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經濟研究院報告｜美國關稅步步緊逼，中國出口前景如何？【走出去智庫】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

11月7日，海關總署發布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月，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7.31萬億元，同比增長3.6%。其中，10月單月進出口總值3.7萬億元，增長0.1%，從2月起連續9個月保持增長。

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最新研究報告認為，在美國關稅為全球貿易格局增添諸多不確定性的大背景下，盡管10月中國出口增速較前9個月微幅下調0.4個百分點，但今年中國出口總體仍保持強勁。預期今年中國出口增幅為8.3%，并將2026年中國實際貨物出口增速預測上調至大致持平。相比之下，預計美國出口在2026年將下降3.4%。

中國出口為何能保持強勁韌性？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刊發牛津經濟研究院報告的重點內容，供關注中國出口趨勢的讀者參閱。

要點

1、中國自2022年底以來積極推動產業發展，促使出口結構向高附加值領域轉型升級，這也增強了中國出口對抗美國單邊關稅的韌性。

2、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出口格局持續從發達市場向新興市場調整。東盟、拉美和非洲目前在中國出口中所占份額穩步上升，有效抵消了美國與東北亞等發達市場的疲軟。

3、人民幣實際貶值成為關鍵助推因素——即便在國內通縮壓力下仍維持著價格競爭力。部分市場測算顯示，人民幣實際匯率仍被低估逾20%。

正文

本文深度分析了在美國關稅步步緊逼的國際形勢下，中國仍能保持強勁韌性的“底氣”，并總結了三大“中國出口轉型戰略”。原報告由牛津經濟研究院亞太首席經濟學家盧姿蕙（Louise Loo）執筆。

本文由牛津經濟研究院版權所有，翻譯時有所刪節。下載完整報告，請掃描下方二維碼：

中國韌性，不止于“搶出口”

盡管多數亞洲經濟體的出口前置效應持續至今年七月，但我們的去趨勢化分析（detrending analysis）顯示，中國商品（包括直運美國及經第三地轉運或組裝的產品）的類似前置活動實際從去年十二月已經開始，并僅持續至今年四月。2024年12月（于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就職前）中國出口運量較趨勢隱含水平高出約7%，而在今年三月（于四月份關稅新政公布前）該差值更擴大至9%。

中國近期出口活動受訂單前置帶來的提振相對有限，這意味著中國出口的韌性主要源于其他驅動因素——這些因素同樣驅動著中國自2022年底以來愈發強勁的增長路徑。

從周期層面看，更強勁的貿易轉移效應支撐了中國出口。當前美國對中國與亞洲其他地區征收的關稅差額，已遠超中國企業4%-5%的平均工業利潤率，這促使更多貿易流向通過東盟中轉。我們估算，自四月以來，約合77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已轉道東盟。

從結構層面看，中國自2022年底以來積極推動產業發展，促使出口結構向高附加值領域轉型升級，這也增強了中國出口對抗美國單邊關稅的韌性。

中國出口轉型策略一：從發達市場向新興市場多元化拓展

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出口格局持續從發達市場向新興市場調整。東盟、拉美和非洲目前在中國出口中所占份額穩步上升，有效抵消了美國與東北亞等發達市場的疲軟。特別是在東盟、拉美等新興市場，由于供應鏈多元化進程加速以及當地對中國電動汽車需求旺盛，中國在汽車、通信設備及電氣機械領域的出口均實現顯著增長。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和東北亞仍占中國出口總額約32%（2017年為45%），但其主導地位正在消退。對日韓出口下滑是外部摩擦與國內產業升級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成立“芯片四方聯盟（Chip 4 Alliance）”等舉措降低了韓國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中間品的依賴；另一方面，中國向價值鏈上游攀升，自然替代了原本向日韓等地區出口的紡織品、服裝及食品等低利潤率產品。

今年加征的關稅更強化了這些貿易流向調整。自二月以來，中國對東盟、印度、非洲及拉美的出口增速，幾乎是同期對美直接出口降幅的兩倍，這表明新興貿易渠道的拓展步伐正顯著超越傳統渠道的萎縮速度。

然而，對新興市場依賴加深也帶來了新的風險。我們對87個主要貿易伙伴的分析顯示，其中61國目前對華存在雙邊貿易逆差，且自2017年以來，有40國的逆差規模相對于其外匯儲備持續擴大。許多此類雙邊貿易失衡問題已持續近十年，在亞洲、非洲及歐洲-中東-非洲地區的低收入經濟體中尤為顯著。因此，盡管這些市場的強勁需求支撐著中國短期出口動能，但也加劇了中國對相關經濟體金融脆弱性與需求周期的敏感性——這些經濟體往往難以維持長期的進口增長。

