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都懂，但做不到？主動健康為何“知易行難”

管住嘴、邁開腿、早睡早起，當被問及如何保持健康時，許多人都能侃侃而談，但真正能長期堅持踐行這些健康習慣的人卻并不多。

“多數人對健康的認知水平較高，但實際健康行為表現較差。”近日，在第五屆有意思生活方式大會上，赫力昂中國副總裁、企業事務部負責人傅悅如是說道。

這一發現來自赫力昂與健聞咨詢、慧澗聯YEO聯合發布的《2025中國消費者主動健康洞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指出，隨著“健康中國2030”戰略的持續推進，大眾健康意識正從“被動應對”向“主動管理”轉變，但“知易行難”的現象仍較為普遍。

圍繞主動健康的三大核心行為——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預防和疾病治療，該報告基于覆蓋284個城市的廣泛調研，較為客觀地反映了當前我國成年人的主動健康管理情況。數據顯示，近七成（68%）的調研對象健康認知達到合格標準，然而客觀健康狀況反饋卻表明，只有約四成調研對象的身體狀況達到合格標準。調研還發現，近三成受訪者呈現出典型的“高認知，低行動”特征，他們的健康知識儲備表現出色，但實際健康行為卻嚴重不足。

數據來源于《2025中國消費者主動健康洞察報告》

上海市健康促進中心黨委書記唐文娟指出，當前我國居民“主動健康”的意識與行為雖有提升，但健康意識難以轉化為健康行為的問題仍較為普遍，例如“大家都知道吸煙有害健康，但真正戒煙卻很難”。全科/心內科醫生、上海曜影醫院門診部主任嚴軼文從臨床視角指出，“知行鴻溝”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信息繭房”致使消費者健康認知出現偏差；其二，即便掌握了一定的健康知識，健康行為也難以長期堅持，最常見的就是不規律服藥。

主動健康認知與行為之間的差距從何而來，又該如何破解？報告從意識認知、健康行為及環境資源三大維度切入，分別針對孩子媽媽、新銀發族、職場年輕人等八大特定群體，以及不同線級城市和收入水平的人群進行分析，深入梳理影響主動健康的核心驅動與阻礙因素，從而得出結論：內在動機的不足和外在支持的匱乏，共同構成了阻礙他們將健康知識付諸實踐的壁壘。

高線城市壓力大，低線城市配套差

為了深入探究環境資源與個人健康認知及行為的內在關聯，報告構建了基于“城市層級”與“收入水平”兩大維度的分析模型，將受訪人群分為四類，分別為：一二三線城市的高收入家庭、一二三線城市的中低收入家庭、四五線城市的高收入家庭和四五線城市的中低收入家庭。

“相較于一二三線城市，四五線城市居民的客觀健康指數往往更高。”傅悅指出，通過對比四類人群的調研數據可以發現，盡管四五線城市在優質健康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上不如一二三線城市豐富，但四五線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狀況卻更為良好。

數據來源于《2025中國消費者主動健康洞察報告》

報告顯示，以客觀健康得分來評估實際健康狀況，四五線城市受訪者的總得分略高于一二三線城市，在慢性病患病率以及身體疼痛或不適方面表現顯著。在與身心壓力相關的指標，如“是否感到身體疲乏，缺少力量感”和“是否覺得焦慮或抑郁”等方面，四五線城市得分更高，表明這些城市居民的身心壓力相對較小。

相比之下，盡管一二三線城市擁有充足的醫療資源和健康資源，但這些城市的受訪者客觀健康評分反而較低。一方面，他們的基礎健康水平較差，包括肥胖、頸椎病、腰椎突出、糖尿病、高血壓等多種疾病的患病率均高于總體人群。另一方面，這一群體的睡眠質量差、易疲乏，睡得多卻睡不好，精神健康問題較為突出。

生活在廣州的趙女士，是典型的健康知識豐富，卻行動不起來的“高知精英派”。作為一名數據分析師，996的工作節奏和壓力，使她一度出現了較為嚴重的睡眠問題。為了緩解睡眠障礙，她試過從健身入手。“我辦了健身卡，最開始會一個月去2-3次，后來就不去了，年卡到期后也沒有再續。”在她看來，自驅力不足是無法堅持健身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工作強度大，會打亂健身的節奏。另一方面太累的時候也不敢做劇烈運動，會擔心出現問題。”

與趙女士這類一二三線城市的高收入群體相比，四五線城市居民的主動健康阻礙因素，更多是外部支持的匱乏。報告顯示，四五線城市的居民外部健康支持得分普遍偏低，他們的社區義診覆蓋率僅為20%，15分鐘內公立三級醫院覆蓋率僅為28.9%。此外，對于中低收入群體，經濟壓力往往使他們缺乏充足的可支配收入來購買健康產品和服務。

愛家人勝過愛自己，女性健康更被動

女性群體面臨的主動健康挑戰，是本期報告的一個關鍵發現。

沿用《2024赫力昂中國主動健康洞察報告》對于八大人群的分類，《2025中國消費者主動健康洞察報告》依舊將調研對象劃分為職場年輕人、中青年丁克、孩子爸爸、孩子媽媽、新銀發男、新銀發女、非空巢老人、空巢老人。

