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性分工，隱形合作 | “政治哲學與中西經典”學術研討會召開

4月17日至19日，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政治哲學專業委員會2026年學術年會在北京召開。本次會議的主題為“致敬與超越——政治哲學與中西經典”。會議由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主辦，政治哲學專業委員會承辦。會議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社科學術社團學術活動項目資助，來自全國各高校、科研院所等單位的八十余位學者參加會議。

與會學者合影

4月18日上午，會議開幕式在北京景明園賓館第一會議室舉行，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周濂老師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張志強老師和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系主任陳建洪老師先后為會議致辭。張志強老師對與會學者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回顧和肯定了中國政治哲學學者圍繞中西經典、政治哲學基本問題與當代思想前沿所作出的持續努力。陳建洪老師對本次會議的召開表示衷心祝賀，期待與會學者能夠以“致敬與超越”為契機，在對中西經典的重新闡釋與對當代政治哲學問題的深入討論中，進一步推動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發展。

4月18日上午分會場

4月18日上午的會議共設有四個分會場，其主題分別是“政治現實主義專題”“法哲學與政治哲學”“政治哲學的古典基礎”以及“政治哲學：羅爾斯及其之后”。

分會場一：政治現實主義專題

本場會議由湖南師范大學哲學學院余露老師主持。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陳德中老師的報告題目為“政治現實主義的智者起源”。報告指出，智者傳統是理解政治哲學早期分流的重要入口。相比于蘇格拉底—柏拉圖傳統試圖在存在、真理與道德客觀性之間建立關系，以理性主義和道德主義為政治哲學奠基，智者傳統更強調經驗、語境和現實判斷。報告以“智者三刀”概括智者傳統的現實主義特征：其一是“此世性”，即只談世俗經驗而不訴諸超越根據；其二是“語境性”，即強調知識和判斷的歷史處境；其三是“時間的非延滯性”，即以Kairos所代表的“此時此地”反對傳統主義和理想主義。報告最后借助《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說明，古典政治現實主義并非簡單地以現實主義反對理想主義，而是在physis與nomos、自然力量與城邦禮俗之間的張力下，以及戰爭、恐懼、禮俗、力量變化等現實處境與既有傳統的沖突中展開的。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李紹猛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個人權利與國家主權的類比與共生——一種現實主義的自由主義”。報告從國際正義、國際法和自由主義國家秩序的關系切入，分析個人權利與國家主權之間的類比關系。報告指出，現代契約論既可解釋國內最高主權者的授權，也可用于推導國際規則；契約主體在國內層面表現為個人，在國際層面則表現為國家。個人權利與國家主權的結構性相似由此呈現為：個人在自由范圍內不受干涉，主權國家在國際秩序中享有類似自主性。但主權并不意味著完全不受約束。現代國家主權已逐漸被納入法權秩序，戰爭權利和領土主權也受到國際法限制。報告認為，自由主義與民族國家的興起在歷史中保持同步，而且個人權利和國家主權分別在國內法與國際法中獲得制度化承認。面對難以消除的沖突，政治秩序不能僅依靠充分共識，而更需要法治、程序和均衡機制。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樊葳同學的報告題目為“恐懼何以走向希望——朱迪絲·施克萊的政治現實主義”。報告圍繞施克萊“基于恐懼的自由主義”展開，試圖糾正一種常見誤解，即施克萊的自由主義只具有防御性，用于避免最壞結果，而無法提供積極政治方向。報告指出，在施克萊那里，恐懼并非指向單純主觀感受，而是指向歷史上反復出現的政治經驗，尤其是公共權力通過法律、官僚體系和日常治理制造的制度性恐懼。因此，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學說，其基本任務不是描繪完美秩序，而是警惕殘忍與權力濫用。報告將施克萊置于政治現實主義的脈絡中加以理解，認為其思想既不訴諸完備的道德哲學，也不陷入純粹悲觀主義，而是以歷史經驗中的最低共識和有限沖突為基礎，將避免殘忍與恐懼轉化為一種持續批判和制度改進的現實取向。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童志超老師的報告題目為“論美國政治極化對民主理想的深度侵蝕：從政治科學到政治哲學”。報告結合政治科學的實證研究方法與政治哲學的規范分析方法，從美國政治極化問題切入，區分意識形態極化、分類極化和情感極化三種形態，并進一步考察它們對民主理想的侵蝕。報告指出，情感極化及其與分類極化的結合，會削弱民主所依賴的公民友誼和平等關系；分類極化會損害民主形成更優決策的認知功能；意識形態極化則會降低失敗陣營通過合法途徑重新獲勝和改變政策的預期，沖擊以非暴力方式化解沖突的最低限度民主理想。由此，美式民主中的兩黨競爭體制可能推動多重極化相互強化，并在關系平等、集體認知和制度穩定等層面侵蝕民主的正當性基礎。

圓桌討論環節的與談人包括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陸丁老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田潔老師、南開大學哲學院曹欽老師和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陳雅文老師。幾位與談人圍繞智者傳統、政治現實主義、恐懼自由主義、個人權利與國家主權類比以及政治極化等問題展開評議。

陸丁老師主要針對陳德中老師和樊葳同學的報告提出問題。他一方面追問“智者傳統究竟在何種意義上為后來的哲學傳統提供了問題準備或對置結構”，以及“‘智者三刀’如何支撐政治現實主義框架”；另一方面指出，恐懼固然可以作為希望生成和規范校準的動力機制，但仍需進一步說明由恐懼生成的規范何以具有正當性。

田潔老師分別就陳德中老師、樊葳同學和童志超老師的報告作出評議。她指出，若Kairos時間觀與政治現實主義存在內在關聯，那么它與當代政治哲學中的譜系學方法之間的關系值得展開討論。此外，她追問“基于恐懼的自由主義”與免于支配的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以及恐懼概念相對于“支配”概念的理論優勢。針對政治極化問題，田潔老師從審議民主和參與式民主角度追問“極化可否被理解為共同經驗缺失的癥候”。

曹欽老師補充陳德中老師關于現實主義、傳統主義和理想主義關系的論述，指出現實主義并非只是反理想主義，也可能批判傳統主義和既有禮法秩序。針對李紹猛老師的報告，曹欽老師肯定其關于國內政治思想與國際政治思想關聯的論證，同時提醒其中涉及較多歷史事實和政治概念，仍需更細致的經驗辨析。關于童志超老師對政治極化問題的分析，曹欽老師認為其很有啟發，但也指出，某些形式的極化未必只具有負面作用，一定程度的意識形態極化可能使邊緣化觀點獲得表達空間。

陳雅文老師主要圍繞李紹猛老師和童志超老師的報告提出澄清性問題。針對個人權利與國家主權類比，她指出，國家主權內部仍需區分不同概念層次：nation往往能夠通過共同歷史、領土和人民講述自身故事，而state更多指向制度性和法權性的國家形態。因此，將二者進行類比雖有啟發性，但仍需說明不同國家概念在權利辯護中的差異。針對政治極化問題，陳雅文老師追問“極化是否只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才出現的”，并指出理念偏好往往會與消費、生活方式和審美趣味發生關聯，政黨身份或許只是后來被貼附的標簽，更深層的群體分化可能早已存在。

分會場二：法哲學與政治哲學

本場會議由光明日報社戴寧馨老師主持。

同濟大學法學院吳彥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如何理解康德《永久和平論》中的‘先決條款’？——先決條款的性質及核心要旨”。報告對康德《永久和平論》中的先決條款作出重釋，指出學界長期將其視為臨時性或治標性措施，實則誤解了其根本性質。通過比對《法權學說》的體系結構，報告論證先決條款構成國際自然狀態中的基本私法法則，其核心在于祛除國家間敵意與猜疑，培養互信與相互尊重。六條“先決條款”分別從尊重他國道德人格、真誠信守契約、禁止暗殺與煽動叛亂、不干涉他國內政、廢除常備軍及限制戰爭借貸等方面，為走出國際自然狀態提供前提。報告強調，先決條款并非可有可無的應急之舉，而是與共和制、國際聯盟和世界公民法等正式條款相輔相成的基礎性規范。

