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如何應對自己的“中年危機”？

清王朝尚未完結，時人何以感知“中葉”氣象？改革弊政的種種構想，何以成了新弊政的濫觴，以致積重難返？嘉道兩朝，承平日久，變局初現，表征之一就是積弊日益凸顯，因循彌漫天下。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孫明的新著《積弊：清朝的中葉困境與周期感知》，從《清朝經世文編》入手，梳理了清代中期的制度病與社會病，并通過陶澍、洪亮吉、包世臣、龔自珍、魏源、湯鵬、李兆洛、姚瑩、沈垚等經世名臣、名儒、名士對于整個時代的總體性判斷，即王朝中葉必然出現的“積弊成敝”，分析他們的政治思想和治理舉措。清中期國家內部的種種危機與應對，也相當程度上預示了王朝周期特殊時刻的最終到來。以“清中葉”為起點，透視晚清七十年，本書構建了一條從前往后“順敘”清史及中國近代史的“積弊”線索，進而，思考三千年興亡往復的“王朝史”。在接受《上海書評》記者的采訪中，他認為：中葉之憂是持盈憂盛，但無論君臣明良與否，都無法治理積弊，都不可避免地從中葉走向末葉，這是很無奈，也很深沉的一種宿命感。

積弊：

清朝的中葉困境與周期感知

孫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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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黃曉峰

本書的書名很有意思，能否請您先解釋“積弊”和“中葉困境”分別指什么？

孫明：嘉道時期，形成了一些時局判斷的總體性的認識。一個是“積弊”，是對基本的政治、社會局面及其動力機制的總結；另一個是“中葉”，是對所處政治階段與本朝運勢的總體判斷。

“弊相因而成，積重無已。”在嘉慶、道光時期的朝野議論中，作為“凡聚之稱”的“積”帶上了濃重的、負面的時勢觀感意味，是時人對當代問題的認知邏輯。“積弊”蘊涵著一種時間性的因果歸納與發(fā)展趨勢，是長期太平生成的復雜社會及其治理挑戰(zhàn)，也是治理中負面因素在長期積壓化合后的系統(tǒng)性爆發(fā)。從積弊到積習、積勢，諸層面環(huán)環(huán)相扣，形成衰微的邏輯鏈條與時間軸。古代中國追求理想狀態(tài)的“文”，但也將繁重、叢脞、無序的增長歸之于“文”。“文”由“積”而來，以“積”為前提。中國傳統(tǒng)治道對“積”有高度的敏感和自覺，保持反思與批判的能力與活力，“積弊”是其語匯標識。

“中葉”不是一個簡單的時間概念，而是一個帶有政治觀察與氣數判斷意味的政治時間觀念。朝代起訖、帝王任期也是政治時間，但中葉是表征時代狀態(tài)的政治時間，意味著總體性的“中衰”“中微”。與定鼎肇造的奮發(fā)、末世亡國的凄惶不同，中葉傳達著一種承平日久、政象漸頹而又存有希望的惶恐、憂郁與激憤。“中葉困境”就是軟刀子割肉，是在太平、望太平，卻又注定無法維持太平的困境，這是它特有的“困境”感。從思想、觀念與政治行動的關系來看，中葉困境又是富有興衰張力的。盛極而衰的危機與轉圜再造的希望，交織落在士大夫心中，既是衰頹感，也是“中興”的動力，它支撐了十九世紀中國人的政治信念。當進入歷史之后，這樣一個主觀的理解和判斷過程，又成為后人思考“朝代的形態(tài)”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王朝史中，“積弊”與“中葉”是一體之兩面。中葉積弊是王朝政治之共性現象，基于對政治規(guī)律的認知，雖可預警，但無法克服，成為王朝政治走不出的困境。從清初的清理積弊，到清中葉的積弊叢生，是一個歷史循環(huán)。

