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輿情為什么容易快速“滑坡”？

導讀

隨著社會轉型發(fā)展，各類矛盾和利益沖突進一步積聚和凸顯，網絡輿情治理也在遭遇“滑坡之困”。面對復雜多變的世情、國情、社情和輿情，如何在“輿情滑坡帶”上重構公眾信任，如何在“猜疑鏈”中修復政府公信力，已經成為當前輿論場的大哉之問。

“輿情滑坡帶”的特點是看似穩(wěn)定、實則脆弱，關鍵在于構成議題多元、社會心態(tài)復雜，本質是公眾對社會公共事件議題的一種綜合心理反應。為了解決“輿情滑坡帶”特有的信息失真、情感失和、情感失衡等治理碎片化難題，各級社會管理者應堅持法治化、專業(yè)化、一體化的治理原則，高效鏈接在線公共空間與現實社會治理，這是實現網上網下輿論場廣域治理的重要前提。

“輿情滑坡帶”的構成特點及社會風險

輿情治理陷入系統性困局

風險是現代性的產物，現代社會的風險大多因人產生，又必須依賴人來防范化解。風險給各級各地社會管理者進行輿情研判與危機管控帶來諸多全新的挑戰(zhàn)。一方面，各級各地在公共事件（議題）網絡輿情引導工作中“臨時抱佛腳”，網絡輿情治理“原地打轉、管制平抑”，社會治理缺乏實效；另一方面，社會情緒影響網絡輿情治理效能?！俺咚d波”倒逼著社會管理者“顧頭不顧腚”，通過“查刪管控”等控制方式實現網絡輿情治理的目標，在整體上構成了社會情緒消極化的不良循環(huán)、大概率發(fā)生且隨機性觸發(fā)的系統性困局。

信息壁壘破壞社會共識

“信息壁壘”是智慧城市建設與治理過程中的頑疾和羈絆，其一般是指信息數據難共用、信息交換難共通、信息運用難共享、信息處理難協同的信息屏障和隔閡現象。輿論場的分立分割造就無數信息壁壘，不僅可能固化圈群對立，還破壞了社會共識以及達成共識的能力，甚至可能誘致社會撕裂。體現在社會心態(tài)上，既有平和與偏激相沖突帶來的行為傾向問題，又有消極、異化、頹廢、激進、感性、失序導致的心態(tài)問題。比如，網絡輿情因其去中心化、跨地域性、多媒體、多渠道傳播的特征，逐漸呈現出“事實不決定是非”“后真相時代沒有真相”的演化特征，不斷加劇輿情處置中的難點和不可控性。

民意復雜加劇情緒畸變

網絡輿情激蕩的社會情緒其實是現實社會矛盾的真實映射，社會的復雜性引發(fā)了輿情事件（議題）中特有的信息流與情感流共振交織，可能對社會秩序、國家安全特別是意識形態(tài)安全造成威脅。網絡輿論作為一種“有限規(guī)模”“有限理性”的民意形式，受“數字鴻溝”和網民參與意識、參與能力的客觀影響，“社會皮膚”正在呈現變色龍趨勢，具體體現為社會情緒層面的理性與感性共生，社會信仰層面的堅守與迷失同在。社會心態(tài)危機已然成為不爭的事實，迫切需要社會管理者發(fā)揮公權力主體在治理目標和治理規(guī)則設定，以及治理規(guī)則執(zhí)行方面的主導性作用。

治理主體出現價值偏差

在新型社會體制建立的過程中，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是重心和突破口，需要適應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的現實要求，從政府壟斷社會管理轉變?yōu)榕c其他社會治理力量合作治理。然而在治理實踐中，一些地方政府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存在著輿情應對意識滯后、治理機制不完善、部門之間協同不暢等問題，難以應對社會利益多元化和網絡技術革新帶來的諸多挑戰(zhàn)。面對此類治理難點，一些社會管理者對網絡輿情整體性治理缺乏價值認知，不能以協商溝通的方式對網絡輿情予以整合、回應和管理。

多元協同視野下的善治分析框架與演進趨勢

價值選擇：適應新時代“共治”背景

網絡輿情借助社交網絡的優(yōu)勢及特性，具備了反沉默螺旋效應凸顯、把關人角色缺失、議程設置虛空、群體壓力失效等全新特征。從民意表達與反饋機制來看，網民不僅通過集體行動塑造社交媒體熱點，以“玩?！钡染W絡亞文化形式重塑公共議程，還通過多種泛政治化策略，靈活地進行觀點互動和情緒表達，而極化表達經常帶來“輿論踩踏”現象。隨著此類負面信息不斷沖擊公眾情感，最終拉低民眾對政府的倫理期待，甚至誤導民眾價值選擇。多元協同治理的時代背景下，迫切需要各級社會管理者進一步提升網絡執(zhí)政能力。

“幕后推手” 。 新華社發(fā) 徐駿 作

演化趨勢：治理行為沖擊政府公信力

在治理實踐中，政府治理行為隨意化，催生各類信息流與情感流的混合無序交織，必然導致輿論場對地方政府產生信任危機。有的地方頻頻出現工作人員作風失范和能力短板，基本公共服務制度不完善不健全，基層政府責任追究空轉等。有的地方立足于線下穩(wěn)妥處置，但對復雜在線民意的層次化梳理和多維度回應缺乏統籌，信息處理與利用欠佳等。隨著輿情議題（事件）在輿論場頻繁“爛尾”，社會情緒積壓成看似正常、實則斷裂的“輿情滑坡帶”，導致民眾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不斷降低。