北京大學哲學系方博老師的報告題目為“黑格爾論自然法與自然權利”。報告探討了黑格爾與近代自然法傳統之間的復雜關系，批評將黑格爾法哲學簡單歸入自然法理論的做法。報告指出，黑格爾雖在早期自然法論文中批判經驗主義與形式主義兩種自然法探討方式，但其成熟時期的《法哲學原理》已將法的效力限定于現代世界。黑格爾既拒絕霍布斯、洛克式的經驗設定，也拒絕康德、費希特式的純粹形式抽象，而是將個體權利理解為現代市民社會的歷史產物。報告認為，黑格爾對所有權、人格和主觀自由的肯定，并非回歸自然法立場，而是在倫理生活體系中為現代個體性留出位置。

中山大學哲學系黃濤老師的報告題目為“作為權利哲學家的黑格爾——兼論Recht一詞的翻譯難題”。報告從翻譯問題切入，主張將黑格爾的Recht譯為“權利”而非“法”或“法權”，其背后考慮是：將黑格爾視為自然法學家的預設導致諸多理解疑難；事實上，《法哲學原理》序言可視為一篇反自然法宣言，黑格爾強調哲學的任務在于理解現實存在的倫理世界，而非構想彼岸的應然秩序。報告認為，黑格爾的權利哲學是一個動態體系，即從抽象法中的財產權，到道德中的主觀自由，再到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中的具體自由，權利在實現自身的過程中不斷豐富其形態。這一解讀有助于消解對黑格爾“國家主義”的指責，并凸顯其自由主義維度。

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唐學亮老師的報告題目為“重訪‘泰勒—沃倫德命題’——在自然法與契約論之間”。報告指出，“泰勒—沃倫德命題”僅在義務論這一大輪廓上成立，泰勒與沃倫德在康德所作類比、義務交互性以及主權者承擔自然法義務等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沃倫德堅持義務源于上帝法的融貫立場，而泰勒在理性論證與上帝論證之間游移。報告進一步揭示沃倫德與施特勞斯之間的隱匿對話：施特勞斯將霍布斯視為基于自然權利的現代政治哲學奠基人，沃倫德則借助霍菲爾德的分析法學框架，指出霍布斯的權利實為特權，不能支撐施特勞斯的論斷。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李濤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從自然正義、自然法到自然權利——政治哲學核心概念的演化”。報告從觀念史角度梳理自然正義從古希臘、中世紀到現代的演變，指出：古希臘自然正義同時指向個人美德與城邦體制，基于實踐理性和自然目的論；中世紀自然法則轉向權威者命令的外在法則，基于上帝意志，并為個體主義與私人生活留下空間；現代自然權利則以主觀法權為主導，強調意志自由與人格尊重。報告認為，中世紀自然法具有居間性，其意志論底色為主觀權利的成型創造了條件。自然正當的古今之變，體現了客觀法權與主觀法權、美德政治與權利政治之間的范式轉換。

圓桌討論環節的與談人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馮嘉薈老師、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葛四友老師、同濟大學哲學系余明鋒老師和同濟大學法學院錢一棟老師。幾位與談人圍繞黑格爾法哲學、霍布斯義務理論、規范性來源以及法哲學與政治哲學的關系展開評議。

馮嘉薈老師的評議集中于黑格爾法哲學及Recht一詞的翻譯問題。她肯定黃濤老師強調黑格爾思想中自由主義和個體主義維度的意義，但也對將Recht直接譯為“權利”提出保留。她指出，Recht既可指向客觀法秩序，也可指向人格主體的權利主張；在黑格爾文本中，所有權等抽象法語境可譯為“權利”，但國家法和實定法相關論述則難以一概如此處理。因此，“法權”雖不夠日常，卻更能容納黑格爾概念中個體權利與客觀規范秩序的雙重維度。

葛四友老師將討論推進到霍布斯權利理論中的規范性來源。他指出，霍布斯從自然狀態、自然權利到自然法的論證中，關鍵在于如何從事實狀態過渡到規范性判斷。關于權利、義務和自然法的討論不能只停留在文本梳理層面，還需交代背后的元倫理學和規范性前提。不同解釋路徑之所以產生分歧，往往是因為它們預設了不同的世界圖景。

余明鋒老師關注唐學亮老師報告中對施特勞斯與沃倫德關系的處理。他提到，沃倫德將施特勞斯歸結為霍布斯“權利理論”一路的做法有過于表面化的風險。施特勞斯后來將現代政治哲學開端從霍布斯前移到馬基雅維利，其關于霍布斯自然哲學基礎的看法也有所變化。因此，理解施特勞斯與沃倫德之間的差異，不能只停留在“權利論”與“義務論”的表面對立上。

錢一棟老師從法哲學與政治哲學的學科關系出發展開評論。他指出，本場多篇報告涉及的問題并不只是概念翻譯或思想史梳理，例如“法律”與“正義”之間的糾纏本身就具有深層理論意義。英美法哲學通常區分“法律是什么”的概念問題與“為什么應當守法”的規范問題，而后者很自然地通向政治哲學。在這個意義上，法哲學與政治哲學并非彼此外在，而是在規范性問題上具有內在關聯。

分會場三：政治哲學的古典基礎

本場會議由《哲學研究》編輯部李薇老師主持。

北京大學哲學系陳斯一老師的報告題目為“格勞孔的挑戰：《理想國》對雅典帝國的批判”。通過分析柏拉圖《理想國》中格勞孔的角色及其論證，報告指出，格勞孔改編希羅多德“巨吉斯指環”神話，以此提出人類本性貪得好勝的自然主義立場，這一思想實則為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雅典帝國主義理念的縮影，反映了當時貴族青年的精神危機。報告認為，上述解讀也解釋了《理想國》的文本結構，即柏拉圖設置格勞孔這一角色，正是為了批判雅典帝國主義所代表的弱肉強食邏輯，并由此引出蘇格拉底關于靈魂—城邦的類比，重構一種理性主導的正義秩序。

重慶大學博雅學院張文濤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從《法義》開篇看柏拉圖筆下的古今之爭”。報告指出，古今之爭不僅是時間意義上的，更是類型意義上的，而在《法義》中就存在著代表古派與今派的類型對立。克里特人克氏代表的是“今派”，將立法的終極目的視為永無止境的戰爭，這與霍布斯的現代政治哲學具有跨時空的相似性；相對而言，“雅典異邦人”代表的是“古派”，強調立法應追求和平與正義。古今兩派分歧的核心在于對人性自然的不同理解，那就是，是追逐物質利益的“屬人之善”，還是以德性為首的“屬神之善”。報告認為，柏拉圖通過確立德性高于權力的等級秩序，對當時智術師也即智者所引領的激進思潮進行了有力回應。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王志強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古今僭主論”。報告梳理僭主政治作為政治哲學核心議題從古代到現代的思想演變，主要對比柏拉圖、色諾芬、貢斯當、馬克思、施特勞斯與科耶夫等人關于僭主政治的不同理解。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將僭主視為靈魂病態且最不正義的暴君，而同時代的色諾芬認為僭主可在哲學引導下轉化為公共利益的施惠者。進入現代，以對拿破侖家族之統治的解讀為例，貢斯當揭示現代新型僭主以自由之名行專制之實，馬克思則分析拿破侖帝國在資本主義秩序形成中的歷史作用。在當代討論中，施特勞斯與科耶夫之間著名的世紀辯論進一步聚焦于現代僭政與極權主義的關聯，以及歷史終結的可能性。報告指出，僭主問題涉及人性、權力本質和政治正當性，因此是政治哲學的恒久議題。

