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菌戰后的“爛腳病人”，面目模糊的一生

他們或許一輩子都沒有時間細究戰爭給自己帶來的傷害，也無法理解為什么是自己遭到了攻擊。八十年來，侵略者用沉默與一代人的回避，“回應”了他們的一生——一雙爛腳踩在泥土里，一瘸一拐討生活。

文丨新京報記者 彭沖

編輯丨楊海

校對丨柳寶慶

?本文8830字閱讀12分鐘

包傷口的材料都是在身邊搜羅的，樹葉，茶葉渣，舊報紙，還有菜棚上的塑料膜，一層層地裹，再拿草繩一扎，潰爛的腳就能蓋住了。但膿水還是會滲出來，弄臟床單和被子，惡臭隔很遠也能聞到。

浙江衢州，一群老人帶著這樣的傷口過了六七十年。日子也不是每天都如此，有時候，腳莫名其妙好起來，人趁著空檔下田勞作，養雞放鴨，結婚成家。到了來年春天，腳又爛了。

還沒灰心的時候，他們一遍一遍打聽，找來一些土方子，買中草藥和白糖敷著，有人甚至直接切了血管。這些都不管用，傷口一直爛，直到種不了地，走路也困難。

他們中的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這怪病是怎么得上的。直到十多年前，一批批學者、記者來調查，有人在七八十歲的時候才明白，這病應該和當年的戰爭有關。

一批史料證明，上世紀四十年代，侵華日軍在這片土地上大規模使用了細菌武器。他們從浙江撤退后，當地很多人的腳就爛了。除了當時就死掉的，還有一批人帶著這樣無法愈合的傷口，一天天熬下來，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幸存者。

戰爭過去八十年，他們已經記不起日軍飛機掠過村子上空的準確日期，也無法理解為什么是自己遭到了攻擊。

心里只剩一個愿望是具體的。面對醫生，有人問：能不能在進棺材之前，把病治好？這樣，最起碼下輩子能有一雙干凈的腳。

8月26日，柯城區人民醫院醫生姜金華來到92歲的爛腳老人楊銀花家里，為她換藥。 新京報記者 彭沖 攝

傷口

在聊起這些老人的時候，很多人都提到一種味道，這些老人身上的味道。

他們說不好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氣味，像動物死后又腐爛，也像臭雞蛋，又腥又臭。無一例外，他們提起來時，都要鎖一下眉頭。

“非常恐怖。”2002年夏天的一天，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陳列館館長吳建平第一次跟著父親去見這樣的老人。

在廿里鎮石塘背村，他看到一個老頭穿著褲衩坐在江邊，離著五六十米，那股濃重的味道就從上風口撲來。父親拽著他往前走，到了離老人一兩米遠的地方，吳建平死活不再靠近，喝一口水都要吐。

揭開包著的塑料膜，老人露出一雙爛了60年的腳，血淋淋的。因為太臭，老人獨自住在離兒子家七八十米的地方，那里臨時搭了一處茅草屋。吳建平注意過那間屋子，他還以為是農村的廁所。

每年大年三十，下午三點，不管天氣多冷，老人都要走到江邊，脫掉衣服，用竹簽把爛肉摳掉，讓江水沖走。因為痛，他得在嘴里咬牢一根木棍。然后倒上消毒水，拿一卷干凈的紗布包扎——這都是為了過年特意買的。再換身新衣服，這才能坐進兒子家。吃完飯，筷子一放，老人立馬出門，不敢多留一分鐘。

