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大哲學碩士，35歲決定去荒原遠征

（圖/受訪者提供）

對任何人來說，認識自己，接納自己，突破自己，都絕非易事。一個曾在優績主義中勝出的女性，獨自完成了一場對自我的遠征。

在兩年間一次次城市與荒野的往返中，依蔓獲得了屬于她的“解放時刻”——沒有人需要你成為什么，你的焦慮、成就、痛苦與歡欣，對天地而言都微不足道。而正是這種“微不足道”，讓她真正獲得了解放。在巨大的未知里，她不再需要滿足誰，討好誰，而是遇見了一個可以相信的自己。

?記者 | 張遠山

?編輯 | 程遲

穿過上海徐家匯附近的老小區，步梯六樓的盡頭，是依蔓短租的家。三年前，也是秋天，她像逃離一般離開上海，北上的飛機最終降落在內蒙古海拉爾。在此之前，她在這座城市工作生活了七年，其中近一半的時光，也租住在這附近。

依蔓曾喜歡上海，后來卻只想逃離。她曾是最擅長應試的那類孩子——后來發現，這不僅塑造了她，也深深傷害了她。

從2022到2024年間，她不斷離開城市，前往中俄邊境的恩和草原、蒙古的森林、西班牙北部村莊、蒙俄邊境的查坦部落等地，與牧民一同尋找馬群，漫步荒野，完成了一場關于“我是誰”的追問，而這也是一個“好學生”如何重建內心秩序的故事。這些都被記錄在她的作品《荒野尋馬》里。

《荒野尋馬》

依蔓 著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后浪/后浪文學，2025-6

穿過狹長的回形樓梯，在一扇防盜門背后，我見到了依蔓。她赤著腳，輕快地迎到門口，像一只小鹿。臉頰上有在蒙古高原曬出的曬斑——這是兩年的草原生活，在她身上留下的了印記。

“光腳可以嗎？坐地上可以嗎？”依蔓自然地盤腿坐下，斜靠在床邊。即便只是短租幾個月，她還是專門購置了一塊地毯。草原加深了她原本就喜歡席地而坐的習慣。

依蔓把膝蓋藏進長裙，不斷調整姿勢，試圖讓身體處在最舒服的狀態。屋里沒有開燈，她的聲音在灰蒙蒙的午后響起。談話從她的新書開始，近五個小時里，講述了一個80后省城女孩如何從期待中掙脫，“找自己”的故事。這些敘述里，充滿覺察與沖撞，帶著一種切身的實感。

（圖/受訪者提供）

她是在優績主義規則中一度勝出的女性，1987年出生，從南寧考到北京，進入國內頂尖學府。

臥室墻上，掛著一幅長長的空白掛歷，上面是漂亮的手寫體，待辦事項從上到下有序排列。“（完成）這些很輕松，是八月的。”她說。她曾經習慣了列滿 to do list，計劃、完成、解決。但那種過高的自我要求，似乎并未換來更多的愛與尊重，反而帶來長時間的緊繃與疲憊。

她似乎也別無他法。人生前三十五年，依蔓活得像一張被反復謄抄的答卷，字跡工整，答案標準。

父母早年離婚，她從省會到北京，再到上海；從人大哲學系，再到體制內——必須精準答好每一道題，才足夠讓人放心。“可能像我這樣成長起來的小孩，很知道怎么樣去滿足期待和標準。”

直到35歲那年，那根始終緊繃的皮筋，終于斷了。她長時間與驚恐癥纏斗。母親不知道她怎么了。

2022年秋天，依蔓把所有 to do list 都扔在了城市。她辭去工作，退掉租住多年的房子，瞞著家人，獨自前往一個遙遠的內蒙村莊，在那里度過了一個秋天與一個冬天。

那不是一次職務寫作，會待多久，能帶回什么，一切變得不可確定。這對習慣列滿待辦事項的她來說，是最先面對的挑戰。可她還是出發了，帶著一種直覺，一種模糊的、想要沖破什么的沖動。

（圖/受訪者提供）

在兩年間一次次城市與荒野的往返中，依蔓獲得了屬于她的“解放時刻”——沒有人需要你成為什么，你的焦慮、成就、痛苦與歡欣，對天地而言都微不足道。而正是這種“微不足道”，讓她真正獲得了解放。在巨大的未知里，她不再需要滿足誰，討好誰，而是遇見了一個可以相信的自己。

她在書里寫：“自然是如此寬博，它允許一切發生，也允許一切止息，允許莽撞闖入，允許恐懼，甚至允許消解。它無差別地接納她的靈魂。”在自然全然的接納中，依蔓仿佛也開始接納自己。她開始認真感受自己的身體，也可以不那么努力，不那么完美。