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陳建洪老師的報告題目為“論霍布斯的戰爭概念”。報告分析《利維坦》中的戰爭狀態，強調霍布斯并非用國際關系簡單類比人際關系，因為人際契約能夠產生凌駕于個人之上的權威，而國際層面并無更高權威。所謂自然狀態并非非社會狀態，而是前政治的人際敵對狀態，這種敵對不只是個人之間的，也包括團體之間。戰爭狀態也不只是實際沖突，更包括人際間的相互敵意或說敵對姿態，哪怕實質性沖突并沒有發生，人與人之間也有相互設防的傾向。正是這些真實存在的、相互敵對的大大小小的團體間所產生的征服與被征服才構成政治統治的真正基礎，而所謂以同意訂立契約的事情不曾發生過。報告認為，同意及其達成的契約其實是霍布斯對政治基礎的文明化表達，其背后是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永久敵意這一自然狀態。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謝楠禧同學的報告題目為“施特勞斯論霍布斯政治哲學的規范性基礎”。報告圍繞施特勞斯對霍布斯的經典解讀展開反思。施特勞斯認為霍布斯政治哲學的基礎是“虛榮自負”與“暴死恐懼”之間的道德對立，前者導致沖突與戰爭，后者促使人追求和平與秩序，因此為國家政治提供了規范性根據。報告指出，這一解讀雖有助于融貫理解霍布斯政治哲學，卻存在兩點困難：其一，施特勞斯將“虛榮自負”視為不屬于機械因果鏈條的自然欲望，但霍布斯對感覺、欲望與行動的說明恰恰立足于機械論；其二，施特勞斯淡化機械論，遮蔽了霍布斯思想更深層的理論困境，即如何從因果必然性的自然世界推出具有“應然性”的政治秩序。

圓桌討論環節的與談人包括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詹文杰老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劉瑋老師、清華大學哲學系劉沐恩老師和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許楠老師。幾位與談人圍繞雅典帝國主義、古今之爭、僭主政治、霍布斯戰爭狀態與規范性基礎等問題展開評議。

詹文杰老師肯定陳斯一老師的報告有助于補充《理想國》的歷史背景，同時追問靈魂正義與城邦間正義之間的關系，以及巨吉斯例子中“絕對強權”存在的可能性。針對張文濤老師的報告，他追問“智者傳統如何從自然推出正當性”。對于王志強老師的報告，詹老師提出“如何衡量僭主統治之利弊”的問題。

劉瑋老師關注幾篇報告中的論證路徑。針對陳斯一老師的報告，他追問借助希羅多德《歷史》解釋《理想國》的必要性，以及柏拉圖要極端改寫巨吉斯形象的原由。針對張文濤老師的報告，他指出《法義》中的古今之爭可能更復雜，古派、今派的角色定位仍需澄清。對于陳建洪老師關于契約論是政治文明化表達的判斷，他認為，霍布斯并不試圖掩蓋什么，因為他已經將其關于自然狀態、契約論狀態的推論一以貫之，其中并沒有任何階段需要被掩蓋處理。針對謝楠禧同學的討論，他的疑問在于，霍布斯看起來已經用機械論說明了規范性，而且即便自然法欠缺約束行動的力量，它本身也已經蘊含了規范性。

劉沐恩老師分別就幾位報告人的核心論證提出問題。針對陳斯一老師的報告，他追問“如何將希羅多德所關注的城邦間關系與柏拉圖所關注的城邦內部正義結合起來”。針對張文濤老師的報告，他指出，如果古派代表德性與善、今派代表強權，那么是否仍有必要加入古今區分。針對陳建洪老師的報告，他強調，人際自然狀態與國際自然狀態仍需區分，戰爭狀態究竟是存在論狀態、結構性描述還是歷史解釋，也需要進一步澄清。對于謝楠禧同學的報告，他認為，霍布斯并未以休謨之后的方式區分“是”與“應當”，機械論或許已經足以解釋其所需的規范性。

許楠老師主要從概念區分和論證有效性角度展開評議。對于陳斯一老師的報告，他認為，不能從格勞孔和智者學說、雅典帝國主義之間的相似推出格勞孔的思想來自于后者或是與其有因果關聯。針對張文濤老師的報告，他認為“古派”定位仍需進一步區分。針對王志強老師的報告，他提出應區分僭主與僭主制：前者是統治者個人，后者則是政治制度。針對謝楠禧同學的報告，他提醒，需要區分評價性、指引性和來源性等不同意義上的規范性，避免概念混用。

分會場四：政治哲學：羅爾斯及其之后

本場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范震亞老師主持。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王立老師的報告題目為“‘拉平反駁’駁誰？”。報告對帕菲特的“拉平反駁”展開批判性檢視，論證：拉平反駁所預設的批判對象——一元主義目的論平等主義——在當代平等主義語境中并不存在，因此這一反駁是一個虛假論證。報告指出，拉平反駁的不同版本所描繪的“只關心平等、不顧及福祉”的平等主義圖景本身違背直覺。通過進一步考察帕菲特所點名的理論家，報告認為，凱·尼爾森等所謂“激進平等主義者”事實上是多元主義者，并不漠視自由、福祉等其他價值；而對于艾克與特姆金，前者實則為應得主義者，后者也并未主張平等是唯一重要之事。由此，當代平等主義皆為多元主義，拉平反駁對其毫無批判效力，其真正意義充其量是提醒人們應堅持道德多元主義——而這正是平等主義者早已認可的立場。

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高景柱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充足主義對平等主義的挑戰是否可行：以法蘭克福為中心的分析”。報告首先區分平等主義、優先主義和充足主義，指出充足主義強調“每個人擁有足夠多”而非“每個人擁有一樣多”。圍繞法蘭克福對平等主義的批評，報告分析了其否定性和肯定性兩重論證：前者認為平等缺乏內在道德價值，可能與自由沖突并助長有害比較；后者則以“滿足”作為充足門檻，將道德焦點轉向個體的絕對處境。報告進一步指出，法蘭克福對平等的理解過于狹窄，既忽視了平等在規范和制度層面的意義，也低估了貧困與不平等之間的結構性關聯。與此同時，充足主義自身面臨“滿足”標準主觀化、適應性偏好和分配結果違背直覺等問題，因此難以完全替代平等主義。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徐峰老師的報告題目為“羅爾斯是充足主義者嗎？——一項批判性考察”。報告針對學界將羅爾斯納入充足主義陣營的三種論證逐一展開批判。報告指出，充足主義的核心理念在于，確保所有人達到某一門檻具有特殊道德重要性，而且門檻之上的分配理由發生根本轉變。以此為標準，報告認為，羅爾斯的社會最低保障只是服務于更根本正義原則的工具性安排，差別原則在門檻之上仍持續運作，并不存在規范理由的根本轉變；第一個正義原則討論的是自由清單與公民共享同一套自由體系，而非數量門檻；公平機會平等原則也包含比較性要求，與充足主義追求的非比較性不符；即便在全球層面的援助義務中，羅爾斯雖設置截止點，但其規范主體、正義通貨與內在動機均不同于充足主義。

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晉運鋒老師的報告題目為“誰應該為機會平等負責”。報告聚焦羅爾斯“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的責任歸屬問題，追問“在技術快速變革的當下，誰有義務保障機會平等的實現”。報告指出，公平的機會平等要求具有相似稟賦與志向的人擁有大致平等的生活前景，這一目標不能依賴個人努力，而必須訴諸社會基本結構的制度設計與運行維護。責任承擔者包括國家、市場、家庭和個人四個層面：國家負有首要義務，應通過全生命周期干預抵消社會偶然性；市場主體負有非歧視義務；家庭自由雖受保護，但當父母行為損害子女平等地位時，國家須介入；個人則有義務利用制度提供的再培訓資源。報告最后提到，公平的機會平等的規范基礎在于維護公民的關系平等地位，而非獎勵天才或追求效率。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王幸華老師的報告題目為“自尊的條件——經濟的、政治的還是其他？”。報告圍繞羅爾斯自尊理論展開討論，回應G. A. 科恩與科林·伯德的批評。報告指出，自尊是羅爾斯意義上最重要的基本善，正義的兩個原則及其優先性排序為每位公民提供自尊的社會基礎。針對科恩關于差別原則允許的經濟不平等會損害窮人自尊的批評，報告認為，差別原則使最不利者獲得比平等分配更大的物質利益，保障其實質自由；經濟平等既非必要，也未必可欲。針對伯德援引斯多亞主義，主張自尊應獨立于他人尊重的批評，報告認為，若一個人的自尊事實上無法不受社會環境影響，則要求其完全不受影響并不合理。報告最終捍衛了羅爾斯的立場：多元主義民主社會通過兩個正義原則，為公民公平平等地獲得充分自尊提供社會條件。