“人怎么能帶著這樣的傷口過一輩子？”后來老人沒了，時間過了太久，吳建平也忘了他的名字。

美籍華人導演洪子健，也曾有一樣的疑問。2012年，他來到大陳鄉大陳村，跟一位爛腳老人一同生活了兩個星期。

片名里寫了這位老人的名字：姜春根。他出生于1945年，在后來很多媒體的報道里，大陳鄉那么多爛腳老人，他是最嚴重的一個。

姜春根家里的老房子，住過好幾撥日本人。父親也曾被抓去挑擔。日本人讓父親去老鄉家里抓雞，父親不去，腰上狠狠挨了幾槍桿子，幾年都好不了。

日本人走后，村里不少人開始爛腳，姜春根的母親、姐姐、弟弟的腳也爛了，都是活活爛到死。大家不知道病因，還以為是傳染病。

姜春根四五歲的時候，腳也開始長瘡。最開始，藥膏涂一下就能好，直到十七八歲，家里的老房子拆了重建，他開始干重活，腳爛得厲害起來。

父親是木匠，有雕花的好手藝，姜春根原本計劃學下來，有一技傍身，這輩子不至于過得太難。腳爛之后，一直流膿水，發臭，他自知不可能再上門給人干活，就斷了這個想法。

姜春根。 新京報記者 彭沖 攝

生計只能指望幾畝稻田。姜春根拿塑料紙把腳包一下，就踩進水里，插秧，打農藥。有一次下地，傷口被水泡了，疼得厲害，他就買點土霉素碾成粉裹上。

沒錢和時間去醫院治療，家里的活干完，還要去生產隊干活。創面越來越大，地下不去了，只能在沒水的季節做點兒收割的活。

導演洪子健來的那年，姜春根的右腳已經腫得厲害。起起伏伏的丘陵間，姜春根坐在一間紅磚房門口，眼睛低垂。因為老婆嫌棄，他住在兒子家。

十分鐘的影片沒有對白。姜春根早上起床，要打理爛腿爛腳，清洗晾曬破布，然后一瘸一拐地出門種田，喂雞。常年趿拉的鞋子后跟已經被磨掉，剩下的部分混著土和血。

有記者報道，第一天拍攝下來，洪子健使勁洗自己的腳，總覺得自己的腳也會爛。

姜春根一直穿長褲，他不愿讓人看到蒼蠅。腳太腫，買不到能穿的鞋子，兒媳用毛線給他打拖鞋，右腳打大一點。晚上睡覺，右腳要放在床外，怕弄臟被子。

他一直不見人，洗腳都要躲進房間。睡覺前，兒媳把傷口上的破布一圈圈拆下來，上面粘著肉，擦膿水的衛生紙濕噠噠的，能塞滿一整個垃圾桶。

后來，腳底爛得像棉花一樣軟，吃止疼藥也不管用了。夜里，睡不著的姜春根忍不住叫喚。

看見

“如果沒有王選，他早就死了。”姜春根身邊的人都這么說。

在關于細菌戰的話題里，王選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她是我國細菌戰受害者對日訴訟原告團團長，從上世紀90年代，王選就注意到了姜春根這樣的老人。

2004年起，她帶領學生，沿著浙贛鐵路——當年日軍行軍的主要路線，一個個村子跑，搜尋這些俗稱為“爛腳病”的老人，記錄下他們的口述。到了2018年，爛腳幸存者的名字，列了900個。每一個名字背后，還有一串“活活爛死”的親人。

上百份口述記錄顯示，1942年5月至9月，浙贛會戰期間，浙贛鐵路沿線一帶以及機場周圍地區，義烏、金華、衢州、麗水等地隨后都暴發過群體性的爛腳病。很多人當年就全身潰爛而死。

微生物學家和病理學家、國際監督生物武器組織成員馬丁·弗曼斯基博士，曾來到金華和衢州調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給出了自己的判斷：這些爛腳病，其實是皮膚炭疽和鼻疽。“這兩種疾病的發生，都無疑是由細菌武器攻擊造成的。”

各國學者近年的研究也能證明，二戰中，日軍在中國的確大量生產并使用過炭疽菌和鼻疽菌。炭疽細菌能通過傷口進入皮膚，但人和人之間一般不具有傳染性。

有醫生解釋，當年很多人赤腳下田，腳上一旦有傷口，就很容易感染，導致潰爛。

姜春根的兒媳徐妹花記得，王選過來調查的時候，大陳村里還有七八個爛腳老人，現在只剩兩個。

當時，面對姜春根，王選眼淚止不住。老人好幾次想輕生，王選不知道能怎么安慰。每次看望，都給老人留下一些錢。

2008年，王選當選浙江省政協委員。在她的提議下，2009年，省政府決定每年撥款20萬元，專門用于救助疑似細菌戰受害者。試點工作在衢州市柯城區人民醫院開展，當時的醫務科科長萬少華，領著外科一批年輕的醫護人員，接下了這個任務。