電視劇《嘉慶傳奇》劇照

對您這本書的歸類似乎有點困難，因為您對清中葉積弊的具體情況如漕、鹽、河等事務上產生的積弊沒有做太多描述，著墨較多的是彼時士人的議論、感受，并且從政治學、思想史的視角進行探討。您是怎么給這本書定位的？

孫明：本書采取的進路是從當時人的時代感知入手，這些當局者的觀察、分析、評論、對策，源于具體的行政與社會問題，又推動他們形成了對自己所處時代的整體認知。我認為，這是一本帶有史論色彩的“政治史”的書。但按照一般的分類，估計還是被歸入“政治思想史”，這也讓我想到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做法和活力這個問題。我認為，當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比較流行的“語境分析”“政治/社會+思想”等方法已經高度套路化，無助于呈現中國政治思想的特質，也將人在具體政治/社會處境中的思想行動給工具化甚至庸俗化了，實際上就是“社會史、理性選擇、行為主義”等歷史學、社會科學時尚在思想史研究中的投射。

我希望，“思想史”要“有思想”，要提升“思想史”的“思想”魅力和活力。對于中國政治思想史而言，路徑之一，就是讓“政治”回到“思想史”的“內史”之中，從“內史”維度思考中國思想的“政治”內涵。回到歷史的當時，看當時人對政治與世勢的關心和討論，努力去體會時人如何認知他們的時代，如何認識和解決他們認知到的時代問題，這些可能很具體，但也都有其知識、觀念、思想的背景、運用和生成，都影響他們的政治實踐，應再度成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內容。

之所以認為這本書是“政治史”，是因為，這樣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應該努力將政治中的看法、想法和做法，政治的制度、思想、文化，統(tǒng)合起來，是“思想史”，又不是“思想史”——不是狹義的政治思想史或政治觀念史，而是更加綜合，還是“政治史”的一種進路。它與“現實”“實踐”緊密相關，是探究時人認識和應對現實問題的思想，而不是理想型構建、宏大政治思想問題。也可以說是一種思想行動，通過思想推動實踐、改變現實，這是“政治、社會”內在于“思想”，而不是對象化、對待化、背景化。比如“積弊”的認識和應對，就有非常強的實踐屬性，經世派有自己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有自己對于政治與行政的思維范式，這是政治與治理問題的思想分析，是指導治理實踐的思想工具，而不只是道德倡導，不只是宇宙觀、歷史觀等現代哲學視域的問題，更不是政治思想的宏大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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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會覺得“中葉”是一種后見之明的視角，即對過去王朝歷史教訓的總結，您在本書中采取的是“駐足中葉看中葉”的視角，這一視角有怎樣的特點？

孫明：我向來追求回到歷史當時、從“歷史意見”中抽繹義蘊的思想史研究理路，雖然這可以有很多當下流行的方法來加持，但實際上只是笨人的無法之法：老老實實讀書、理解古人的邏輯、重建貌似已逝卻與今天藕斷絲連的往昔世界。

除此之外，有意思的是，“中葉”確實是當時人就感知到了的時代總體性狀態(tài)，也是他們據此做出的政治周期判斷。這或許有點兒反常識，但事實如此，這是思想史上一個有趣之點。所以，這本書“駐足中葉看中葉”，就是珍視這種即時感的特質，注重中葉的當局者本有的、對自己所處時代的總體性狀態(tài)的感知。這是他們從經學和歷史總結而來的政治和社會規(guī)律，是他們“觀周、漢、唐、宋、金、元、明之中葉”的“同時代感”。更深層次的，是個宇宙論，是身、家、國、天下這些大小組織體、大小歷史套疊的共同規(guī)律，共同的時間刻度，可以說是“同時間感”。我十多年前讀閑書，曾注意到宋詩中“中年畏病”“中年狂已歇”的生命史現象，哪承想在天下歷史的周期中再次相遇。清人張文虎就是從自己和友人“中年以往體就衰，那得飛揚比強盛”，想到“有如唐宋在中葉，根本已虛無善政”，再從本朝的中葉期待中興：“沉疴一起百痏消，我汗涊然君亦輕。”