信息孤島：轉型期信任斷層加劇

大數據技術為提升國家的科學決策、社會監(jiān)管、公共服務以及應急管理能力提供了良好的契機，但大數據意識的缺乏、信息安全、數字鴻溝、信息孤島等難題，是大數據時代中國國家治理能力建設面臨的一系列挑戰(zhàn)。當前，新興網絡媒體平臺日益成為意識形態(tài)話語權交鋒的主陣地，網絡社會中的信息數據呈現爆炸式增長，大數據時代的網絡輿情管理面臨著嚴峻的挑戰(zhàn)。大數據放大社會矛盾的同時，也在不斷沖擊公眾信任，網絡輿情內容和情感的傾向性和多變性，決定了它可能反作用于社會治理，形成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輿情滑坡帶”。

廣域治理：公共議題引領能力衰減

網絡輿情的發(fā)展造成了輿論環(huán)境的劇變，此前由政治邏輯主導的傳統輿論場，漸漸被商業(yè)邏輯和技術邏輯分解。具體體現為，傳播技術、傳播方式以及傳播渠道加速革新，導致輿情生態(tài)和媒體格局發(fā)生了深刻變化，公共議題討論參與主體由“精英主導”向“大眾參與”轉變，傳統權威媒體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廣受影響。這些局限性的產生，不可避免地帶來議程目標設定科學性不足、利益相關者話語權不平衡等難題，可以“以小見大”地窺探很多政治社會領域的宏觀問題。

如何在“輿情滑坡帶”構筑公眾信任

堅持問題導向，聚焦社會矛盾“點”

堅持問題導向，就是從解決真問題、真解決問題出發(fā)，聚焦各類社會風險敞口，實現問題真解決。比如，社會管理者可以通過關口前移打好提前量，聚焦群眾急難愁盼，及時識別“軟輿情”，做好行業(yè)性、區(qū)域性、趨勢性分析，下活先手棋；通過“打早打小打苗頭”防范化解各類社會風險，嚴防“民轉刑”和個人極端案事件發(fā)生，以個案高效處置帶動同類事件“批處理”；還可以打通圈群信息和數據壁壘，為各種資源合理配置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

培育善治社會，規(guī)范治理行為“線”

培養(yǎng)凝聚民心的公共精神，推動基層社會治理“深耕善治”，既需要知其所為，更需要知其所止。比如，加強對公職人員行政倫理規(guī)范教育，使其樹立起良好的行政價值理念，避免有權任性等言行在輿論場引發(fā)不良觀感；針對科層制管理帶來的“碎片化”治理困境，尤其是面對跨部門、跨邊界的社會治理“條條塊塊”難題，可以通過增強權力監(jiān)督與問責機制的有效性，以提高政策執(zhí)行力；關于媒體公信力不彰，可通過內容層面凸顯專業(yè)性、渠道層面加速媒體融合、技術層面重塑媒體權威、制度層面強化監(jiān)管等路徑實現傳統媒體“蝶變”；加快培育積極參政、理性負責的現代公民，通過法律法規(guī)、行政監(jiān)管、行業(yè)自律、網民自覺等手段，實現輿情危機的主動干預和動態(tài)應對。

更新服務理念，強化多元協同“面”

認清現代社會治理體系中蘊含著巨大的情緒價值，而情緒價值也對社會的發(fā)展和穩(wěn)定具有重要意義，撫慰社會情緒有利于網絡輿情治理高效規(guī)范。針對網絡社會情境中存在公眾等多元主體參與、開放式的政策議程設置，可以通過拓寬民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方式和渠道，以便讓民眾更好地行使政治權利；增強公民需求導向意識，將網前行為、網上網下行為作為一個完整系統來統籌考慮、全面規(guī)范；加強政府組織間的協同，推進公共服務制度的標準化，讓民眾享受到優(yōu)質的公共服務。

打造清朗空間，建設網絡綜治“體”

網絡生態(tài)治理涉及眾多領域，需要從頂層設計著手統籌協調各項工作，以此構建網絡輿情整體性治理的組織基礎，實現政府的社會治理功能整合。比如：強化輿情治理責任意識，構建網絡空間凈化機制，營造穩(wěn)定有序的社會環(huán)境；強化多元治理主體的協同性，重構為民服務的行政理念；全面提升服務效能，彰顯優(yōu)良的服務績效；提升治理主體行為規(guī)范性。

結語

新時代鼓勵人們更加積極地追求美好幸福生活，同時也對各級各地政府公信力建設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社會管理者應該理性看待社會心態(tài)的嬗變，在科學認識“輿情滑坡帶”的基礎上，將基層社會治理嵌入到國家治理體系中，對其系統施治、持續(xù)推進、綜合改造，方能實現網絡輿情的向上向善之治。

作者 | 顏陳

來源 | 《新聞前哨》2025年10月（下）

值班編輯 | 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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