那年春天，他們根據民政部門摸底出來的一份爛腳老人名單，下鄉挨個排查。

要確定爛腳和當年細菌戰的關系，最嚴謹的方式就是在傷口里找到炭疽桿菌。據萬少華介紹，理論上，炭疽桿菌可以處在休眠狀態、存活70到120年，但如果要復活，條件要求很高。

“當時沒有這個技術條件，我們找了浙江大學、省科技廳，都沒有這種實驗室，而且年代太久遠，很難培養，傷口里雜菌很多。”最終，團隊通過詢問發病時間和病情，篩選出39名符合救助條件的老人。

其實，對于這種病，醫生也不了解，“當時國內也沒有一個專家團隊對這個群體和這個病有比較深的研究。”萬少華說。有沒有傳染性，要不要穿防護服，治療方案怎么定，對于這樣一家基層醫院來說，沒有經驗和指導可參考，只能自己摸索。

8月26日，柯城區人民醫院醫生姜金華給楊銀花換完藥，包扎好。 新京報記者 彭沖 攝

盡管對于很多老人來說，每天護理是最理想的狀態，但考慮到現實，團隊只能利用周末或節假日休息時間上門。

醫生帶著一片好心，但爛了大半輩子的老人已經沒了信心。有老人隔著門讓他們走：“不要看，看不好。”還有人以為萬少華是騙子，要騙人買藥。萬少華喊來村干部，村干部當著老人的面打了保票：“如果萬少華向你收錢，村子給你報銷。”

好不容易進了門，這些老人的生活環境讓人揪心。

有的房子是木板搭的，縫隙能伸進去一只手，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冬天睡在屋子里，和睡在外面一樣冷。有的屋子堆滿雜物，甚至還跑著雞和鴨，萬少華得先打掃出一片空地，醫護才能進門。

雞鴨糞便混合著傷口的氣味，幾乎要把他們淹沒。老人撩起褲腿，蒼蠅就叮上來。他們從農田的水溝里，用臉盆端來水，一遍遍沖洗，倒上消毒水，再用鑷子把腐肉里的蛆蟲一根根挑出來，抹藥，用紗布包好。整個過程要兩個多小時，能用掉十幾盆水。

老人們分散在不同的村子，最遠的能隔50公里，開車要一個多小時。醫生們先從西邊繞一圈，再往東邊去，一天跑不了幾個地方，“兩天都轉不完。”萬少華也很無奈，很多老人不注意護理，等他們下一次上門的時候，傷口又感染了。

每次來，萬少華都教老人怎么自己換藥、護理，也留下一批消毒水和藥物。他們的車里裝著三個大的收納箱，比普通的藥箱大不少，里面裝滿藥。醫生的電話也寫在墻上，字盡可能地大。他們一遍遍囑咐老人，要勤換藥，有問題就打墻上的電話。

“從最初的放任不管到得到治療，傷口起初是有明顯的改善，但這種持續長時間的大面積創口，根本不可能通過這樣簡單的程序治好。”到了2011年，萬少華難以避免地感到了一種疲憊：傷口很難愈合，他們想了很多辦法，什么藥物都試過了，但潰爛還是反復，“有時候好不容易好點了，一到夏天又回去，大半年白費。”

查不到相關文獻，也不知道該聯系哪個領域的專家。不只是萬少華，團隊里很多人心里都有了疑問：還要不要繼續做？

做下去，看不到效果。但是也不能不做。

時間久了，對那些老人來說，這些穿白大褂的不只是醫生，也是親人。換藥的時候，很多老人會和醫生拉家常，聊聊兒女的近況。每次醫生離開，即便行動不便，這些老人也要走出一段路，送送他們。到了冬天，家里種的橘子熟了，老人摘下來拿給他們吃。