中國出口轉型策略二：向中間品與資本品領域縱深發展

進入2020年代，中國制造商已從昔日產品的"最終組裝者"，轉型為眾多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中間品供應商。

自2015年代中期以來，各經濟體對中國制造中間品的依賴度持續攀升，尤其在太陽能光伏等綠色產業領域。經合組織數據顯示，到2022年，中國對全球最終需求的增加值貢獻已占全球GDP的17%，較2017年提升2.3個百分點。這一趨勢與中國海關數據相互印證——當前近半數中國出口商品已被歸類為中間品。

中國歷經多年從最終消費品向資本品與中間品的戰略轉型，意味著全球制造商如今既難以完全排除中國零部件，也無法在供應鏈中淡化中國關聯。而中國在上游生產環節的深度嵌入，更使得其對華中間品需求呈現出相對關稅變化的剛性特征。

中國出口轉型策略三：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

中國提升自主可控水平的戰略核心，正推動其向高附加值制造與出口轉型。高科技產品——包括計算機、通信設備、航空航天產品及生物技術——目前已占出口總額約30%（約合9200億美元），而機電產品占比更超過55%。這一出口結構印證了政策層面對于創新驅動競爭力的戰略聚焦。盡管面臨多輪美國關稅措施，這些領域的出口仍持續擴大。

關鍵之處在于，中國的比較優勢體現在以低結構性成本生產高價值商品的能力。大規模生產、密集的供應商網絡，以及自動化與機器人技術帶來的生產率提升，共同鞏固了其制造優勢。雖然微薄利潤率長期來看或難持續，但任何價格正常化進程都將是漸進的。近期包括政府"反內卷"倡議在內的政策信號表明，其目標并非削弱競爭，而是旨在提升效率與技術自主水平，這應會進一步強化中國在高價值制造領域的競爭力。

隨著中國為高附加值產品構建自主垂直供應鏈，其用于加工貿易或其他特殊再出口安排的進口份額已從2005年的50%持續下降，至2024年降至進口總額的30%以下。換言之，中國正在減少中間品進口，特別是化工原料、汽車零部件和電子元件。與此同時，中國正增加最終消費品的進口，尤其來自東盟經濟體。

中國出口韌性的政策啟示

中國對全球貿易的貢獻正日趨呈現單向傾斜。過去二十年間，其出口份額持續擴張，而全球進口份額卻始終穩定在9%左右。國內供應鏈的強化降低了對國外中間品的依賴，加劇了這種不對稱性。

人民幣實際貶值成為關鍵助推因素——即便在國內通縮壓力下仍維持著價格競爭力。部分市場測算顯示，人民幣實際匯率仍被低估逾20%。

但這種出口主導的韌性伴隨著代價：對外需的持續依賴延滯了向消費主導型增長模式的宏觀再平衡。盡管政策層面提振家庭消費的導向明確，但金融穩定、財政審慎與道德風險等相關約束，限制了大規模刺激的空間。當前出口仍承擔著主要增長重任，這意味著中國家庭正通過高儲蓄與受抑制的物價，實質上補貼著全球消費者。

縱觀亞洲地區，中國出口轉型帶來的外溢效應喜憂參半，我們將持續關注分析。中國制造業優勢可能擠壓區域競爭者，重現21世紀初“中國沖擊”的某些特征——當時美國制造業就業下降了約25%。但另一方面，充裕優質的中國商品產生的通縮效應，正支撐著各地區實際收入，并為面臨工業動能減弱的央行提供政策寬松空間。

專家簡介

Louise Loo 盧姿蕙

Head of Asia Economics, Macro Forecasting and Analysis

牛津經濟研究院亞太首席經濟學家

Louise Loo是牛津經濟研究院亞太首席經濟學家，負責大中華區的宏觀經濟研究和預測工作。在加入牛津經濟研究院之前，曾是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高級經濟學家。在高盛，還曾擔任中國財政部和中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主權信用評級的長期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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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代表原作者觀點，不代表走出去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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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貿易協定、關稅籌劃與供應鏈戰略重構》是一份面向企業決策者與合規負責人的深度戰略指南，在當前全球貿易規則加速重構、合規風險與成本壓力交織的背景下，為企業提供從規則解讀、成本優化到布局重塑的全鏈路解決方案。報告以“規則-成本-布局”為框架，系統剖析RCEP、CPTPP等關鍵協定的差異化條款與實務陷阱，聚焦原產地合規、碳關稅（CBAM）應對及反規避調查等現實挑戰，更融入歐盟電池法規、美國UFLPA等新興合規要求，通過光伏、新能源汽車、東南亞制造等典型案例，助力企業構建兼具韌性、合規性和綠色競爭力的供應鏈體系。適合企業戰略制定者、法總與合規負責人作為全球布局與風險管控的實戰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