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美國一會兒像布道者，一會兒像強盜？

這兩天讀了兩篇有意思的文章。

一篇是《大西洋月刊》的《美國對抗世界》，文章直指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正遭遇“人為終結”——并非能力枯竭，而是美國（特指特朗普路線）已不愿再做全球秩序的守夜人，甚至不惜動用力量去摧毀這套秩序。作者重提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以此警示特朗普政策的破壞力。

另一篇則是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的演講。里面有句話我很喜歡：

“強者擁有他們的力量。但我們也有一樣東西：停止假裝的能力，指認現實的能力，在國內建立實力的能力，以及共同行動的能力。”

兩篇文章指向同一個事實：世界正處于舊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成型的混沌期。

不同的是，前者對舊時代的溫存戀戀不舍，試圖用自由主義的余溫取暖；而卡尼的演講則表明，加拿大已接受舊秩序失效的現實，開始在未來的迷霧中探索位置。

感興趣的，可以看看這兩篇原文，我將鏈接貼在下面。

2026年的1月注定是多事之冬。

曾在委內瑞拉呼風喚雨的政治強人馬杜羅，身著橙色囚服，在紐約聯邦法院等待審判；中東伊朗的抗議民眾，沒等到美國的“天兵”，卻迎來了斷網、哭泣和倒在血泊中的尸體。

而川普則把目光再次投向北極圈那片冰原——格陵蘭島。這回不再是幾年前試探性的報價，而是關稅大棒和赤裸裸的地緣安全威脅。

眼前這些荒誕的畫面，既不是聯合國憲章里的“主權平等”，也不是自由主義者嘴里的“國際法治”。

我們到底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時代？或者說是什么促成了現在的局面？

顯然，這一切并不能僅僅歸結于某一位美國總統的上臺，背后復雜變化的形勢，早在2014年甚至更早就埋下了伏筆。

1992年，紅旗落地，蘇聯解體。

美國作家弗朗西斯·福山斷言：人類意識形態演進已至終點，自由民主制將是最終形態。福山的預言聽著順耳，但這不過是歐美視角的自以為是。他們在溫室里待太久了，以至于忘記了世界殘酷野蠻的另一面。

最早提出“歷史終結論”的人是黑格爾。

1806年，拿破侖在耶拿戰役中擊敗普魯士軍隊，黑格爾激動地喊出“歷史終結了”。黑格爾認為，以拿破侖為代表的法國大革命原則（自由、平等）既已戰勝舊制度，往后的歷史，不過是對這些原則的修修補補。

西方人，特別是英美人，太癡迷這個故事了。

為什么？因為這太對他們胃口了，完美契合了骨子里的“輝格敘事”（Whig Narrative）——認定歷史這條大河，注定是朝著現代和進步的方向奔流不息。

如果你讀過沃爾特·拉塞爾·米德的《上帝與黃金》，就會發現英美文化里那種獨特的脈絡：他們堅信歷史是在“看不見的手”引導下，緩慢、堅定且不可逆轉地走向自由與繁榮。

在他們眼里，“變革”是神圣化的，他們認為混亂與動蕩是通向更高秩序的必經之路，就像圣經里亞伯拉罕聽從上帝的召喚，義無反顧地走向未知之地。

自1688年光榮革命以來，這三百年來，從路易十四、拿破侖到希特勒，再到冷戰時的蘇聯，這些試圖獨霸歐亞大陸的陸權巨頭，最終都倒在了英美體系的腳下。

這可不是運氣，而是英美人手里捏著一套“海權加金錢”的必殺技：控制大海就能控制貿易，有了貿易就有錢，有了錢就能在資源上活活耗死對手。這就是“海洋秩序”。

無論是英格蘭銀行還是華爾街，本質上都是戰爭的輸血泵。相比其他民族，英美人骨子里更敢于擁抱資本主義那種“帶血的繁榮”。但也正是這種順境，養出了一種致命的傲慢：誤以為自己永遠是天選之子，既不如法國、西班牙專制僵化，也不至于過度混亂；既有宗教約束維持道德底線，又有足夠自由激勵創新。

英美人以此確信，自己的成功源于制度優越，且放之四海而皆準，就像童話里的粥，不冷不熱剛剛好。

英美霸權對付那些“非自愿合作”國家的手段非常務實：它不指望你愛它（文化認同），但它把通往財富和權力的路（資本主義現代化）給壟斷了，逼著你非得維持這段“婚姻”不可。它賭的是，日子久了，你要么被同化，要么因為陷得太深拔不出來。

