮，傷亡人數逐日遞增，世界的神經被不斷攪動。

對我們而言，伊朗爆發戰爭的消息似乎突然；但對伊朗自身，今日的局面是漫長歷史的又一次顯影。

為什么又是伊朗？如果只從眼前的軍事沖突來理解伊朗，我們看到的，永遠只是碎片化的現實，而不是其背后的結構。伊朗今天的局勢、對戰爭的反應方式、政權在壓力下的運轉邏輯，都深深嵌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政治記憶中。

在這個意義上，理解當下的伊朗，離不開對其政治歷史的回望。

今天的文章，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王緝思將細拆伊朗的政治演變，尤其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始末，以及哈梅內伊的上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的掌權過程。

今天震驚我們的新聞，在幾十年前，就已埋下種子。眼前的危機或許并非偶然，而是歷史反復作用的結果。

來源 l 看理想App音頻節目《冷戰的故事》

作者 l 王緝思

1.

戰后伊朗成為美國勢力范圍

波斯帝國是歷史上第一個領土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帝國，在公元前550年就建立了，比奧斯曼帝國的歷史要早得多。

公元7世紀中葉，波斯被阿拉伯帝國征服，開始伊斯蘭化。近代的波斯帝國則被淪為大英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勢力范圍。1925年，禮薩·汗·巴列維建立了巴列維王朝，力圖推進現代化和世俗化。直到1935年波斯才改國名為伊朗。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伊朗與納粹德國關系密切。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后，英國和蘇聯出兵伊朗，蘇聯占據了伊朗北方，英國占據了伊朗的中部和南方。同德國親善的禮薩·汗國王被迫遜位，太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繼位。伊朗同蘇聯有1600多公里的共同邊界，成為二戰期間美國向蘇聯提供物質援助的重要走廊。

1942年1月，在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斡旋下，英國、蘇聯和伊朗訂立了同盟條約，規定蘇英兩國軍隊應在戰爭結束后6個月內撤軍。此后，英蘇兩國在伊朗境內各自鼓動不同的地方勢力，企圖分裂伊朗。

為了把英國和蘇聯勢力擠出伊朗，巴列維國王加強了與美國的接觸，而美國在此之前也一直覬覦伊朗豐富的石油資源和它的戰略地位，反對英、蘇瓜分伊朗，表示支持伊朗的獨立地位。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美伊雙方一拍即合。

《神圣無花果之種》

二戰后初期，英國和蘇聯仍然在伊朗有相當大的勢力范圍。伊朗北部有一個阿塞拜疆省（現在分成東西兩個省），主體民族是阿塞拜疆人，和蘇聯加盟共和國阿塞拜疆接壤，被蘇軍占領。

1945年11月，在斯大林、貝利亞等蘇聯領導人的精心策劃下，親蘇的阿塞拜疆民主黨和伊朗人民黨（又譯作“群眾黨”，即共產黨）發動了一場反對中央政府的叛亂，很快宣告成立了“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國”，首都是大不里士。

同年12月，伊朗庫爾德民主黨在蘇聯的支持下，宣布在庫爾德斯坦成立“馬哈巴德共和國”（即“庫爾德共和國”）。在蘇聯占領區的其他少數民族也出現了要求民族自治的運動，伊朗面臨分裂的重大危機。

于是，伊朗政府向美英求援。美國要求蘇聯停止支持叛亂運動，恢復伊朗對阿塞拜疆省的統治。蘇聯以維護當地秩序為由，拒不履行當初的撤軍承諾。杜魯門政府威脅要對蘇聯采取軍事行動。

在各方壓力之下，蘇聯被迫于1946年5月從伊朗撤軍。隨后，伊朗軍隊攻入大不里士和庫爾德斯坦，取締了阿塞拜疆民族自治政府和馬哈巴德共和國。

伊朗危機以美國大獲全勝而宣告結束，但是這一場危機卻為中東地區的冷戰拉開了序幕。

《神圣無花果之種》

1949年，伊朗人民黨暗殺巴列維國王未遂，導致人民黨被取締，巴列維的權力擴大。但是，人民黨所推動的石油工業國有化運動得到了民眾廣泛支持，要求政治開放、新聞自由的呼聲水漲船高。