基于此，本書是一次“以感入史”的嘗試：清朝中葉的人感知到了什么問題？他們如何認識這些問題的成因，嚴重的程度，解決的辦法？他們感知本朝到了什么狀態(tài)，處于什么階段，該怎么辦？他們?yōu)槭裁矗瑧{借什么思想資源，能夠感知和判斷這樣的時代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反映了中國歷史中的什么問題？如何概括？我想理解時人如何感知時代，體會他們本有之心態(tài)與關注點，從這里出發(fā)，思考三千年興亡往復的“王朝史”。

“駐足中葉看中葉”，視角轉換會帶來一些有意思的視野變化。比如，清人“有其敝而力能自變”的自信與從容，清人與明人的中葉經世之策的不同重點，清人在去弊、積德、變法之間的選擇等等，特別是如上種種“根本性問題”與作為后見之明的“理解中國現代國家的角度”的差異。

如您書中所說，除了清以外，周、漢、唐、宋、明都是統(tǒng)治時間較長的王朝，他們也有自己的中葉危機意識，這會不會形成一種士人常見的“王朝周期論”的話術習慣？而清人似乎拋開了大周期循環(huán)的窠臼，以王朝為本位來總結規(guī)律的？

孫明：中葉，在古代中國史論與時論中常見，但不是“話術”，而是“概念”，對于其作為王朝周期的特定意涵，言者、聽者可共喻默會。古人常有一些像“中葉”這樣總體性的判斷的概念，用于綱領、提調、總結、概括具體論說。如果不把它們作為老舊、空殼、泛泛而論的歷史概念，輕輕放過，它們在什么意義上可以成為方法呢？本書是一次嘗試，像“積弊”一樣，想讓“中葉”也再度成為“認識工具”或者說是“分析性概念”。概念是“象”，從“物”抽象而成，在歷史研究中反轉過來，這就是“觀象知物”的方法，從概念及概念的結構出發(fā)，重建時代。還原“中葉”這個概念的王朝政治內涵，思考它蘊涵的王朝政治史特別是王朝興衰信息，賦予它政治現象、政治規(guī)律、歷史哲學的意義，讓它引導我們回到歷史當時，走進時人思想世界，經由它，重新觀照那段歷史。

怎么看太平盛世與積弊中衰之間的因果呢？清中葉的人是這樣的邏輯：首先，在宇宙觀上，盛極必衰。其次，就王朝政治而言，似乎，太平、中衰、末世，是王朝政治體周期中不可避免的運數時段。李兆洛將“極盛”“極太平”析分為兩種狀態(tài)，從“血氣正盛”到“血氣將衰”，太平之極，亦是“衰機已伏”之時，這是道光與乾隆時期的不同。而何以至此，還是在于“積”，各種積弊、風習的累加，像“痰”一樣。第三，從現實看，太平盛世還造就了從人口規(guī)模、社會復雜性到治理煩雜、風氣衰靡等一系列問題。積弊、積習，積勢。“積勢是一條亡國的時間軸。”薛福成認為洪楊之起是積弊與積習的結果，而積弊、積習是太平的后果：“廷臣黼黻右文，鮮遑遠略，各行省大府迨郡縣吏，懵于利弊，恪守文法，以就模式，不爽銖寸。泰極否生，兆于承平。”