所以冷戰一結束，西方就產生了一種錯覺。他們以為全世界最后都會變成瑞典或者加拿大，大家坐在一起聊碳排放、聊同性戀權利、聊貿易規則，在這個“后歷史”的大花園里歲月靜好。

但他們忘了，花園外面，還是叢林。

這種幻覺在2014年被徹底擊碎。那一年，地緣政治強勢回歸。

在東歐，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普京用行動昭示：領土和邊界，依然可以用坦克來改變。

在東亞，中國開始對沿海水域宣示主權，南海上的島礁建設搞得熱火朝天。

在中東，伊朗也沒閑著，聯手真主黨和阿薩德政權，一門心思要打通從德黑蘭直抵地中海的什葉派走廊。

米德把中、俄、伊這三家統稱為“修正主義國家”。

別看這三家內部也不怎么對付，比如中國想要低油價，而俄伊巴不得油價上天。伊朗的世界觀與中、俄截然不同，俄恐懼中國的崛起。

但在另一個目標上他們是一致的：推翻以美國為主導的秩序。

俄羅斯想找回蘇聯的場子，中國煩透了美國在亞洲指手畫腳，謀求國際事務中更多話語權，伊朗則一心想要推翻沙特領導、遜尼派主導的中東秩序。

這邊西方還在做著全球化的夢，另一邊卻抱著“古典權力”。

這種錯位讓西方誤以為活在現代文明的幻覺里，以為戰爭早已被甩在身后；可修正主義國家的陽光仍舊刺眼，依然靠拳頭說話。

當下伊朗就是最好的例子。1月的大規模抗議與隨后的血腥鎮壓，再次印證了這一點。為了權力存續，德黑蘭的統治者不惜把波斯變成一座大監獄，斷掉網絡，隔絕內外。

再看看烏克蘭，面對俄羅斯入侵，從拜登到特朗普對烏克蘭的援助態度表明：維護“自由世界前線”不再是不可動搖的信條。

這種搖擺不定，恰恰暴露了美國外交的撕裂。人們看不懂的是，美國一會兒像個布道者滿世界推銷民主，一會兒又像個強盜要強買格陵蘭？

這種看似無序的搖擺，其實有著嚴密的內在邏輯——也就是沃爾特·拉塞爾·米德提出的“美國外交四流派”。

第一派叫漢密爾頓主義。這幫人的祖師爺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主張聯邦政府就是給美國企業保駕護航的，要把美國經濟嵌入到全球體系里去。現在的代表是華爾街和跨國公司。他們的信條是“商業即和平”，維護美國企業的全球利益，就得像護著眼珠子一樣。為此，必須建立美元霸權，維護航行自由。

另一派叫威爾遜主義。雖說掛著伍德羅·威爾遜的名頭，根子其實在19世紀的傳教士運動。他們反殖民，熱衷“全球治理”。這派人覺得，美國有道德義務向全世界輸出民主和人權，因為民主國家當盟友才靠譜。這也是冷戰后美國無視地緣政治、執著于搞“世界秩序”的病根——聯合國、國際法、NGO，這些才是他們的主場。 還有兩股勁兒在拉扯。

一股是杰斐遜主義（Jeffersonian）： 這派人盯著自家的一畝三分地，生怕管閑事管多了，反而傷了國內的民主自由。也就是俗稱的“孤立主義”，主張用最小的代價辦最大的事，最煩那種“帝國的野心”。抓捕馬杜羅和干預伊朗這兩件事上，特朗普的表現便非常典型，前者雖然策劃時間久，但一次抓捕過后，不必投入過多力量到委內瑞拉國內。換到伊朗，一旦有陷入長期戰爭的風險，特朗普便開始猶豫不決，乃至放棄干預。

杰克遜主義（Jacksonian）：代表是紅脖子和底層民粹，關注物理安全與經濟福祉。他們的邏輯簡單粗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惹了我（如二戰、911），我就把你打的屁滾尿流，無條件投降。我不關心你是否民主，只關心我的安全與尊嚴。他們天生懷疑國際法和多邊機構。因此，我們看到美國開始各種退群的操作也就不用怎么奇怪了。這也恰恰是修正主義者對杰克遜主義親近的原因，有一股熟悉的味道，只靠拳頭說話，美國也不再對他們的民主和人權指手畫腳，只要別砸在他們自己身上。