1951年，伊朗議會通過決議，任命穆罕默德·摩薩臺為新首相。摩薩臺堅決執行石油生產國有化，排除英國公司對石油的壟斷，要求捍衛國家主權、憲法權利和選舉自由。巴列維國王被迫出國躲避。英國不甘利益受損，聯合美國，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劃下，在1953年發動伊朗政變，推翻了摩薩臺政府，將巴列維國王送回伊朗，重新執政。

國王的復位，標志著專制統治的回歸，給伊朗的民主化試驗畫上了句號，開始了一個依靠美國支持實行高壓統治的穩定時期。但是，1953年英美推翻摩薩臺的政變，削弱了巴列維政權的正當性，為后來的伊斯蘭革命埋下了伏筆。

2.

“白色革命”

巴列維國王的統治逐漸穩固后，伴隨著大量石油美元的流入，出現了伊朗經濟一片繁榮的景象，德黑蘭等大城市的面貌煥然一新。同時，通貨膨脹加劇，貧富差距擴大，尤其是農村地區，存在嚴重的不平等現象。土地的分配不均使農民深受剝削，生活貧困。采取陳舊的生產和管理方式的在地主不愿意推動農村教育，拒絕使用先進的生產工具，嚴重阻礙了農業經濟的發展。

1954年以后，伊朗政府發現石油收入無法承擔七年工業計劃和不斷攀升的軍費開支，于是憑借赤字財政和高額外債來維持。赤字財政加上1959-1960年間的農業歉收導致民眾生活費用激增，高額的外債耗盡了國家的外匯儲備。因此，伊朗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政府尋求幫助。此時，伊朗各地罷工頻發，政權穩定受到威脅。

1950-1960年代中東地區發生過風起云涌的反美浪潮。伊朗作為穩定發展的親美國家，對美國防止共產主義擴張的戰略價值更加突出。

美國一方面極力扶植反共的巴列維國王，另一方面也督促他盡快進行國內改革，緩和國內矛盾，防止激進革命的發生。

1961年上臺的民主黨總統肯尼迪，要求巴列維王朝削減軍事開支，懲辦貪官污吏，任用溫和派官員，放松政治壓制，進行土地改革，甚至以停止美援和讓伊朗領導人“換馬”相威脅。巴列維國王對美國的要求自然不敢怠慢，1960年土耳其軍事政變等事件也給巴列維敲響了警鐘，迫使他考慮通過一些改革措施來緩解國內矛盾。

1963年1月9日，在德黑蘭召開的全國農民大會上，巴列維宣布六點改革計劃。最初這一計劃是以國王敕令的形式頒布的。為了使計劃合法化并得到更大的支持，國王舉行全國公民投票。

根據政府統計，公投的結果是贊成票占投票總數的99.9%以上。盡管公投顯然存在舞弊和造假現象，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和城市中產階級支持國王的現代化改革計劃，是不爭的事實。國王仗著美國撐腰和公民投票的勝利，對反對改革的政治勢力進行了嚴厲鎮壓。

《一次別離》

從1963年到1978年，巴列維國王推行的一整套社會經濟改革計劃，被稱為致力于現代化的所謂“白色革命”（即不流血的革命）。

“白色革命”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土地改革。政府從地主手中收購土地，低價賣給佃農，使150萬個佃農家庭擁有了自己的土地，惠及的人口，占伊朗人口的40%。

第二，推廣現代農牧業技術，興建水利設施，保護水力資源，大大提高了伊朗的農業產值。

第三，森林與牧場的國有化。在干旱的伊朗國土上推行植樹計劃，創建了環抱城市和主要高速路的“綠色地帶”。

第四，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將企業按股份出售給地主，并給私有企業員工分紅。

第五，給予婦女選舉權。這項維護婦女權益的措施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爭議，受到伊斯蘭教職人員的嚴厲批評，但卻作為“白色革命”為數不多的遺產，至今被保留了下來。

第六，開展掃盲運動，實行免費義務教育。

第七，推進國民衛生健康運動。第八，建立社會保障和國家保險制度。為所有伊朗公民提供社會保障，實行退休制度全民覆蓋。

正像中國政治學者房寧和吳冰冰所指出的，從內容來看，伊朗的“白色革命”充分吸收了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