圓桌討論環節的與談人包括四川大學哲學系劉莘老師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范震亞老師。兩位與談人圍繞報告中的核心概念、文本解釋、論證結構和規范層級展開評議。

劉莘老師從整體視角切入，對多篇報告提出方法論與實質性問題。他質疑將平等狹義化為經濟平等的處理，認為法蘭克福并未否認貧困與不平等之間的關聯；同時指出，充足門檻并非純主觀標準，而仍保留客觀空間。針對機會平等相關報告，他認為題目與論證重心之間仍有偏移，并強調應在更精細的概念區分與規范層級上展開論證。

范震亞老師主要聚焦文本細讀與論證結構。他對徐峰老師的報告提出系統性評議，指出其三個標準與結論之間仍需進一步建立對應關系，論證中存在一定跳躍，并可能混淆社會最低保障與基本需要等不同層面的概念。關于高景柱老師的報告，他提到，法蘭克福區分了be content和be reasonable to be content，因此“滿足”不一定是一個主觀標準。此外，他強調，當談及多元主義平等主義時，應明確其與多元主義的差異，否則沒必要提及“平等主義”一詞。

4月18日下午分會場

4月18日下午的會議繼續以分會場形式開展，其主題分別是“阿倫特及其效應”“從羅爾斯到比較哲學”以及“新書品鑒：威廉斯的《哲學之為人文學科》何以重要？”

分會場一：阿倫特及其效應

本場會議由《社會科學研究》編輯部顏沖老師主持。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許楠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從外部約束到共同規范：近現代政治哲學中的公共性強制及其敘事演進”。報告圍繞“公共性強制”概念，梳理了從霍布斯外部約束敘事到盧梭、康德及當代公共證成理論中共同規范敘事的演進邏輯。報告指出，公共性強制不應僅被視為懲罰性外在約束，而應理解為公民之間相互限制的規范性機制。通過分析盧梭對共同體內部視角的強調、康德對權利體系的先驗奠基，以及公共證成理論對公共理性的重視，報告揭示了公共性強制在現代政治共同體中的道德意涵，并完成了對該概念的去懲罰化重構。

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院陳高華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勞動的公共化及其批判：阿倫特的視角”。報告圍繞阿倫特的勞動公共化概念展開，分析了勞動如何從古希臘私人領域中的必然性活動，在現代社會中演變為支配公共領域的核心力量。報告指出，這一過程經歷了從勞動解放到勞動統治的轉變，并伴隨著勞動心態與消費主義的泛化。阿倫特對此持批判態度，認為勞動的公共化顛倒了積極生活的秩序，削弱了世界的持存性與行動的自由空間。報告最終將阿倫特定位為一位“不情愿的現代主義者”，即她雖批判現代性，卻并未全然否定勞動的技術解放潛能。

上海科技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王寅麗老師的報告題目為“阿倫特論愛的概念：鄰人、世界和無世界性”。報告考察了阿倫特思想中愛的概念及其政治意涵，指出阿倫特對愛的理解存在“無世界性”與“愛世界”之間的張力。通過回溯阿倫特的博士學位論文《奧古斯丁的愛的概念》，報告聚焦于阿倫特對奧古斯丁鄰人之愛的批判性解讀：后者因將他人工具化而瓦解了真正的社會生活。阿倫特由此轉向以“對世界的愛”（amor mundi）為核心的政治倫理，強調公共世界作為人類復數性行動的居所，并在世俗化基礎上重構政治共同體的情感紐帶。

四川大學哲學系唐章梅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從空間統治到時間增補——阿倫特對權威的政治存在論重構”。報告從政治存在論角度重構阿倫特的權威觀，認為阿倫特將權威從柏拉圖式的空間統治范式轉向古羅馬的時間連貫范式。權威并非自由的枷鎖，而是將瞬時行動（新生性）錨定為歷史連續性的樞紐。與海德格爾“向死而在”的未來導向不同，阿倫特將本真存在的重心轉向具有奠基意義的過去，從而在虛無主義語境下重建人類復數性生存的世界根基。

上海科技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曾譽銘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偶然的歷史：基于《二論》的論證與目的”。通過分析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的歷史觀，報告指出，盧梭提供了一種不同于圣經與啟蒙哲學的人類歷史敘述，強調歷史是偶然事件與人類能力互動的結果，而非必然目的的展開。報告梳理了盧梭從自然狀態到初生社會再到政治社會的演化邏輯，揭示財產權、語言、激情與政府形式的交織作用，并指出盧梭在人類歷史、政治制度與個體心靈之間建構了一個動態整體。

首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孫曉靜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寬恕問題研究的兩種路徑”。報告探討了寬恕問題的兩條研究進路：一是以社群主義與共和主義為代表的客觀進路，強調公共善優先于個體選擇；二是以德里達為代表的主觀進路，強調受害者經歷之秘密與寬恕的無條件性。報告指出，這兩條進路各有局限：前者可能犧牲個體感受，后者則容易脫離經驗世界。通過分析和批評，報告最后提議引入道德心理學視角，以受害者經歷為優先，同時將公共善轉化為服務個體的工具，重申人是目的的倫理立場。

圓桌討論環節的與談人包括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賈沛韜老師、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唐學亮老師、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劉文瑾老師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孫飛老師。

賈沛韜老師分別對多位報告人提出問題。針對陳高華老師的報告，他追問現代人是否需要采納阿倫特對勞動的定義。針對王寅麗老師的報告，他建議將“友愛”置于更突出位置，并在此基礎上比較阿倫特與奧古斯丁對愛的理解。針對唐章梅老師的報告，賈沛韜老師提出，報告似乎是在以海德格爾的方式書寫阿倫特，而非以阿倫特自身方式理解阿倫特；阿倫特的權威概念與羅馬傳統中的時間概念也可能并不處于同一意義層面。針對曾譽銘老師的報告，他追問如何處理盧梭思想的融貫性與可辯護性之間的關系。針對孫曉靜老師的報告，賈沛韜老師則關注寬恕的主觀進路是否意味著寬恕本身就是寬恕的理由，以及寬恕、不寬恕與正義之間的張力。

劉文瑾老師也圍繞各篇報告提出評議。她認為，陳高華老師關于勞動的報告具有現實意義，阿倫特的勞動概念仍可為理解現代危機提供啟示，但也需要進一步修正以適應當下社會情境。針對王寅麗老師的報告，劉文瑾老師追問其更贊成阿倫特還是奧古斯丁版本的愛。針對唐章梅老師的報告，她指出，阿倫特借助古羅馬和古希臘權威概念展開討論，但這些概念在其論述中更多具有工具性，因此仍需澄清阿倫特自身的權威概念。針對孫曉靜老師的報告，劉文瑾老師則追問寬恕如何避免成為一種工具，并強調論文首先需要明晰“寬恕是什么”。

孫飛老師著重圍繞孫曉靜老師的報告提出問題。他注意到，孫曉靜老師的論述以受害者視角出發，但最終似乎又轉向以德性馴化制度，而不是讓德性與制度相互制約。孫飛老師進一步指出，寬恕問題不僅涉及個體情感和道德德性，也涉及制度安排、正義要求和政治共同體的修復，因此需要在主觀進路與制度進路之間作出更清晰的區分與銜接。整體而言，本場討論在阿倫特、盧梭等經典文本討論的基礎上，推進了對公共性、勞動、愛、權威、偶然性與寬恕等問題的思考。