眼下，依蔓又要搬家了。搬回南寧老家，做一些零散的項目。臨近搬家的日子，東西還沒收。要在過去，她會提前一周開始整理謀劃，緊張到心慌。但如今，她允許自己再躺一躺。

分別時，我問她，你覺得這本書算成功嗎？

“成功，太優績主義了。”依蔓說。它傾注了很多愛與關注，“它是最棒的小孩”。這句話，在過去三十多年里，幾乎沒有人對她說過。

以下是依蔓的自述。

就到這里吧，沒關系

在西班牙，一個聲音對我說，就到這里吧，沒關系。

那天，為了看野馬節，我從圣地亞哥機場租車，開至少兩個小時，到一個村子附近的酒店。我沒去過西班牙的鄉村，不知道路況如何，當地的英語普及率也不高，整個行程對我來說壓力很大。我租到一臺手動擋汽車，一開出去就要上高速，后面的大車不停地按喇叭，擋卻怎么也掛不上去。我很慌張，不得不幾次把車停到減速帶，強迫自己冷靜下來。

在那種情況下，我還在責怪自己：你看你，以前不多出去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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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開到住處，發現老板之前答應的事沒有兌現。那是野馬節的前兩天，我覺得完蛋了，還能不能去成？

恐懼，自責，很多情緒混雜在一起。回到房間里，我崩潰大哭，唯一的念頭是回家，不想去什么野馬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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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聲音跳出來，跟我說：沒關系，我們就到這里，你可以不去，不要覺得這是失敗。

這個聲音不是第一次出現。荒野旅行這兩年，我的內心生長出來一個“姐姐人格”，這是她的聲音最大的一次。

在過去，面對這種退縮，我無法原諒自己，甚至不允許自己崩潰。

我算是那種人們所說的“做題家”，出生在南寧，一路考到北京，進了中國人民大學，讀了七年哲學。我很會考試，能快速掌握應試需要什么，并給出解法，因為系統的要求和標準都很明確。今年備考雅思，我一個月就考過了七分。

六七歲的時候，我父母離了婚。我媽忙于工作，外婆照顧我。上學的事，我就自己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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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見著父母打來打去，家里的大人告訴我，你媽媽很不容易，她為你做了很多犧牲。我母親不是那種很嚴厲的人，但我能感覺到她對我隱形的期待——做好了，她就會開心。這種期待非常隱蔽，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出現，但它塑造了我的思維和成長方式：我要更好。

所以我不斷去實現那些期待，覺得只有那樣，自己的存在才確定，才有意義，才能得到關注和愛。

小時候，班里選班長，大家投票選了別人，我當場哇哇大哭。現在想想很脆弱，很幼稚。但當時我會想：為什么？大家不喜歡我了嗎？那感覺像被拋棄了，他們不要我了。

但這些，我不會跟我媽說。我從小生病都看不出來。有幾次高燒到40攝氏度才被老師發現。我能忍，一直忍，甚至不覺得自己在忍。我認為自己就應該學習，即使生病也該上學，我就不該生病。如果病到不能上學，那就是我的問題。我不跟家人或老師說“我不舒服，想休息”，從來沒有。但小時候，你不覺得這有什么問題。

我在上海工作過七年，做編輯、寫稿、帶項目。成年之后，那些期待從家人到了工作中。

我不在乎周末，也沒有自己的生活，只有工作，to do list永遠做不完，對每件事的標準都很高。為了改一篇稿子，我會通宵，根本沒有“今晚休息，明早再改”這個選項。那時團隊里很多急事都會交給我。我擅長處理突發事件，而且能處理得不錯。我好像成了那個“托底的人”。很累，但每當事情處理得不錯的時候，我又會覺得自己挺重要、挺厲害的，我為自己驕傲。

同事和老板也會說，這事你可以放一放，但我聽不進去。有段時間，我家墻上貼著“放輕松”之類的提醒。我想著：好，那我來學習放松。

我還花很長時間學習生氣，就是學習第一時間跟別人說，“你這樣讓我不舒服了。”在旅途里，我也慢慢練習。比如在飛機上，旁邊的乘客老在抖腿。我說，能不要抖了嗎？聽上去還是很弱對吧？這對我來說已經是極限了。