“我們應該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幫他們減輕痛苦。”萬少華一遍遍幫團隊打消那些猶疑，喊不出什么高大上的口號，憑的就是一份不忍心：“如果不去，就回到兩三年前，太可惜了。這不是自然的傷口，這群老人是戰爭的受害者和見證者，作為醫生，我們應該幫助他們。”

療愈

團隊里的醫生余志斌，對一位老人一直懷有遺憾。

他多次勸這位老人來醫院，對方不同意。后來，他發現老人潰爛的傷口增生腫脹，“不對勁了，化驗之后發現癌變了，只能截肢。”老人有遺憾，他心里也被折磨：如果當初再早一點關注，是不是不用這樣？

“前期有些老人還是帶著痛苦離世的。”萬少華提到。在我國，創面修復是近十年才開始有的獨立學科，在那之前，修復各種難以愈合的傷口，只能靠不同的科室各自摸索。

一個轉機出現在2012年。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燒傷科主任韓春茂教授來到衢州，幫忙調整了治療方案，提到可以用負壓吸引的技術，讓創面新鮮一些。再后來，關注到這些老人的人越來越多，北京、上海的專家都湊到一起，開展義診，商量對策。

2015年，王選聯合上海王正國創傷醫學發展基金會，在騰訊網發起了募捐，一筆手術資金籌集起來。衢州衢化醫院的燒傷科一直在業內領先，大家決定把病人送來這里手術。

當時的衢化醫院副院長、燒傷科主任張元海領著團隊，治療這些老人。

“做醫生的，做這個有什么的，都是該做的，不是思想境界有多高。”

張元海同情這些人，他當然見過很多嚴重的傷口，“要么嚴重的，死掉了，要么家境好、去醫院治療，哪里見過爛了六七十年的。按照農村說的，這是要帶到棺材里的。”

吳建平擔任總協調人，《衢州晚報》每周都登一篇召集令，老人報名后，他要去調查、篩選，疑似是細菌戰受害者的，他就接來醫院。

姜春根是第一批住院的。

2015年9月，姜春根被接進醫院治療。 圖/衢化醫院微信公眾號

他的主治醫師倪良方至今都記得第一次見到姜春根的場景。當時，倪良方已經在燒傷科工作了十多年，大大小小的傷口見了無數，但姜春根的腳還是震撼到了他。

“你看到可能都受不了。”十年過去了，再提到那些傷口細節，倪良方指著自己的胳膊，雞皮疙瘩還是冒了一層。

老人的傷口從腳爛到腿，長出厚厚一層菜花狀的肉芽，“像是珊瑚的觸角，毛毛糙糙的，邊上還有一些破潰的創面，整個腿比正常的腿粗了好幾圈。”

倪良方也了解過那段歷史，張純如寫的《南京大屠殺》，他買來仔細讀。但他沒想到，戰爭有一天會以這樣血淋淋甚至有些惡心的方式在他面前展開，這比書里的一切細節都震撼得多。

面前的姜春根從來不笑，“一直是苦瓜臉，心里好像有很大的事情。”老人不說話，眼睛一味往下，盯著自己的腿。

見面第一天，倪良方彎下身子，幫姜春根洗腳，用鑷子一點點把傷口里的臟東西剝出來。

姜春根沒遇到過對自己這樣好的陌生人。“他說‘沒有哪個醫生這樣給我洗過腳’。”倪良方也聽不懂老人的方言，得靠旁人翻譯。但信任很快建立起來。直到現在，姜春根還能叫出當年那群醫生和護士的名字。

盡管沒有接觸過炭疽感染的病人，但對慢性創面的手術治療，張元海心里有底。“就像種地前要先把地耕好，我們先清理創面，用封閉負壓引流技術讓創面供血變好，然后再從頭皮上取皮，植皮。”

姜春根左腿的傷口不算大，能植皮，但右腿增生嚴重，盡管病理結果顯示并沒有癌變，由于反復潰爛，創面已經嚴重纖維化，“里面很硬了，甚至都有鈣化的石頭，周圍的皮膚也發黑，血液循環很差。”張元海說，保住這條腿的意義不大，建議姜春根截肢。