四十多歲的巴列維國王當年發動“白色革命”時，曾經描述說：“我們需要進行一場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舉結束一切社會對立和導致不公正、壓迫和剝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礙前進、助長落后的反動勢力，……盡快地使我們達到和趕上當代世界最先進社會前進步伐的目標”。

但是，巴列維倡導的改革超越了國情，使伊朗走上了一條畸形的發展道路。

在政治上，巴列維拒絕民主化，強化君主專制。他鎮壓政治反對派，設立秘密的警察機構。一些宗教領袖因反對國王的專權和世俗化政策，被監禁或者驅逐出境。

在經濟上，巴列維盲目地實施超前的工業化戰略，逐漸導致通貨膨脹，農民破產，城市失業嚴重，上層奢侈腐敗。

在精神生活上，民族傳統文化和伊斯蘭信仰遭受猛烈沖擊，社會風尚敗壞。在對外關系上，過度親美的政策極大地傷害了伊朗的民族自尊心。比如，在伊朗的美國軍人可以享受治外法權，犯罪不受伊朗法庭的審判，而是交給美方處理。這樣一來，巴列維政權最終把自己推到了伊朗各階層民眾的對立面。

3.

伊斯蘭革命（“黑色革命”）

正像政治學者房寧和吳冰冰所說，巴列維國王的理想不可謂不崇高，但“白色革命”的實踐與其初衷完全是南轅北轍。“一個偉大的理想化的目標與伊朗社會現實完全脫節，終于演變成了一場劇烈的社會沖突。”

巴列維國王在“白色革命”過程中，嚴重低估了宗教集團的力量。土地改革不受什葉派教士的歡迎，因為許多什葉派教士本身是地主，土地改革侵害了他們的宗教遺產。而給予婦女選舉權等政策，則觸犯了宗教階層的價值觀。在這個背景下，什葉派宗教領袖阿亞圖拉·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在伊朗的政治舞臺上開始大放異彩。

霍梅尼1902年出生于一個擁有土地的教士家庭，自小熟悉伊斯蘭教什葉派的學問，后來轉到圣城庫姆深造，接受了伊斯蘭教法教育。他將思想斗爭的矛頭指向巴列維王朝推行的世俗主義，將它描繪為神職人員墮落、新聞媒體腐化的罪魁禍首。他反對1963年2月進行的“白色革命”公投。

霍梅尼的支持者發動示威，演變為德黑蘭和部分地方城市的流血騷亂。霍梅尼因此在六個月后被逮捕并驅逐出境，開始了15年的流亡生涯，曾輾轉到過土耳其、伊拉克和法國。在這期間他保持寫作和教學，他的追隨者遍布伊朗各地并組成了政治網絡，在伊朗國內廣泛傳播霍梅尼的宗教思想。

1976年，石油收入的下降和預算短缺，使伊朗政府過于激進的發展計劃難以為繼，多年來對不同意見的鎮壓行動，削弱了中產階層甚至精英階層對巴列維的支持。從1977年5月到1978年1月，伊朗接連發生反對巴列維國王和君主體制的大規模示威活動。

為了應對危機，巴列維國王做出妥協。1978年8月，他任命一位具有宗教背景的官員出任首相，采取了一些放寬管制的措施，承諾伊朗很快會變成一個“西方式民主國家”。然而這些措施為時已晚，無濟于事。罷工及示威活動擴大，整個國家都癱瘓了。

《一個英雄》

1978年9月8日，大批群眾聚集在首都德黑蘭市中心的廣場，與軍警發生沖突，當天造成89位示威者喪生，被稱為“黑色星期五”。10月，政府雇員和一些官員加入到由德黑蘭煉油廠工人發起的罷工行動，罷工蔓延到各行各業和政府部門。權貴階層紛紛開始向海外轉移資產。

此時，霍梅尼在流亡途中飛抵巴黎，大力鼓吹用革命手段推翻巴列維王朝。由于霍梅尼在巴黎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觸媒體和反對派，他的號召迅速傳遍伊朗，在國內引起了巨大反響。

到了1979年1月，盡管巴列維國王做出讓步，同意在保留王權的前提下放棄一切主張和特權，但他的王朝大勢已去。巴列維國王在1月16日離開伊朗前往開羅，而霍梅尼于2月1日回到首都德黑蘭，受到兩三百萬伊朗民眾的熱烈歡迎。