中葉、中世“德薄”而“衰微”是古代中國已有的歷史觀念。以王朝為時間本位，如何認識王朝自身的興衰？以王朝為認知單元，以連續(xù)的王朝史為視域，是否存在超越一時一事得失之上的、周期性出現的興衰時刻？除了天道的解釋之外，人間治道——特別是王朝治理——自身的政治時間，有規(guī)律性嗎？如何即時判斷本朝的興衰時刻？宋、元以降，經過經學闡發(fā)與歷史總結，以治道為價值標準的、中世衰微的政治時間觀念在王朝政治體的興衰論證中越來越趨于定型，在明、清表現很突出。同時，基于歷數、德運的大循環(huán)周期學說和觀念相對衰落。本書是以清朝為例來探討“中葉困境與周期感知”，所以對明朝人的議論只做了舉例說明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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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書中提到：“積弊、積習之根源在于制度體系的生長。”您同時也說：“中葉以降，制度無序增長以致紊亂了制度與治理系統(tǒng)的秩序，成為中葉積弊困局的樞紐。”正式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不斷生長導致“法久弊生”的情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該怎樣從制度史的角度理解所謂的“積”？

孫明：這本書以“壅蔽”開頭，因為它既是典型的制度積弊，還是整個“積弊”一局的“樞機”所在，因為，皇帝是王朝的總開關。壅蔽反映了清代積弊的兩個機制，一是制度設計初衷有道理（“懲明之弊”和“以密折除壅蔽”），但微妙地運行到了背離制度應有效果的軌道上；二是造成了了無生氣的政治狀態(tài)，乾綱獨斷，壓抑士氣，缺乏政治元氣。這兩點都是清代中葉積弊狀態(tài)的典型，反映了政治運行的微妙。

乾綱獨斷的一祖之法下只有這個后果。“一祖之法”不變，是清朝的典型特征，是制度體系積弊的源頭。困頓之中，士大夫認為不如“隨弊隨治”，也就是法隨勢變。在這個問題上，這本書里強調存在“先王之意/前代之法意”與“本朝之法意”的矛盾，實則是想強調不能忽略前者的政治倫理價值。

因為不能及時進行制度再造，導致制度體系無序生長、制度秩序紊亂、制度效能低下，“法繁”而“政慢”。各種行政、社會、經濟要素寄生、結合到這樣的制度、治理體系中去，“法外之法”與“法外之累”相輔相成，共成一局，生成了結構性的“積弊”格局。鹽、河、漕三大政皆如此。林則徐論漕務：“弊常相因，而事難獨善。” 就是這種“合理的不合理邏輯”的表現。中興也被穿過，“亂去而所以胎亂者猶自若也”。隨著洋務、新政勃興，“法益繁、網益密”“法多而政愈弛，官多而吏愈偷”。

中葉的機制和動力是“積”，是“積弊”。積弊，是很多個合理性與不合理性共同生長，社會、政治、經濟利益附著其上，最后生成了不可挽回的不合理性。我們今天研究那些造成積弊的問題（比如吏役貪腐），更傾向于解釋其合理性的一面。特別是“非正式制度”，近年的社會科學研究尤其認為其有合理性。但是，真的完全合理嗎？可以止步于“非正式制度”嗎？怎么看制度增量的利弊？不必重視制度秩序、制度再造？怎么看政治現實與政治倫理、政治后果？這就是政治的微妙處，也是政治的沉痛處，政治是個復雜的系統(tǒng)，和每個人息息相關。

這種微妙，也包含一種難以避免的宿命感。當然，這是后知后覺了。對于“中葉”，士人基于“同時代感”、經典指引、興亡規(guī)律總結，能即時感知，也有易簡、變法等理路和工具去應對，但最終還是走向季世、亡國乃至亡天下。黃宗羲說過，亂生于防范之法：“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于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談遷說過，亂生于預料之內：“天下之患，嘗發(fā)于所不及料。圣祖既料之，亦未堅持其終也。”乾隆說：“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魏源也有類似的歸納，但還是亡國了。