老人不同意。他覺得，雖然現在是條爛腿，但總歸還算完整，“如果截掉了，來世還能有腿嗎？”

吳建平和張元海一個勁兒給他工作，最終拿出了方案：截下來的腿，先拿去火化，保存好。等百年后，和他葬在一起。姜春根這才答應了。

那年11月，和姜春根同一批接受治療的三位老人治愈出院。

其中一位叫周文清。他9歲的時候就開始爛腳，一生孤寡。下不了田，就在屋里養雞和鴨，長時間離群索居，周文清性格孤僻，村里人都嫌他，路上遠遠見了都要繞道走。

但出院那天的照片里，他總是張著嘴笑。離開醫院的時候，還抱了照顧自己的醫生和護士。

爛腳老人周文清。 圖/衢化醫院微信公眾號

倪良方對此有自己的理解。他覺得，這或許不僅僅是感謝，“他一輩子和周圍的人有隔閡，現在能有一點接觸，是很開心的。”

據吳建平介紹，最終一共有87位老人被接到醫院，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顧。除了7位因為身體原因無法接受手術，其余的都已治愈。

“治療方法不難，只是最初大家不知道對這個特殊群體有沒有效果。治完一兩個之后，才發現沒有那么難，路是走得通的。”倪良方說。

手術出院半年后，一位叫涂茂江的老人來到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陳列館。

吳建平和他很熟悉，當年勸他去醫院，吳建平跑了四回。“他總擔心，治好了腳，其他毛病又出來了怎么辦？”

涂茂江家就在浙贛鐵路旁邊，日本人兩次進他家門，爺爺、父親下田干活后爛腳，他4歲也染病。“我去他們村的時候，村里80多個爛腳的，就他和另外三個人還活著。”吳建平還說起，涂茂江的女兒嫁到義烏有20多年，他從沒去過，因為害怕把她家弄臟。

“當時他就站在這個位置。”吳建平在陳列館的天井里，指著自己面前的空地。當年，涂茂江出了院，立在那，把褲腿一撩，指著自己的腳。

“他說他能穿上襪子和皮鞋了。”

吳建平眼淚一下子掉下來。

戰爭

這處陳列館，位于羅漢井5號，地處衢州最繁華熱鬧的區域。白墻，黑頂，深紅色的柱子，很是肅穆。

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陳列館。 新京報記者 彭沖 攝

這里曾是衢州首批細菌戰遇難者黃廖氏的故居。后來，由吳建平的父親吳世根，和楊大方、邱明軒兩位老人一起，改造成紀念館。他們三人，都是為了還原那段歷史奉獻了大半輩子的人。

陳列館的紀念區，立著一座細菌戰死難民眾紀念碑。石碑后面的墻上，密密麻麻列出了部分死難者的名字，吳建平9歲的叔叔和2歲的姑媽，名字就在其中，他們都死于鼠疫。

8月28日，紀念碑旁邊開出來一朵白色的蔥蓮。63歲的吳建平剛做完肺部手術，一直咳嗽，但嗓門依然大。碰到幾個打鬧的學生，他大聲呵斥：“這是什么地方？這里不是讓你來游玩的。”

他當然深知歷史的沉重。從小，父親就跟他講那段過往：吳建平的爺爺死于日軍的刺刀，奶奶改嫁，一家人本姓陳，后來改姓吳，從此背上一輩子的血海深仇。“每年大年三十晚上，別人家里歡天喜地，我們家憶苦思甜，老爺子一遍遍講。”

父親和另兩位老人去世后，陳列館被托付給吳建平。今年6月，陳列館經歷了一次修繕，很多新的證據資料上了墻。

“日本731部隊在東北做的都是實驗性的，在浙江的細菌武器攻擊屬于實戰。”吳建平解釋，由于衢州有可以起降大型戰略轟炸機的機場，在整個東南沿海地區都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成了日軍眼中釘。