支持霍梅尼的武裝人員擊敗了忠于國王的部隊，巴列維政權很快土崩瓦解了。由霍梅尼任命的臨時總理巴扎爾甘進入首相府，正式接管權力，迅速建立新的內閣。至此，巴列維王朝徹底覆滅。巴列維被迫逃亡到美國，于1980年病死在埃及。

在霍梅尼領導下，伊朗民眾掀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黑色革命”（“黑色”指穆斯林的黑色罩袍）。巴列維王朝被推翻后，伊朗經過全民公投，在1979年4月將國名改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過了新憲法。憲法規定伊斯蘭教是共和國的基礎，絕對主權屬于真主。霍梅尼在1979年12月成為國家的最高領袖。

整個國家以伊斯蘭教法為法律，女性被要求重新戴上面紗。國家的實際權力掌控在伊斯蘭教士的手中，教士階層成為新的權貴。

4.

伊朗人質危機和兩伊戰爭

伊朗伊斯蘭革命營造出一種咄咄逼人的氣勢。受伊斯蘭激進思想的影響，伊朗自視為全球抗衡西方文化侵略和美國霸權的先驅和堡壘。這種觀念在革命成功后的伊朗人質危機和兩伊戰爭等事件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美國總統卡特在1979年10月批準巴列維到美國尋求庇護，讓他在美國接受癌癥治療。巴列維抵達紐約后，與基辛格、洛克菲勒等“美國朋友”進行了接觸。這一事件引發了霍梅尼和伊朗激進團體的強烈抗議。

11月4日，一群年輕的強硬派伊朗人攀越美國駐伊朗大使館的圍墻，占領大使館，扣押了66名美國外交官及工作人員作為人質，提出讓美國把巴列維國王遣返伊朗的要求，在革命法庭上審判他。這些闖入大使館的人士還聲稱美國大使館是密謀反對革命、支持“偶像崇拜者”的“間諜老巢”。

事件發生后，立即有幾名美國大使館工作人員在攝影機的拍攝下被迫游街，世界媒體對此進行了大量報道。被蒙住眼睛、顫抖不已的美國人的照片，很快變成伊朗的狂熱復仇者手中羞辱美國的標志。

美國卡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營救人質的行動。1979年11月19日和20日，13位女性和非洲裔美國人質獲釋。在美國使館被占領時，有六名美國人成功逃脫，在加拿大和瑞典大使館獲得庇護。他們在美國中情局的幫助下獲得了加拿大假護照，在1980年1月加拿大使館關閉時安全地離開。

1980年7月，另一位人質因為疾病原因獲釋。卡特總統發誓將保護人質的生命，但他的營救行動收效甚微。1980年11月的美國大選后，當選總統的羅納德·里根嚴厲譴責伊朗扣押人質的行為，對伊朗發出戰爭威脅。

伊朗政府感到有必要在卡特下臺前了結人質危機。后來美伊雙方同意由阿爾及利亞出面調解，終于在1981年1月19日達成協議，持續一年多的人質危機得以解決。

《神圣無花果之種》

霍梅尼取得政權后，宣稱伊朗是世界上唯一建立了“真主政府”的國家，負有神圣使命。他號召穆斯林世界發起伊斯蘭革命，其中就包括伊朗的阿拉伯鄰國、除伊朗以外唯一以什葉派穆斯林為主體的國家——伊拉克。

伊拉克的人口雖然以什葉派為主，但以總統薩達姆·侯賽因為首的統治集團卻是遜尼派。在薩達姆眼里，伊朗伊斯蘭革命既是威脅，又是機遇。

說它是威脅，是因為薩達姆擔心伊朗什葉派革命浪潮會動搖他的統治，還會影響伊拉克作為遜尼派世俗國家的定位。說它是機遇，是因為伊朗內部局勢混亂，和西方矛盾加劇，伊拉克也許可以借機推翻伊朗神權政府，奪取伊朗的領土和油田。