從清中葉士人討論積弊的情況看，他們對中葉的認識或批評，似乎更側重于風或風俗的層面，該怎樣從風俗-制度的框架下理解中葉困境？

孫明：怎么看中葉困境？無論從當時人的議論來看，還是從今天學界的研究來看，主要的兩端都是“制度”和“風俗”。我提倡并重，意在調整對“制度”或“風俗”的偏重。

不能把政治問題過度形而上化，否則就會云里霧里不著邊際。清人比我們實在，憂慮繁華后的復雜社會治理與政風冗瑣，雖然認為“漸摩既久”、積習難去，但針對成因導出改革入手處時，還是從“法弊”理解“時弊”，想通過法度易簡之道，激活制度與治理的效能，煥發(fā)人心與社會活力。早在明清之際，針對明朝的積弊以致亡國，黃宗羲就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清人也認為，“救弊之道，貴乎立法”“興利革弊，恃有法而已”“除弊興利之意，依然莫逃乎法也”。要振作士氣、整頓士風，改革言路制度是重要路徑。還可注意的是，在治體整全的古代中國制度論與治道論中，“法”“制度”是“象天所為”的，本來就具有綱維風俗的意義。胡承諾筆下的“帝王相傳而不易之道法”就是這樣的“全體大用”之法，這“有法之法”失落后，乃有中葉衰微。為了用今天的學科認識邏輯和話語來表述，我使用了“制度-風俗”雙中心這個說法。

對一個時代的思想與議論狀況的了解，要盡量多維度地閱讀和體會，在“加法”中擴充認識。有的文本，因為文章類型、體例、論題、對象、手法等的關系，更強調“風俗”。此外，還可以關注“制度論”“積弊論”等文本。我們不能以“虛實”為辭，用“制度”遮蔽“風俗”；也不必因為學術“預流”，便用“風俗”遮蔽“制度”。這也是“回到‘清中葉’”的題中之義。進而，還可以分析這些議論文本、內容的內在層次。在更直接的層面上，也許是“制度”；作為更深層次的機制和動力，也許是“積”。放長眼光來看，在歷代之“風”的差異與循環(huán)之外，我們也能看到制度積弊的恒常規(guī)律，盡管漢、明、清的政風法風、士風學風存在變遷與往復，王朝中葉的制度積弊與政治困頓一以貫之，是說明王朝體制不能化解的內在矛盾與危機的重要維度。“積”是中葉積弊的邏輯機制，風俗與人心是“積”所“合成”的結果之一和表象。“審積”是應對積弊的邏輯起點，湯鵬認為必“審積”方能“訓俗”。研究“積”，就是要思考歷史的動力與機制，而不拘泥于“制度與風俗”何者更重要。

孫明

清人對解決制度的積弊，最終結為回歸“法意”的辦法，不過，他們對于回歸“法意”在具體實踐上的設想似乎付之闕如，而且如果“法意”本身就有問題，如您提到的清實行的原額主義財政制度，那么回歸能解決問題嗎？

孫明：“法意”為清人除弊提供了改革動力、路徑和制度理想型。“法意”這個概念，簡單來說，有三個層次：一是所有制度必須是“先王之意”支配下的治理工具，必須是“有精神的法”，這是制度變遷的動力；二是這樣的“禮樂政刑”一體整全、全體大用之法曾經在“三代以上”實現過，特別是周公之法集其大成，這是“托古改制”的理想型建構；三是有一套向這個理想型“回歸”的易簡方法論，這是“反”的制度變遷路徑，實際是“與古為新”。

在近世中國的制度變遷思想中，“法意”與“王道”相系。養(yǎng)民、教民的王道就是作為支配的先王之意。法意兼形而上下，具有思想、制度、社會、風俗等各方面整全的規(guī)范性。王道的理想境界與制度的價值遵循是文質彬彬、厚積道德，這是一種復性狀態(tài)，是“文”與“質”的綜合，是以回歸法意為制度發(fā)展的辯證法，而不是平均主義，不是機械地回到簡單社會，不是歷史倒退。

面對積弊、中葉，當時人為什么相信能夠轉圜、逆勢而為？雖然有現實的太平積聚為背景，但歸根結底還是法意和王道學說的指引。去弊、逆勢、走出中葉困境，回歸法意，回歸二帝三王之治，就可以“積德”而延續(xù)政治生命力，他們是相信這個可能性的，相信這種歷史動力的，盡管在王朝體制中，從來沒有實現過。

