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法院上網裁判文書隱去法官姓名和案號，那案例們的真實性還可靠嗎？

今天1.6看到瀟湘晨報轉了這篇《》——

簡而言之，全國多地法院上傳至中國裁判文書網的司法文書，其中審判員姓名被隱名處理為“XXX”，法官助理和書記員的身份同樣被隱去，甚至部分法院的文書的案號也被模糊處理。

這一現象集中在2024年和2025年，分布在四川、內蒙古、河北三地居多，浙江、山東、河南、天津、北京等地法院也出現了類似情況。

與此同時，最高法在2024年12月公布的《人民法院第六個五年改革綱要（2024—2028年）》明確提出要“完善上網文書隱名規則”。

說起來，裁判文書上網公開制度自2013年實施以來，中國裁判文書網已經成為了全球最大的裁判文書公開平臺。僅僅到2016年8月，該網站公開的裁判文書就超過2000萬篇，網站訪問量突破20億次。

按照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司法文書的公開應遵循“依法、全面、及時、規范”的原則。規定明確要求對特定人群進行隱名處理，主要包括：

婚姻家庭、繼承糾紛案件中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證人、鑒定人；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而當前隱去法官姓名和案號的做法，顯然超出了原有規定的范圍。報道中有不同地域的多位法官了表達了詫異，猜測可能是上傳文書的操作人員對隱名處理要求的理解存在偏差。

關于裁判文書對外發布流程，一位法院系統人士介紹，文書往往交由法官助理或書記員隱名處理后，再提交至發布系統。該人士稱，其在發布裁判文書前，并不會隱去審判組織成員的姓名。 公眾號：瀟湘晨報

要跟大家強調的是，法官姓名和案號是司法文書的基本要素，不是所謂的個人隱私。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通過互聯網公開審判流程信息的規定》，“收案、立案信息，結案信息”和“審判組織信息”等程序性信息，應當通過互聯網向當事人及社會公眾公開。

當這些基礎信息被隱去，司法文書的真實性和可信度將大打折扣。正如法院系統人士所言，“如果這樣隱名，那案例的真實性只有發布者能保證了”。

司法透明可不僅要求結果公開，更要求審判過程的各個要素可追溯、可驗證。匿名判決書如同匿名政府文件，很難好好鞏固公信力。

此外，司法責任制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我國實行“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司法責任制，法官對所經手的案件質量要終身負責。

如果隱去法官姓名，便是在形式上弱化了個人責任，極大可能影響法官對判決質量的個人榮譽感和責任心。雖然法院內部系統仍可追溯具體承辦人員，但外部監督卻因此受阻。公眾和媒體很難再通過大數據分析特定法官的辦案傾向或歷史表現，外部監督效能就被實質性削弱了。

還有就是，裁判文書是法律職業共同體研討法律適用、統一裁判尺度的重要資源，完整的裁判文書信息對于法學研究和法律教育至關重要。

律師在代理案件時，需要了解類似案件的裁判思路；學者在研究法律適用時，需要分析裁判文書的邏輯脈絡。一旦法官姓名和案號被隱去，這些法律職業活動的開展就會面臨一些不必要的障礙。

法律推理的連續性和一致性需要建立在可追溯的裁判文書基礎上，匿名化處理無疑將極大損害法律知識的積累與傳承。

誠然，最高法正在建設的人民法院案例庫，被視為裁判文書網的“升級版”。案例庫收錄對類案具有參考示范價值、并經最高法審核認可的權威案例，注重質量而非數量。

然而，案例庫并不能完全替代裁判文書網的功能。二者應當是“互為補充、相得益彰”的關系，沒辦法完全做到“以庫代網、此開彼關”。裁判文書網重在“文書”，旨在促進司法公開；案例庫重在“案例”，旨在統一法律適用。

技術性細節的調整背后，往往蘊含著制度理念的微妙變化。這兩年法官姓名和案號的隱去，表面上好像是在對標個人信息保護政策，但深層次可能反映了司法管理系統對風險規避的偏好。

司法改革的方向應當是在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前提下，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而不是悄然退縮。只有通過更加透明、更加負責任的司法，才能去贏得公眾的信任和尊重。

畢竟司法公開是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合訂本當然是要經常翻閱的，如果都不敢公開讓大家方便隨時查看，那誰知道這些案例里面有多少真有多少假？又有多少是AI編造的呢？奉勸多地法院，勿復南博舊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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