蘇聯解體后，美國曾誤以為地緣政治已死，世界進入后歷史階段。隨后，美國也將外交重心從領土安全轉向全球治理。從克林頓到奧巴馬，美國試圖通過削減軍費，用互利共贏的自由秩序，代替古老的零和博弈。比如克林頓時期，美國便曾削減國防預算、說服國會向聯合國繳費。

到了奧巴馬任期，他雖然還在打反恐戰爭，但骨子里認定的依然是推進自由秩序，而非骯臟的地緣政治博弈。

這屆政府列出了一份雄心勃勃到近乎天真的愿望清單：既要摁住伊朗核武，還要解開巴以死結，又要搞定氣候條約和跨洋貿易，還要跟俄羅斯簽軍控、修復穆斯林關系、捍衛同性戀權利……為了在這張藍圖上的雄心壯志，奧巴馬開始削減軍費，試圖把美國從歐洲和中東這些泥潭里拔出來。

蘇聯解體后的三十年，漢密爾頓主義（賺錢）和威爾遜主義（推價值觀）度過了一段蜜月期。但2014年以來的變局，越來越證明這套邏輯行不通了。

美國百姓厭倦了為抽象的世界秩序，讓他們的子女在伊拉克或者阿富汗流血。于是，杰克遜主義開始全面反撲。

你看美軍突襲抓捕馬杜羅，既非為了輸出民主（威爾遜式），亦非為了打開市場（漢密爾頓式），這就是一場典型的杰克遜式復仇——你搞亂了我的后院，我就直接肉體消滅你，不需要經過復雜的國際法程序。

還有格陵蘭島的事。在杰克遜主義者眼里，這就是一筆關乎國家物理防線的生意。什么盟友感情？什么原住民權益？在絕對的安全和利益面前，統統靠邊站。

眼下，杰克遜主義正與杰斐遜主義合流，他們不僅在拖威爾遜主義的后腿，甚至想把桌子掀了。

現在的問題是，面對修正主義國家的步步緊逼，西方——尤其是歐洲和美國的建制派——還有還手之力嗎？

尼采早在百年前就給出了悲觀預言：“最后之人”（The Last Man）。

他警告說，在歷史終結處，人類將退化為一種除了追求安逸、安全和物質滿足外，喪失激情、沒有胸膛、不愿冒死斗爭的生物。

這像極了現在的歐洲公務員和華盛頓說客，他們能處理復雜的技術官僚問題，卻完全無法理解那些為了榮譽、復仇和土地而戰的“前現代”邏輯。

當美國提出購買格陵蘭時，歐洲的反應是驚恐與鄙視。這不僅因為吃相難看，更因為他們潛意識里恐懼這種赤裸裸的力量展示。

他們習慣了躲在后歷史的溫室里，假裝叢林法則已經失效。

而普京、哈梅內伊，甚至倒臺前的馬杜羅，他們拒絕“溫和地步入良夜”。他們愿為留住大國光芒，用戰爭、暗殺和破壞來發出吶喊。

但這并不意味著修正主義者就能贏。阿薩德逃到莫斯科當寓公，免費航班將馬杜羅送到美國，將頭發剃掉，梳成罪犯模樣等待審判，說明單純的野蠻在絕對實力面前依然脆弱。但可怕的是，美國已無力深化自由世界體系，只能赤膊下場，重回地緣政治的泥潭。

這是一場意志的較量。不必再幻想互利共贏了。

那個以為靠貿易能讓中國變色、靠接觸能讓俄羅斯溫順的時代，徹底離我們遠去了。世界政治正回擺到古老的零和博弈，沒人知道未來會如何，迷霧再次升起。

我們正處在歷史的黃昏。舊的自由主義秩序就像一座搖搖欲墜的豪宅，雖未坍塌，卻已四面透風。修正主義者在拆墻腳，杰克遜主義者在門口揮舞獵槍，而最后之人還在客廳里討論壁紙的花色。

世界秩序就像人的生命一樣，一點點流逝，格陵蘭的冰川或許還會存在很久，但那個我們熟悉的、以為天經地義的和平年代，可能真的已經成了歷史書上翻過去的一頁。

在這個黃昏里，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全文完。

文中的許多概念和觀點來自沃爾特·拉塞爾·米德的書《上帝與黃金》、《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推薦閱讀。

參考引用：

1.黑格爾：《歷史哲學講演錄》（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2.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黑格爾導讀》（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3.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4.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oke Zarathustra，“最后之人”概念出處）

5.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上帝與黃金》

6.沃爾特·拉塞爾·米德《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

7.《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美國對抗世界》（America Against the World）

8.加拿大總理卡尼2026達沃斯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