根據“法意”，清人努力在鹽、漕、言路等重要方面提出了改革設想甚至進行了改革嘗試，嘉道經世派的主張和實踐便是表現。但“法意”思想也有其自身限制：首先，存在“本朝之法意”與“前代之法意”（即“先王之意”）的張力，“本朝之法意”是政治綱領，對于“先王之法”要“師其意，不師其跡”，但“意”和“跡”的邊界存在彈性，“先王之意”如何在當代形勢中落實為法度也存在不同理解，于是“一祖之法不變”就會抵消“先王之意”的指引；其次，制度改革與變遷不僅要看“前代之法意”，還要看制度內在發(fā)展規(guī)律，這也是制度慣性、路徑依賴的表現之一，是“本朝之法意”除了政治綱領之外的行政、技術層面的約束，“三代井田之良法壞于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后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于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制度變遷是“道”與“術”的結合，操作層面的治理技術也反制“道”的實現，將經典所載法度之“意”與現實執(zhí)行之“法”結合起來、從回歸中求創(chuàng)新的制度變遷路徑是有內在限制的，如果放棄財政、人事、行政指令各方面的“原額主義”，在當時缺乏新的智慧，找不到新的出路；最后，從前一點而來的，“先王之意”指導下的制度變遷仍是“一姓天下”的舊國家、舊制度系統(tǒng)內部的改革，從歷史經驗來看，始終不能化解復雜社會的“積弊”，無法實現復雜系統(tǒng)下的有效治理，我認為，要靠現代的新國家、新制度來改變，走出王朝體制、涵養(yǎng)新的“法意”，新法意就是“民主與科學”。

清人的中葉意識似乎是一種“持盈憂盛”的焦慮，但如您所說：“中葉正是‘歷代亡天下之患’中最隱微、最深刻而又在劫難逃的總體性衰敗。”是不是可以說，中國古代王朝，絕大部分在中葉之后，都會不可避免地走向“歷史的垃圾時間”？

孫明：說到底，這本書關注的是“興衰”，是在總體性狀態(tài)的維度上，通過時人的“感知”，來研究“得失”、思考“周期”。胡承諾說“中葉以降，政教陵替，天之所亡，不必盡如紂、桀也”。中葉之憂是持盈憂盛，但無論君臣明良與否，都無法治理積弊，都不可避免地從中葉走向末葉，這是很無奈，也很深沉的一種宿命感。對于歷代興亡，馬端臨說過，“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具體原因不同，“無以參稽互察”，不存在一致的、繼承性的規(guī)律。但通過本書，我們能夠認識到，“皆亡于中葉”，這是王朝政治體的內在問題與普遍規(guī)律。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歐陽修為唐昭宗寫贊語，論唐從積勢以致亡國：“自古亡國，未必皆愚庸暴虐之君也。其禍亂之來有漸積，及其大勢已去，適丁斯時，故雖有智勇，有不能為者矣，可謂真不幸也。”中葉這種“興衰”之際的時代狀態(tài)，也決定了時人的反思深度。“經世”是表象，是實踐及其方策，而“積弊”與“審積”及改革方法論的探討與選擇，才是更深的思想認識和底層邏輯。這些都吸引我思考去除異代不同后的王朝史的共性規(guī)律，作為衰亡狀態(tài)的“土崩”與“瓦解”的不同、緣由及其早晚、遲速，士人對這些規(guī)律的體察等，這有點兒像歷史哲學，也是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的議題。