分會場二：從羅爾斯到比較哲學

本場會議在第三會議室舉行，由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徐峰老師主持。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葛四友老師的報告題目為“社會正義的三種概念圖式”。報告分析了社會正義的不同理解方式，指出社會正義并不只是具體分配方案之爭，更涉及對正義對象、結構和評價標準的理解。不同概念圖式分別強調個體所得份額、制度結構對社會關系的塑造，以及共同生活、公共承認和社會合作中的整體性規范。報告認為，社會正義不能被簡單化約為資源、福利或機會分配，而應置于制度安排、社會關系和公民地位的整體框架中理解正義。

南開大學哲學院曹欽老師的報告題目為“《萬民法》與外交政策”。報告指出，羅爾斯《萬民法》意在為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的外交政策提供規范性引導，而非單純建立一般性的國際政治理論。報告將其思想資源區分為“1795年精神”“1945年精神”和“1989年精神”：前兩者更多屬于較廣泛承認的國際規范，后者則帶有更鮮明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色彩。由此，我們在評價《萬民法》時需要區分不同部分的功能和論證目標，不能因某些時代性內容面臨困境，就否定其基礎性國際規范意義。

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陳雅文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公共理性中的休謨式建構主義”。報告從公共理性的規范性基礎切入，討論了羅爾斯的局部建構主義、科恩對事實敏感原則的批評，以及康德式與休謨式建構主義的區別。報告指出，休謨式建構主義并不把反思推向普遍人性源頭，而是承認價值判斷植根于行動者偶然形成的評價態度與價值之網。因此，公共理性的規范性不必訴諸獨立道德事實，也不能完全依賴純粹實踐理性，而應重視道德情感、評價態度和偶然心理事實的作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謝惠媛老師的報告題目為“世界主義的多重面相”。報告首先剖析了世界主義的基本內涵，繼而以核心構成要素和具體實踐領域為劃分標準，區分了多種類型的世界主義理論，由此指出：盡管這些理論共享“世界主義”之名，但其背后蘊含各不相同乃至相互沖突的理論預設、價值關切與實踐指向；因此，在討論世界主義時，不能簡單地視之為一個同質化的思想體系，而應辨析其不同面相與理論譜系。隨后，報告對比了納斯鮑姆前期與后期對世界主義的論述，揭示其貌似矛盾的論述背后隱含的多重判別依據與理論譜系，并在此基礎上闡明她在何種意義上可被視為溫和世界主義的理論資源。

中山大學哲學系陳喬見老師的報告題目為“作為非后果主義的孔孟倫理學與政治哲學——對儒家后果主義詮釋的一些檢討”。報告批評了將孔孟倫理解釋為功利主義或后果主義的觀點，指出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孔孟是否談論結果，而在于是否將結果作為定義“正當”的最終標準。報告認為，孔孟儒家固然承認仁義會產生善果，但“利”只是仁義原則的內容之一，而非外在評價標準；孟子關于“不義”“不辜”的表述也顯示儒家承認無條件的道德底線。因此，將孔孟倫理識別為非后果主義，更能把握其規范結構。

中山大學哲學系李勇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價值、制度和文化的張力：儒家比較政治哲學的一個挑戰”。報告分析了儒家民主派的方法論困境，指出儒家文本、民主觀念和民主實踐之間始終存在著復雜張力。當代儒家政治哲學內部存在儒家民主派與儒家賢能派之爭，前者強調道德平等與政治平等，后者則強調道德成就差異。報告認為，儒家比較政治哲學既要說明儒家價值如何進入現代民主理論，也要說明其能否形成清晰的制度表達，并在具體文化語境中獲得可理解性和可實踐性。

圓桌討論環節的與談人包括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李紹猛老師、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朱慧玲老師、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晉運鋒老師、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徐峰老師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王幸華老師。幾位老師圍繞《萬民法》、建構主義、世界主義、孔孟倫理和儒家民主等問題展開評議。

李紹猛老師追問儒家政治哲學的當代意義：若只是論證儒家兼容自由民主，意義或許有限，更重要的是儒家能否使現有自由民主制度變得更好。他還詢問《萬民法》是否只能被理解為自由民主國家的外交政策，能否發展為更宏觀的國際政治理論，并指出政治義務和情感承諾常與偶然事實相關，政治哲學應正視這些事實對規范性的影響。

朱慧玲老師主要圍繞李勇老師的報告發問。她指出，現代民主理論和實踐已面臨民粹主義、民主衰退等問題，因而從儒家傳統中尋找修正民主的資源未必只是“揀選”。如果賢能制、品德篩選、公共德性等理念能夠補充現代民主，那么這種理論重構也可能具有積極意義。

晉運鋒老師圍繞多篇報告展開討論。他提出，如果羅爾斯面對當下復雜的國際現實，其自由主義理想是否會有所后退；若將孔孟倫理理解為非后果主義，儒家如何回應道德沖突和極端決策問題；以新加坡為例，是否可能存在不同于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的民主形態；休謨式建構主義又如何處理經驗事實、偶然性與普遍規范性之間的關系。

徐峰老師借用拉卡托斯“硬核”與“保護帶”的區分，追問儒家民主派理論中哪些內容構成了不可放棄的儒家核心，哪些只是可調整的解釋策略。他還指出，如果后果主義與孔孟倫理的硬核相沖突，那么后果主義解釋便缺乏意義；若其只是保護帶層面的解釋，則仍需說明其成立根據。針對世界主義，徐峰老師提醒需進一步澄清概念邊界，避免使“世界主義者”稱謂過于泛化。

王幸華老師圍繞《萬民法》、建構主義、世界主義和孔孟倫理提出評議。她指出，將《萬民法》解釋為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的外交政策，可能弱化羅爾斯避免強勢西方中心主義的努力；陳雅文老師所辯護的休謨式建構主義，也需進一步說明其與康德式、羅爾斯式及其他建構主義方案的關系。針對陳喬見老師的報告，王幸華老師認為，若將孔孟倫理理解為非后果主義，還需進一步說明其更接近義務論還是德性倫理學。針對李勇老師的報告，王幸華老師認為，我們需要區分道德地位與道德成就這兩個在儒家倫理中尚未被區分的概念。

分會場三：新書品鑒：威廉斯的《哲學之為人文學科》何以重要？

本場會議由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陸丁老師主持。

會議圍繞伯納德·威廉斯《哲學之為人文學科》中文版展開討論，與會人員結合威廉斯關于哲學、人文學科、政治現實主義、真理與價值偶然性等問題的思考，討論其在當代倫理學、政治哲學和哲學方法論中的重要意義。

在圓桌討論環節，與會學者圍繞威廉斯《哲學之為人文學科》的核心問題展開討論。討論首先涉及政治現實與政治權力的關系。有學者指出，陳嘉映老師的發言似乎強調，政治并不是赤裸裸的權力爭斗，也不是權力構成政治活動的外在邊界；相反，政治權力只有在某種共同愿景和組織框架之中才得以運行。由此，政治組織內部的權威并非單純的強制性力量，而是在服務共同愿景的過程中獲得其政治意義。圍繞這一點，討論進一步追問：如果缺乏共同愿景，國家或政治組織中運作的是否仍然是政治性的權力；如果權力的政治性依賴參與者之間某種共同愿景的呈現，那么操縱、欺騙等現象又應當如何被納入政治分析。

討論還涉及威廉斯政治現實主義中的“真理性”與“權力”問題。有學者指出，威廉斯的重要性在于揭示那些高高在上的普遍理念和價值本身具有偶然性；一旦意識到這種偶然性，就像采取一種反諷立場一樣，無法再完全退回未經反思的規范確信之中。與會者也討論了威廉斯關于“outlook”和“absolute conception of the world”等概念的翻譯與理解問題，并由此延伸到《哲學之為人文學科》中哲學、人文學科與世界圖景之間的關系。