我會覺得，表達憤怒、不喜歡甚至拒絕的時候，有沒有可能自己就不被喜歡了？那么，事事都說好，那一定是安全的。

從小到大，幾乎沒有人告訴我說，沒關系，你做到這里就可以了，做不到也沒有關系。

在西班牙，獨自面對恐懼，內心的“姐姐人格”——一個更有力量的我，容納了我的怯懦。那天，我決定先睡一覺。后來的經歷很神奇。第二天醒來，情緒平復了。我想，再試一試，再開一段路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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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帶我走上了一條非常安靜的小路，沒有嚇人的大車，風景非常美。我一邊開一邊覺得不可思議：怎么會有一條這樣的路？既安全又漂亮，好像特意為我選的。

好的標準

我是“逃”來草原的。

2022年9月，我離開上海。那天浦東機場掛著臺風預警，天黑沉沉的。朋友開車送我去機場，一路上下著雨，人心惶惶。大屏幕上滿是取消航班的信息，幸運的是，沒有我那一班。

下午四五點，飛機降落在海拉爾。世界仿佛一下子安靜下來了。那里的房子不高，視野遼闊，能望見完整的天際線，是一種“打開”的感覺。草原那種開闊、敞亮的氣象，在我以往的生活經驗中是從未有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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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在城市里長大，后來去北京讀書，工作去上海，一直在城市流轉，擁有的都是城市的生活經驗。為數不多和鄉野有關的經歷，是去鄉下姨媽家過暑假。在來到恩和之前，我并沒有真正踏入過荒原，甚至沒有徒步、登山的經驗。我始終沒有脫離現代秩序，一直活在城市的框架里。

當時的上海對我而言，就像一張天羅地網。這不是城市本身的問題，城市是中立的。它承載了我從小到大被賦予的所有規則與秩序，那些困住我的東西，最終以城市的形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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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想，那就去一個看起來和它毫無關系的地方。

我瞞著家里人，辭了職，又算了一筆賬，打算花兩三萬塊，買下幾個月不工作的時間。

我不知道會待多久，就按照最冷的情況做準備。零下三四十攝氏度該穿什么，我不知道，就把能帶的都帶上。行李箱里，衣服占了不少空間，但我仍然把電腦塞了進去。

剛到恩和，我跟心理咨詢師說，很焦慮，不知道前路會遇見什么。

實際上，出發前，在草原待多久，去哪些目的地，能不能帶回什么，我全無計劃——如此的不確定，在工作里，我絕對不允許出現。怎么會不確定呢？問題怎么會沒有解決方案呢？我是習慣把 to do list 列滿的人。

在這種焦慮里，我看到了恩和的秋天。十月，馬被放回草原，當地人去找馬，我也跟著一起去。然后雪來了，還是去找馬。

（圖/受訪者提供）

但那幾個月里，我并沒有因為沒做什么事，感到“好難受”或者“今天又浪費了”。在那里，日子似乎更加充實，牧民從早忙到晚，有做不完的事：這匹馬出了狀況，那里要修圍欄，哪匹馬又跑了……

后來，為了尋找查坦部落，我再次離開城市，來到充滿野性的蒙古的草原。我看到了關于“好”的標準的更多可能。

我的向導生活在村里，自己蓋了房子，做旅游生意。他也在烏蘭巴托工作過，但不喜歡。他選擇回到草原，和家人在一起。他的太太在法國生活工作多年，現在在線上教法語，也選擇和他一起在村莊生活。他的父親，跟森林、跟查坦人很近，經常會騎馬回去看他們。

對于他們來說，騎馬，在自然里面生活，是最舒服、最好的。

我作為在城市長大的人，曾經對“好”的標準很狹隘。可像向導一樣的人，當他們真正接觸過城市，看過城市“好”的標準，比如要掙更多錢，要往上爬——對比起他們從小所感受到的自由，那種“好”的吸引力就沒那么強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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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進入人大哲學系時，第一節課，老師說：忘記你們所有學過的叫作哲學的東西。后來我發現，哲學不教很實際的東西，而是在探討不同的問題，提供的是一種解法，沒有標準答案。

在大理，我從一位音樂人那里得到一面薩滿鼓。敲到這面鼓時很神奇。老師拿過去敲，他一邊敲，我一邊哭，好像我認識這面鼓一樣。當時我問老師要怎么學，他說：不需要學，你每天就跟它待在一起，想敲的時候，就跟它玩就可以了。這話讓我震驚，因為以前任何東西，都是有規范的。

從恩和回到上海后，我經常在晚上敲這面鼓，慢慢地好像真的知道怎么跟它玩了。后來，老師來上海，我去見他，在現場玩鼓。他對我說：你敲得很好。我說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但跟它玩得很開心。老師說：對了，就應該這樣，聽憑自己的感覺。