除了教派差異，霍梅尼和薩達姆還有個人恩怨。1978年，薩達姆懷疑霍梅尼煽動伊拉克境內的什葉派獨立，把他驅逐出境，兩人自此反目成仇。

最終，兩伊戰爭在1980年9月爆發，伊拉克大軍入侵伊朗。薩達姆本以為可以輕易結束這場戰事，卻發現伊朗人把革命熱情投入到戰場，而德黑蘭的伊斯蘭教士也利用戰爭鞏固內部，打壓政敵。

不過，戰爭的走向逐漸有利于伊拉克。薩達姆并不是孤軍作戰，而是從盛產石油的海灣阿拉伯國家獲得慷慨的資助。海灣各國及西方國家都擔心伊斯蘭革命擴散。里根政府和撒切爾夫人的英國保守黨政府秘密地通過各種方式，向伊拉克出售了用于生產化學武器的資料。

蘇聯過去一直是伊拉克主要的武器供應國，在最初短暫地遵守武器禁運的規定后，也從1986年開始重新向伊拉克提供武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伊朗和伊拉克雙方都在使用蘇聯和美國武器，也在使用一個東亞大國的武器，各國軍火商相互競爭，無所顧忌。

1988年，伊拉克重新掌握戰場主動權，再次攻入伊朗境內。當年7月，伊朗接受了聯合國的停火協議，兩伊戰爭正式結束。

雖然人質危機損害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形象，而且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被證明是一場災難，但這兩個事件都強化了霍梅尼的堅定立場，鞏固了他的伊斯蘭秩序。1989年6月，霍梅尼在伊朗病逝。

5.

“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

伊朗伊斯蘭革命成功后，最高領袖霍梅尼喊出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口號：“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

革命后的伊斯蘭政體是一種獨特、完整的全新政治體制。它既不同于以蘇聯為代表的東方社會主義政體，也不同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政體。同時，這個伊斯蘭政體既采納了東方社會主義的某些制度規則，也吸收了西方資本主義政體中的某些制度形式。

伊朗的正式國名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伊斯蘭教義是衡量和判斷一切社會事務的準則。

《神圣無花果之種》

房寧和吳冰冰指出，“在現實中，伊斯蘭是由伊斯蘭教士直至大阿亞圖拉及最高領袖為載體和代表的。”什葉派教士是分級別的。霍賈特伊斯蘭、阿亞圖拉、大阿亞圖拉等各級教士，是伊斯蘭教、古蘭經的研習者、傳授者、解釋者、闡發者，是人格化的伊斯蘭教。這就是說，伊朗政權合法性的一個來源，是全民信仰的什葉派伊斯蘭教。

伊朗政權合法性的另一個來源，是人民選舉和共和制。1979年制訂的、宣稱真主擁有絕對主權的伊斯蘭共和國憲法，是全民公投通過的。經全民選舉產生的伊斯蘭教法學家，組成一個“專家委員會”，在高教階的教法學家中，選舉產生最高領袖。伊朗總統和議會都是經過競爭性的直接選舉產生的。

顯然，我們不能拿西方觀念中的民主和獨裁的兩分法，套在伊朗的政體上。伊朗政體的兩個合法性來源，是伊斯蘭教義和人民選舉。

伊朗的最高權力屬于宗教權威，當然與民主無關。但伊朗的總統和立法機關是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又是典型的民主形式。甚至連最高領袖的產生，也要經由選舉程序。

由此伊朗政體形成了宗教、世俗兩套體系。具有雙重權力結構——也就是伊斯蘭教法學家和世俗政治家。

許多著述把伊朗政體說成是“政教合一”，我對這個說法持懷疑態度。

政教合一政體，是指政治領袖同時兼為宗教領袖，政權和教權合二為一。伊朗政體的政權和教權是分離的，最高領袖的權威很大，但不是國家元首。總統及其政府需要服從最高領袖，但并非事事聽命于領袖，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

*本文內容整理自王緝思主講的看理想App節目《冷戰的故事》第33期，有刪減；文章配圖與內容無直接聯系，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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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京講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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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學界最具權威性的伊朗研究者之一 Ervand Abrahamian教授，上月在一期播客節目中解析了伊朗危機的根源及歷史脈絡，并提出了一個令許多人不安的判斷：制造伊朗危機的核心力量不在德黑蘭，在華盛頓和特拉維夫；而他們的真實議程，或許不是"政權更迭"，而是國家的瓦解。詳見讀者群【伊朗困局的核心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