此外，與會者圍繞“現實的”政治活動展開討論，涉及共同愿景、組織形成以及組織內部問題與爭端的處理等問題。有觀點認為，政治并不是權力與真理之間的非此即彼，也不能簡單將權力視為政治活動的外部邊界，而應進一步考察權力如何在共同愿景與組織框架中運作。陳德中老師則對相關觀點作出回應，并進一步澄清了其政治現實主義立場。劉瑋老師從古典政治傳統出發，提及馬基雅維利處“政治德性”的轉向，指出古典政治并非沒有普遍性的共同善觀念，譬如斯多亞學派即提供了某種普遍性視野；他指出威廉斯的重要性則在于讓人看到高階普遍理念與價值的偶然性，并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哲學反思之后是否還能繼續維持原有的價值立場。整體而言，本場討論圍繞威廉斯政治現實主義、政治權威的來源、共同愿景與政治組織、以及哲學作為人文學科的意義等問題展開，在威廉斯、馬基雅維利、古典政治思想和當代政治現實主義之間建立起了更細致的關聯。

4月19日上午分會場

會議共設有三個分會場，分別圍繞“政治哲學的思想史基礎”“威廉斯與政治現實主義”以及“紀念哈貝馬斯專場”等主題展開。

分會場一：政治哲學的思想史基礎

本場會議由《社會科學戰線》編輯部譚新鳳老師主持。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賈沛韜老師的報告題目為“作為歷史過程的馬克思主義共同體——重思歷史唯物主義與規范政治哲學的張力”。報告討論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概念的歷史唯物主義意涵，指出馬克思主義共同體并非預設的道德理想，而是在現實社會關系與集體行動中展開的歷史過程。報告回應了麥金太爾、泰勒與柯亨從個人美德、生活意義和行動理由三個維度提出的挑戰，強調階級斗爭本身具有實踐的內在善，勞動共同體能夠在物質生產中提供意義體驗，歷史唯物主義也拒絕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此外，報告以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數字勞動為例，說明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構想對當代剝削結構仍具有批判力和組織潛能。

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劉文瑾老師的報告題目為“技術、倦怠和孩子：普羅米修斯悲劇重生于數智時代”。報告以普羅米修斯悲劇為隱喻，指出數智時代的倦怠并非簡單疲憊，而是技術延異死亡的同時帶來的物化與捆綁。借助斯蒂格勒、韓炳哲和漢斯·約納斯等思想資源，報告論證了技術既緩解死亡恐懼又滋生抑郁、自我剝削和責任危機的悖論。報告認為，普羅米修斯的解救者并非技術自身，而是象征愛欲、他者與責任的“未來的孩子”；唯有在面向后代的生命責任敘事中，現代倦怠才可能獲得療愈。

清華大學哲學系劉沐恩老師的報告題目為“試論沃格林的秩序科學”。報告指出，沃格林將政治科學重新引向對人之生存本原的整全探究，反對以方法決定理論相關性的實證主義教條。通過區分科學的萎縮形態與擴展形態，沃格林揭示了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在否定形而上學與哲學人類學之后所陷入的理性衰退與宗教經驗變形。報告認為，秩序科學的復歸要求重拾存在論和形而上學思辨，以探明現代非理性主義的深層動機，并在虛無主義時代重建人的生存深度與方向。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楊玉成老師的報告題目為“新自由主義源流、性質和局限性”。報告系統梳理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譜系與實踐后果，指出新自由主義是對改良自由主義的反叛和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復歸，本質上是一種現代自由放任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通過分析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流派，報告認為新自由主義在理論上片面否定國家干預，在實踐中導致貧富分化、經濟波動和金融危機；其將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的立場，也已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所反駁。

四川大學哲學系楊順利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善好的優先性及其批判性剩余”。報告比較了默多克和馬南兩條思想路徑：默多克將善好錨定于個體道德沉思與審美內省，卻因畏懼強制而使善好喪失政治效力；馬南則試圖恢復古典政治中法對自然與善好的權威性指令，批評自由主義中立性掩蓋了對善好的排除。報告認為，二者的兩難揭示了自由與善好之間不可消解的張力；任何政治安排都只能讓一方占據主導，同時需持續將被壓制的一方帶回道德與文化視野。

圓桌討論環節的與談人包括四川大學哲學系唐章梅老師、上海科技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曾譽銘老師、上海科技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王寅麗老師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李濤老師。幾位與談人圍繞共同體、技術與自我、秩序科學、新自由主義以及善好與自由等問題展開評議。

唐章梅老師希望賈沛韜老師進一步說明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概念，以更好回應規范性挑戰；她也肯定劉文瑾老師報告的文學性與哲學治療功能，并追問楊玉成老師未充分展開的自由主義發展脈絡及其報告中價值與自由何者優先的問題。

曾譽銘老師追問馬克思主義共同體究竟是同質性還是異質性的共同體，以及網絡時代如何處理技術與自我關系。他還就劉文瑾老師的報告追問如何重新面對悲劇和“傾聽存在的聲音”，就劉沐恩老師的報告追問沃格林思想中科學的內在實質，并圍繞新自由主義中的教育、自由與平等關系，以及善、正當和強制的關系提出問題。

王寅麗老師建議賈沛韜老師從勞動者共同體對美德和意義關懷的貢獻入手展開論證；她肯定劉文瑾老師將古希臘悲劇的文學與哲學結合起來的研究優勢，同時追問在愛的倫理之外，沉思維度如何安置；她還關注沃格林秩序科學與一般科學的關系，以及現代儒家政治是否可以堅持對善好的教化。

李濤老師圍繞劉文瑾老師、劉沐恩老師和楊順利老師的報告提出問題。他指出，古代閑暇和現代閑暇具有不同內涵，因此僅訴諸愛的治療是否足以回應現代倦怠，仍需說明；沃格林所強調的“恢復”如何可能，也有待進一步展開。針對楊順利老師的報告，李濤老師追問，在既要正當又要善的結論中，二者之間是否還存在更有限的邊界。

整體來看，本場討論呈現了思想史資源與當代政治哲學現實關切之間的多重關聯。

分會場二：威廉斯與政治現實主義

本場會議由《世界哲學》編輯部李嫻靜老師主持。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周濂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威廉斯內在理由論的三個優先性主張與歷史主義的轉向”。報告指出，內在理由論并非行動哲學中的局部理論，而是貫穿威廉斯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方法論基礎，并將其概括為三個優先性主張：第一人稱視角優先、動機優先、行動相對于知識優先。報告認為，理由必須錨定行動者的主觀動機集合，而這一集合并非靜態欲望清單，而是歷史積淀的欲望、忠誠與承諾。由此，內在理由論要求超越個體慎思，轉向對歷史形成的生活形式的分析，并最終在威廉斯后期政治現實主義中呈現出弱版本的歷史主義風格。

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楊昊老師的報告題目為“The Basic Legitimation Demand across Borders”。報告圍繞威廉斯政治現實主義中的基本合法化要求展開，挑戰其國內—國民二元框架，指出當國家強制權力跨境影響他者，外部行動者的理解與反應又回流影響國內秩序時，國際維度便不再只是外部背景。報告區分了基本合法化要求的“接收者”與“相關聽眾”，并提出“反替代要求”概念，說明被統治者會將可見、可比較的外部替代性秩序納入判斷視野。其核心并非引入外在道德原則，而是揭示合法化的內部一致性要求：主權邊界界定首要對象，卻無法封閉全部相關語境。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張松同學的報告題目為“論威廉斯的內在主義與自由權觀念——以‘快樂的奴隸’為切入點”。報告討論了威廉斯內在主義與自由權問題，指出“快樂的奴隸”作為適應性偏好的極端案例，對內在主義構成挑戰：個體欲望可能被制度塑造，從而削弱其作為行動理由的可靠性。報告提出“原始自由—價值多元論—適應性偏好—快樂的奴隸”的分析框架，強調威廉斯將自由權建立在“原始自由”與政治條件之上，而非抽象道德權利之上。報告還通過區分強制類型、引入“受影響者怨恨”和“自由權成本”等概念，說明了威廉斯內在主義為理解自由權提供了現實主義路徑，但在政治領域仍面臨復雜挑戰。