“中葉困境”是一種“總體性衰微”。龔自珍對“中葉”扼殺人才、扼殺活力的著名批判，不必“乘亂世暗君”而自能“使天下陰受其害”的鄙夫現象，正與“中葉”的時代狀況相表里。這確實有點兒像“歷史的垃圾時間”的壓抑感。但是，從不同角度看待“中葉”，會帶來不同的感受。如果從政風萎靡、人才摧折、進退失據來看，中葉就是“垃圾時間”。甚至在后世看來，也過于平淡而近于“垃圾領域”，這大概也是對清中期史的研究和關注遠不如明清之際、康雍乾盛世、晚清史興盛的重要原因。人們都對“得天下”“盛世”和“亂世”更感興趣。但是，如果從那些一代大才在“中葉困境”中的思想和實踐的掙扎來看，可能就很精彩、富有活力而不是“垃圾時間”了。應對清代的中葉困境，有陶澍、賀長齡、林則徐等經世名臣以及為其培育、作為其接班人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中興名臣，有包世臣、龔自珍、魏源等經世的名儒名士以及作為其血脈延續(xù)的馮桂芬等承前啟后的洋務、維新思想家，這個人才、思想的梯隊、鏈條，我感覺特別有吸引力。名臣、名儒、名士的人生與施政、文字與思想，都是中葉困境中的活力與動力。所以，我一方面感慨于“中葉困境”之不可作為，另一方面也折服于這些行動與思想的“巨子”。他們的想法和做法，又成為思想起點、政治經驗，以“因革損益”的方式，傳給下一代、下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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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然可以說，清中葉的這些見招拆招式的行政改革而非制度體系的系統(tǒng)再造，無法挽回傳統(tǒng)王朝崩潰的結局。也許如您所說，建立現代法意，通過根本性的制度變革戰(zhàn)勝積弊困境，走出王朝體制，建設現代國家，是一個答案。可是您也猶豫，是否現代體制便可永免積弊困擾。您猶豫的是什么？

孫明：現代世界解決了傳統(tǒng)政治與社會的很多積弊，比如通過工業(yè)化、全球化化解人口壓力，通過社會科學研究和施政手段緩解與化解治理和制度積弊，但也形成自己的積弊，現代思想對自身社會的認識仍然是有限度的。在制度、階層、族群等各方面，政府、企業(yè)、學校等各種組織或非組織場域，現代政治與社會也都形成了積弊、積習與積勢。人們經常討論的“大機構、大企業(yè)衰亡于復雜性”，就是一例。現代學術，是一波一波的時尚，就是在化弊，但仍有積而難化之弊。人的智慧有限，眼界有限，特別是“承平既久”，就容易喪失發(fā)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動力、能力和魄力。姚文田論“漕弊”，用了“不能不如此者”“勢不能不”“其中亦有不能不然者”“不得已而為此者”“不能上達之實情”等一連串無奈的說法，現代政治與社會分析中，似乎還經常能看到這種思維范式。政治是個復雜的系統(tǒng)，上一階段的貌似合理的要素，也許就是下一階段不合理的病根。姚瑩論鹽政積弊，直指“極盛”之因亦轉而為“極敝”之因：“有嘉慶中年之極盛，斯有道光初年之極敝，相去不三十年，前人之所以得，正前人之所以失也。”這種反思力度，今天并不常見。這就是我在寫完這本書后仍然在思考的，如何認識“積”，為什么以“積德”對抗“積弊”、以“易簡”化解“積弊”，但仍然無法避免從“積弊”到“積勢”，小到個人生活，大到國家、世界，“積弊”都是永遠無法徹底解決的“勢”？

本文首發(fā)于《澎湃新聞·上海書評》，文景獲授權轉發(fā)。

積弊：清朝的中葉困境與周期感知

孫明 著

?“積弊”是怎樣形成的？直刺“康乾盛世”之后清帝與士大夫的內在焦慮

?國家為什么找不到出路？施政手段的調試何以于事無補？

?立足“中葉困境”，探索“嘉道變革”，再現清代超大規(guī)模政治體的政治思想邏輯

?嚴謹的反思之作，極具宿命感之書，論證嚴謹，資料充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