報告顯示，相比其他人群，孩子媽媽和新銀發女的主動健康認知水平較高，但她們往往對家人的健康更重視，在自身健康管理中較為被動。

以孩子媽媽為例，作為守護家庭健康的關鍵角色，這一群體在主動健康行為方面的達標率整體處于中等偏上水平。例如，在“針對自己和家人的需求，購買和服用營養補充劑”以及“每年有計劃地為自己和家人安排健康體檢，并有針對性地選擇體檢項目”這兩項上，她們的達標率均高于總體水平，顯示出對家庭的高度重視。與此同時，報告的深度訪談顯示，孩子媽媽會為了孩子和家人健康，從醫生、社交媒體等渠道積極學習健康知識并付諸實踐。值得注意的是，孩子媽媽在感覺到身體衰老信號后，也會積極采取干預措施，比如補充營養素，但常常因照顧孩子，家務繁忙而不能堅持。

與孩子媽媽相比，低學歷、低收入的新銀發女性，在主動健康中的弱勢更為明顯。盡管新銀發女的健康認知水平更高，但她們的主動健康達標率卻低于孩子媽媽，更低于同齡的新銀發男。這或許意味著她們依然承擔家庭重任，比如照顧年邁的父輩和年幼的孫輩，反而自己的健康管理受到更多牽制。報告顯示，新銀發女主動健康的主要障礙因素在于“缺少時間”和“優先考慮家人”。該群體不能規律作息的占比達到30%，選擇“不給家人增加負擔”的占比達到71.8%。

“老了胖了一定會有很多的疾病風險，我不想連累家里人。一旦生病了，孩子還得照顧我，我會成為他們的累贅。”已經年過50的孫女士為了保持健康，堅持健康飲食和規律運動，規律服用營養補充劑。保持健康本是一件好事，但對于上有80多歲的父母、下有3歲的孫子需要照顧的孫女士而言，卻也是沉甸甸的責任。她每日忙于照料家庭成員的飲食起居，自己的健康管理時間被大幅壓縮。

孫女士的情況并非特例，而是眾多新銀發女性的普遍寫照。她們在家庭中承擔著多重角色，既是女兒、妻子，也是母親、祖母，每一個身份都使她們難以分身去關注自身健康。這種“愛家人勝過愛自己”的心態，雖彰顯了她們對家庭的責任，卻也在無形中致使她們的健康管理更為被動。

點線面層層驅動，彌合“知行鴻溝”

從內在動機不足和外在支持匱乏這兩個角度出發，報告提出要真正彌合“知行鴻溝”，需要個人、社會與相關機構的多方協作，由點到線再到面，一層一層攻克相應的難題。

個體對健康的認知，是踐行主動健康的基礎。因此，要彌合“知行鴻溝”首先要強化個體健康認知的“點”。報告顯示，知識儲備對健康行為具有顯著的杠桿效應，當健康認知水平從“及格”提升至“優秀”時，個體主動健康行為的合格率隨之從39.4%大幅躍升至56.5%。報告建議政府部門、企業從各自職能定位出發，加強健康科普宣傳，提升全民健康素養，促進健康行動轉化。比如針對健康服務不足的群體（如老年人、中西部及農村地區的居民），制作受眾喜聞樂見的健康知識內容；多部門聯合行動，遏制健康謠言傳播；企業可利用AI技術精準推送權威易懂的健康資訊，并通過職場健康計劃等方式，幫助員工破除認知誤區。

作為一家消費健康企業，赫力昂長期深耕于口腔健康、營養健康、疼痛管理、呼吸健康、消化健康、皮膚健康等方向，并且堅持“以人為本，提升每日健康”的使命，在相關領域踐行企業社會責任。據傅悅介紹，“赫力昂通過持續參與‘骨動中國’、‘健齒中國行’等公益行動，將專業知識融入健康城市和社區規劃，與公共衛生體系形成優勢互補的合力，放大健康傳播的社會效應，讓每一位公眾受益。”與此同時，為幫助消費者跨越健康“知行鴻溝”，赫力昂致力于提供“更可信、更簡單”的解決方案，一方面堅持循證科學，打造可信賴的產品；另一方面開發小程序等便捷自測工具，將健康洞察轉化為消費者的實際行動，讓主動健康觸手可及。

在提升個體健康認知的基礎上，彌合“知行鴻溝”還要編織緊密的人際支持之“線”。人際支持網絡為健康行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無論是家人朋友的督促、社群活動的積極參與，還是社交媒體的正向反饋，都能有效強化行動意愿。傅悅表示，“曬曬朋友圈，和家人朋友交流一下健康心得，都是促進主動健康的重要方式。”在營造人際支持環境方面，報告鼓勵個人主動尋找健身“搭子”，通過社交激勵培養每周150分鐘運動等健康習慣，將健康追求融入日常生活。

除人際支持網絡外，由健康環境資源、醫療健康服務等外部支持構成的社會資源之“面”同樣至關重要。報告顯示，外部支持能夠有效促進主動健康。外部支持越多，主動健康得分越高。其中，包括健身設施等在內的健康環境資源、以藥店和社區醫院為主的醫療健康服務，都是影響主動健康行為的重要因素。在外部資源支持方面，報告建議政府持續完善“15分鐘健身圈”等社區基礎設施，讓優質健康服務觸手可及。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強調，作為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破解“知易行難”難題最重要的核心。因此，在政府、行業加強外部支持的同時，個人也應樹立和強化主動健康的理念，根據自身情況，主動破解健康障礙，從而提高健康認知行為的轉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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