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劉訓練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多數人的視角’與‘常人的立場’：馬基雅維利論‘表象的統治’”。報告以《君主論》第15至第19章為核心文本，聚焦馬基雅維利思想中的“表象問題”，指出盡管學界對馬基雅維利思想整體定位分歧甚多，但普遍承認這些章節在政治倫理學中的重要性。報告認為，馬基雅維利德性論的實質，應從他對傳統德性及慷慨、仁慈、信義、虔誠等具體德性的論述中把握；其對傳統“四主德”的回避，并不意味著無視傳統，而是以隱蔽方式作出回應。西塞羅“基于行為的高尚”與馬基雅維利“顯得像是”的論斷之間的張力，構成報告討論的核心。

同濟大學法學院錢一棟老師的報告題目為“論政治現實主義與非理想理論的區別”。報告指出，政治現實主義與非理想理論在字面含義和批評對象上均有重合，學界常將二者混淆。報告在批評既有區分方案后提出，應將“現實主義與道德主義”和“理想理論與非理想理論”視為兩組獨立分類：二者雖然內涵不同，但外延可以重合，因此可以存在現實主義版本的理想理論與非理想理論。現實主義的理想理論并非脫離現實，而是預設無可改變的現實條件，尤其重視政治中的分歧與沖突。現實主義名副其實之處體現在它基于政治領域的永恒特征構造規范性標準，并對政治環境對標準構造的干擾保持敏感。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田潔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反理論’的理論——辨析威廉斯的倫理方法論”。報告討論威廉斯的“反理論”倫理方法，指出威廉斯并非否認倫理學，而是反對將倫理生活抽象為統一、系統化的理論框架，即他批評當代倫理理論過度追求一般性、理性化和簡化，忽視倫理生活的復雜性與偶然性。報告強調，“反倫理理論”不等于懷疑主義，也不等同于美德倫理或道德特殊主義，其核心仍在于理由內在主義，即道德理由必須與行動者的動機結構相契合，并具有激發行動的力量。威廉斯的“全球反理論”立場延伸至政治哲學，體現為一種政治現實主義。

圓桌討論環節的與談人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劉瑋老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魏犇群老師、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葉磊蕾老師和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童志超老師。幾位老師圍繞威廉斯內在理由論、政治現實主義、自由權觀念以及現實主義與非理想理論的關系展開評議。

劉瑋老師圍繞威廉斯內在理由提出質疑，追問由此通向歷史主義轉向的必要性與唯一性，并指出內在理由從個體行動擴展到國家正當性時可能出現斷裂。

魏犇群老師從語言與概念分析入手，質疑以內外在理由區分第一、二、三人稱視角的做法，并認為主觀動機集合的擴展可能削弱理論區分力。

葉磊蕾老師肯定內在理由在威廉斯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但指出第一人稱敘事與政治層面之間存在張力，尤其在國家層面建構規范性時可能出現斷裂。

童志超老師從更宏觀的政治哲學爭論出發，質疑現實主義與道德主義以“是否承認分歧”為界的區分方式，指出即便承認分歧，處理規則仍可具有高度道德性。

分會場三：紀念哈貝馬斯專場

本場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王志強老師主持。

華東師范大學/上海紐約大學童世駿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哈貝馬斯與‘二羅’”。報告梳理了哈貝馬斯與羅爾斯、羅蒂之間的合流與分歧，指出哈貝馬斯與羅爾斯同屬康德主義傳統，均追求理性主義的普遍理想，但哈貝馬斯更強調以交往理性建立對話式普遍主義，而非以理性獨白或虛擬對話為基礎。哈貝馬斯與羅蒂又同屬青年黑格爾左派傳統，但前者堅持歷史的可反思性與公共空間中的規范性展開，后者則更重視歷史偶然性。報告借此表明，在公共理性瓦解和民粹主義抬頭的背景下，哈貝馬斯的商談民主理論仍為重建規范性標準提供了重要資源。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應奇老師的報告題目為“‘百家出入心無礙’——勞思光論哈貝馬斯”。報告指出，勞思光肯定哈貝馬斯哲學中的解放意識和建設意識，也重視其對意識哲學的批判、交互主體性和交往行動理論。不過，勞思光認為，哈貝馬斯過度強調交互主體性，容易忽視主體內在意志的方向問題。報告認為，二者更深層的分歧在于理性普遍性與文化內涵的關系：哈貝馬斯以程序理性保障普遍性，勞思光則強調理性亦具有內容規定，尤其體現為儒家傳統中的道德主體性。

同濟大學哲學系余明鋒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哈貝馬斯與啟蒙的困境”。報告指出，哈貝馬斯通過區分工具理性與交往理性，為現代性規劃提供改良式辯護，以區別于阿多諾等人的激進批判。然而，在媒介環境巨變和復雜政治現實面前，交往理性顯現出根基薄弱的問題，容易淪為空談。報告提到，可以在哈貝馬斯之后重新思考理性概念：一方面重新引入被哈貝馬斯排除在外、被尼采稱為“大理性”的內容，另一方面重視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由此構想更具行動力和決斷力的政治理性。

圍繞前三場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馬寅卯老師、中山大學哲學系黃濤老師和同濟大學法學院吳彥老師展開評議。

馬寅卯老師肯定了童世駿老師對三位思想家傳統歸屬的劃分，但質疑將羅爾斯理解為獨白式普遍主義、將羅蒂理解為歷史偶然論的處理：羅爾斯原初狀態和無知之幕并非純粹主體內部獨白，羅蒂若能準確預測美國政治社會，又如何與歷史偶然論相容，仍需進一步說明。

黃濤老師追問，如果哈貝馬斯對現實世界已經失望卻仍保有希望，那么其希望究竟落在何處；他認為，哈貝馬斯的希望在于語言共同實踐所保留的溝通可能性，但其理論仍不夠重視激情生活。

吳彥老師從國際政治理論角度追問：若將康德、哈貝馬斯和羅爾斯同歸于康德主義傳統，他們共享的核心立場是什么，又如何在國際層面缺乏強制力的前提下構想可落實的世界政治方案。

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張途老師的報告題目為“政治中回避的道德性”。報告論證了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中的回避策略具有道德基礎，指出羅爾斯的回避并非源于懷疑論，而是基于對人的平等尊重，旨在避免將任何綜合性信念上升為政治必須遵循的真理。政治不應裁定綜合性信念的真偽，從而為公民保留追求個人善觀念的自由空間，也避免國家家長主義干預。因此，回避策略并非消極妥協，而是一種體現政治自由主義核心價值的倫理立場。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馮嘉薈老師的報告題目為“黑格爾與現代的自我確證”。報告從哈貝馬斯對黑格爾的判攝出發，討論了黑格爾哲學與現代性確證之間的關系。黑格爾通過主體性原則構建現代世界的思想范式，并試圖在古代整全性和現代主體性分裂之間尋找統一。哈貝馬斯批評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仍屬于主體性哲學，并封閉了歷史可能性。報告認為，黑格爾哲學作為動態的自我確證，恰恰反映了現代人在動蕩變革中追求自我定位的努力。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牛婷婷老師的報告題目為“當好理由遭遇‘硬性’——論哈貝馬斯去先驗化理性的生存論基礎”。報告討論了人工智能時代哈貝馬斯對言語行動理論的重申，從哈貝馬斯拒絕“哈貝馬斯機器”切入，通過翻譯實踐的思想實驗分析其形式語用學預設，強調共同客觀世界、主體合理性和真理無條件性的地位。報告指出，理想商談情境并非空洞烏托邦，而是具有反事實規范性的尺度；從哲學人類學看，人類理性是具身且有限的，語言中仍存在無法被算法取代的“硬性”。

圍繞后三場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馬寅卯老師和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陳建洪老師作出評議。馬寅卯老師從羅爾斯對真理與正義的區分切入，追問張途老師如何理解平等尊重：若平等尊重意味著對每個人在一切方面的尊重，那么錯誤信念和行為是否也應被平等對待，真理追求又將如何可能。針對馮嘉薈老師的報告，馬寅卯老師肯定其對黑格爾現代性的界定，同時期待其進一步展開“兩種現代性”“兩種主體性”等更具原創性的內容。陳建洪老師從現代政治理論的平等主義假設切入，指出現代政治理論常從“每個人平等”等理想化假設出發，古代政治理論則更多從現實共同體出發；這一差別提示我們，政治哲學究竟應從理性理想情境出發，還是從不那么理想的現實情境出發，仍是值得繼續追問的問題。