去到恩和，去查坦部落，遇見薩滿鼓，很多事情似乎都在告訴我，不必那么確定，可以沒有規則。

我又是誰呢？

去年九月，我在蒙古一個人面對荒原，經歷了兩年旅途中最深的恐懼。

在那樣原始的環境里，你是人還是馬，其實沒什么分別；你受過什么教育、做什么工作，所有這些身份標簽都被剝離干凈。你只是一個純粹的存在，一個生命體。

我開始確信，過去那種焦慮和緊繃，都來自社會的評價與標簽——學歷、成績、工作能力。太多外界的聲音在告訴你什么是“好”，你應該成為什么樣子。

去恩和的時候，我35歲。那時大家都在討論，35歲之后可能就找不到工作。也看到一些相關的報道。當時有位記者，40歲左右辭職后，只能回去做很基礎的記者工作。看到這些，我也會覺得這個世界對35歲以上的人不太友好。

（圖/受訪者提供）

但在當時，不是我“不想”繼續這樣生活，而是“沒辦法”再這樣過下去了。我的大腦已經裝不下那些了。

從2020年開始，驚恐發作讓我一度無法正常工作。嚴重的時候，我會在家里尖叫，有幾次把門打開，蹲在門邊或趴在地上動不了，想著如果要暈過去，門開著可能還有人能看到我。

內心沒有支點，感覺一切都在崩塌：外部的城市秩序在崩塌，“我”也在垮塌。對我來說，更要緊的問題是：太長時間被工作定義，被成績定義，被別人眼中“我應該是的樣子”所定義，那離開了這些，我又是誰呢？

過去，帶著那些關于“好”的期待，我走進大城市，考入名校，進入體制內，拿到北京戶口。這一切在家人們眼里堪稱完美。

大學畢業之后，我進入北京的國企，有很多事我不理解：為什么要開這么長的會？為什么要寫這么多排比句？但我依然能把它們寫得足夠漂亮——我太知道對方要什么了。

(圖/受訪者提供)

在辦公室里寫材料、寫報告，處理很多行政事務，感覺自己就像一個工具，無足輕重。你是小張、小李，什么都行，反正有人干活就可以。

在家人眼里，那份工作穩定，體面。可我當時心里隱約有種沖動，說不清楚具體是什么，只是模糊地覺得，好像不該是這樣。

我29歲那年，從現實眼光看，正是成家立業，在北京買房定居的好時機。多數人都會這么選，但我不愿意。我決定辭掉這份工作，離開北京。

家里人無法理解：為什么放棄那么好的單位，還放棄北京戶口？那一年，我媽不跟我說話。我們幾乎斷了聯系，發消息也沒人回。

我好像親手撕掉了她“完美女兒”的幻夢——不要這份工作，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亂七八糟。在她看來，這或許也是她作為母親的失敗。

實際上，從恩和回到上海之后，我一開始并沒有獲得期待中的自由。一回到城市，身體會不自覺地緊繃。那種緊張，來自于那些仍未消散的期待與框架。兩三個月里，我狀態很糟，我時常崩潰，反復問自己：怎么會這樣？甚至懷疑自己去恩和的意義。

當時面臨的現實是，之前給自己設定的經費已經用完，接下來的一年要怎么過？在南寧買的房子，媽媽和外公住在那里，每月我要還四千多的房貸；如果繼續在上海生活，也需要基本的生活費。我借住在朋友家里，不得不一邊找工作，一邊思考是否要在這座城市繼續待下去。

（圖/受訪者提供）

我投出無數簡歷，什么都投，編輯、媒體、公關，所有可能與內容相關的崗位都試過，還找人改簡歷，托朋友內推，可只收到一個回應——來自一位人大的校友。那段時間，我每天刷新招聘軟件，最后主動找上門的全是保險公司。

但在自然中，這些都消失了。在那個環境里，你感受不到注視，也感受不到期待——無論是來自外界，還是來自自己。在自然里，沒有人關心你變成什么樣，甚至你是死是活都無所謂。

事實上，在那段短暫而挫敗的求職經歷之后，我獲得了項目制的工作機會。我不再追求某種穩定的狀態和關系，因為聽到了自己內心的聲音：關于草原、關于馬，我還沒看完。

我開始學著相信自己的感覺，甚至是直覺。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我與自己的身體和感受都很疏離——壓力大時，我察覺不到；身體不舒服，我可以忽視，甚至覺得它“不正常”。我不相信自己累，也不相信這些感受。如今，我在重新認識自己的感覺，重新認識自己的這具身體。

優績主義對我的影響仍然持續，而且它的痕跡一定會一直存在。但我開始清楚，去識別它，然后決定要不要放掉一些部分。

今年七月，我去了北極，想走一些跟海洋有關的地方，海邊或者海島。再走一走，再寫一寫，一切還是與自然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