4月19日下午主會場：追問一個問題：什么是政治哲學？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段忠橋老師指出，當前學界對“什么是政治哲學”仍存在較大分歧，不能簡單以施特勞斯的古典政治哲學理解作為當代中國政治哲學建構的依據。羅爾斯《正義論》之后復興的政治哲學，與施特勞斯意義上的政治哲學并不屬于同一類型。段忠橋老師強調，政治哲學作為現代學科，與大學制度、課程體系、教科書和學位制度相關；從當代英美大學的實際形態看，政治哲學大體可被理解為研究國家應當和不應當做什么的道德原則的規范性學科。

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姚大志老師認為，政治哲學至少可以區分為三種形態：一是廣義政治哲學，文學作品、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著作中都可能包含政治哲學思想；二是政治哲學史研究，即對經典思想家的文本和學說進行歷史性研究；三是狹義或專業意義上的政治哲學，其特點在于提出并解決特定規范性問題。姚大志老師指出，政治哲學的問題既來自前人理論，也來自現實社會，如共同富裕、基本收入、福利國家和人工智能時代的失業等。政治哲學由此具有實踐哲學維度。

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陳嘉映老師認為，若將政治哲學理解得過于寬泛，政治小說、政治學和政治哲學之間的邊界便會模糊。相較于政治學通過經驗材料和案例分析政治現象，政治哲學更主要在概念層面工作，追問政治概念如何使用，以及政治在人類生活和整體觀念世界中的位置。陳嘉映老師強調，政治哲學不一定要求研究者直接參與政治實踐，但也不能完全脫離政治經驗；它關心的是政治在人類生活中究竟處于何種位置。

華東師范大學/上海紐約大學童世駿老師指出，中國本來就是一個“講政治”的國家，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唯物主義和中國哲學中都包含大量政治哲學問題，但當前政治哲學研究仍較多依賴西方傳統。不同學科之間既有顯性分工，也有隱性合作。政治哲學在哲學教育中具有特殊意義：它不只是傳遞觀點、立場或術語，更訓練學生處理文本、概念、規范和整體性問題的能力。因此，政治哲學不僅是研究方向，也具有重要教育和公共意義。

北京大學哲學系韓水法老師認為，“什么是政治哲學”很難獲得本質性定義，更適合通過研究領域和問題群來描述。政治哲學本身也關心共識如何可能：在國內，它追問法律、制度和基本價值如何獲得共同承認；在國際層面，它追問不同共同體如何形成秩序與共處。韓水法老師還將這一問題延伸到人工智能時代的“對齊”問題：如果人類自身尚未在道德和政治價值上對齊，人工智能究竟應與哪種價值對齊，便成為新的政治哲學問題。

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程廣云老師認為，與其將政治哲學完全看作體制化學科，不如將其理解為一種論域或視域，即觀察、分析和反思政治問題的方式。中國思想傳統中并不缺乏政治哲學資源，但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主要仍借助西方政治哲學范式處理材料。程廣云老師指出，政治哲學關心的不只是治理技術或國情特色，而是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正當性根據。中國政治哲學既要面對西方傳統，也需發掘自身問題意識。

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陳建洪老師區分了政治哲學、政治思想、政治科學和治道策論。政治人物關于治理和統治的想法可以稱為政治思想，卻未必是政治哲學；針對現實問題提出政策方案，則更接近治道策論；政治科學則通過統計、調查和經驗研究分析政治行為和制度運行。相比之下，政治哲學更需要回到哲學自身的工作方式，圍繞文本、概念和規范問題展開反思。陳建洪老師借施特勞斯、阿倫特和伯林說明了政治哲學內部的張力。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楊玉成老師結合講授政治哲學的經驗，將政治哲學理解為以政治為反思對象的哲學，尤其是對國家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規范性反思。正義、自由、平等、民主等概念由此成為評價政治制度的重要范疇，其中正義居于核心位置。楊玉成老師指出，政治哲學雖難以形成完全一致的定義，但仍會影響現實政治和公共政策。例如“公平正義”表述的變化，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正義理論進入公共政策話語的可能性。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周濂老師圍繞政治哲學的言說對象、內容和方式展開討論。他指出，政治哲學家之所以論述政治，恰恰是因為其并不直接掌握權力；但政治權力本身也必須回應合法性要求并提供共同愿景。政治哲學需要追問自身究竟向誰說話：學界、自我、執政者，還是普通大眾。周濂老師強調，政治哲學不能只停留在文本解釋和概念辨析上，也應保持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在言說方式上，則需要結合嚴格論證、清晰表達、敘事能力和修辭技巧。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馬寅卯老師指出，反復追問某一學科“是什么”，往往意味著該學科遭遇到了問題；政治哲學的危機不只是指向該學科是否成熟，更在于它能否對政治本身說些什么。在他看來，中國政治哲學研究很大程度上仍停留于政治哲學史或經典文本研究。政治哲學較少“對政治說話”，既有勇氣問題，也有能力和意愿問題：研究者常自我設限，缺乏現實政治經驗，并逐漸習慣于在文本內部工作。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應奇老師結合自身研究經歷，討論了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共和主義和平等主義政治哲學之間的關系。他指出，自己的政治哲學研究最初從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切入，而在中國語境中，這又與20世紀90年代自由主義和新左派論爭交織。應奇老師認為，共和主義曾為這些爭論提供整合可能；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的重要遺產，可概括為“美德政治學”的復興。政治哲學需要在古典傳統與啟蒙傳統、美德政治學與平等主義政治學之間重新理解問題空間。

北京大學哲學系方博老師認為，隨著政治哲學專業委員會和相關學術共同體的建立，學科定位問題無法回避。政治哲學總是通過與政治科學、經濟學等“非我”的區分來確認自身；這種分工既有橫向差異，也有縱向的二階反思。他指出，政治哲學相較經驗科學具有更強的規范性和抽象性，但政治哲學既不能退入純粹概念分析，也不能完全陷入歷史文本研究，而應在抽象原則、經驗判斷與現實政治之間保持張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陳德中老師回應了“追問一個問題：什么是政治哲學”這一問題的設置構想。他指出，學界在討論政治哲學與現實政治的關系時，常常會產生某種無力感，但他自己對政治哲學仍保持信心，認為政治哲學依然有許多可以推進的工作。陳老師借用童世駿老師“顯性分工、隱性合作”的說法，認為政治哲學內部雖然存在分歧和專業化分工，但這些分工背后仍可能形成合作性的整體效果。政治哲學與現實政治的關系未必直接，卻可能通過思想、概念和理論的長期積累影響公共討論與制度建設。陳德中老師強調，政治哲學專業委員會希望在開放框架中匯聚不同思想資源。

閉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陳德中老師主持，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應奇老師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馬寅卯老師先后發言。

應奇老師以幽默的方式回顧了政治哲學專業委員會的成立過程，并對陳德中老師及會務團隊的組織工作表示感謝。他也以自我調侃的方式談到自己在政治哲學研究中的位置，表示愿意在新一代學者的學術共同體中承擔過渡性和支持性角色，繼續關注和參與政治哲學研究。

馬寅卯老師在閉幕致辭中感謝與會學者堅持到會議最后，并指出本次會議規模較大、議題廣泛、內容豐富，匯聚了不同代際和不同研究方向的政治哲學學者。他認為，本次會議既延續了羅爾斯政治哲學傳統，也集中呈現了威廉斯、哈貝馬斯、黑格爾、霍布斯、阿倫特等思想資源在中國政治哲學研究中的活躍展開。隨后，馬寅卯老師對陳德中老師及組委會團隊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謝，并向各位前輩、同行和老師致以謝意。他認為，大家貢獻了高水平的報告、評議和討論，使會議取得了豐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