史料記載，1940年、1942年和1944年，這里先后遭到了三次細菌武器攻擊。

“1940年11月22日，當時的衢縣警察局長向縣長匯報羅漢井5號亡人的情況，遞呈了‘衢縣城區發生鼠疫流行的調查報告’。1941年，國民政府中央衛生署防疫處長上報中央，指出衢縣的鼠疫據查與敵機低空投擲異物有關。”吳建平指著墻上的資料說。

資料還記載，1942年8月20日，由731部隊120人和南京1644部隊36人組成的日軍細菌戰部隊遠征軍來到衢州，8月26日至31日，日軍一方面派飛機空投鼠疫跳蚤，一方面由遠征軍在地面撒播細菌，甚至將細菌染于食物，投入井水、水塘中。日軍全部撤離后，衢州境內特別是浙贛鐵路沿線迅速暴發鼠疫、霍亂、傷寒、痢疾、疥瘡、炭疽等傳染病。

1942年10月，國民政府的調查員手填了一張戰損統計表，大陳鄉1230多戶人家，2130人爛腳，3000多人患毒瘡。

邱明軒曾是衢州衛生防疫站站長，在他的調查中，日軍的細菌武器攻擊導致衢州累計發病30多萬人，死亡5萬多人。

邱明軒和吳建平的父親都曾參與那場發自民間的對日細菌戰訴訟，歷經十年三審，雖然日本拒絕道歉和賠償，但日本最高法院認定了中國180名受害原告舉證的細菌戰事實，第一次從法的層面認定了細菌戰的存在及其對中國的傷害。

“講述這段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讓更多人了解，曾經發生了什么，銘記戰爭之惡，珍愛和平。”吳建平強調。

在陳列館的最后一部分，展示了幾位爛腳老人的簡單信息。排在首位的是一位叫楊春蓮的老人，她腿上的洞讓人驚心。2003年春節前后，楊春蓮自殺身亡。

“太痛苦了，太痛苦，沒辦法。”吳建平嘆氣。

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陳列館里，列著爛腳老人的信息。 新京報記者 彭沖 攝

一個個見證者都離開了。陳列館播放的影片中，有老人被尋到時已經說不出話，只能留下一段沉默的影像。萬少華團隊曾經救治的39名老人，如今也只有5位在世。

爛腳老人毛水達，最近也住進了醫院。

毛水達一生沒娶妻，周圍人給他取了個外號叫“爛拷侽”。在當地方言里，這是“爛腳人”的意思。為了活下去，毛水達勞作一輩子，老了，住進養老院，還會跑進豬圈幫人養豬。

前些年，張元海治好了他的爛腳。出院沒多久，有親戚喊他幫忙種地，他答應下來。

吳建平知道了，氣得不得了，對著那位親戚大罵：“我們費力把他的腳治好了，你還叫他打赤腳到農田幫你干活、插秧，你怎么想的？他這個腿是要纏彈力繃帶的，你這不是瞎搞嗎？”

他們都是閑不下來的人。周文清后來也來過醫院，植皮周圍的皮膚破了，他不愿麻煩醫生，拿點藥膏就走。倪良方勸他住院，周文清搖頭，“家里的雞要餓死了。”

倪良方沒辦法，他專門拍了視頻，教老人怎么纏繃帶，但他猜，周文清要干活，大概率也不會花時間做這些。他勸老人多休息，周文清還是搖頭，他說自己和別人不一樣，沒有家人，沒人照顧他。倪良方不再勸。

他們或許一輩子都沒有時間細究戰爭給自己帶來的傷害，也無法理解為什么是自己遭到了攻擊。八十年來，侵略者用沉默與一代人的回避，“回應”了他們的一生——一雙爛腳踩在泥土里，一瘸一拐討生活。

“我們老百姓跑都來不及，日軍飛機來的時候，外婆帶媽媽到處跑，跑錯了就又遇到‘日本鬼子’。知道（傷口）是細菌戰導致的又怎樣？我們都是沒有辦法的。”每次有記者問，心里恨不恨，爛腳老人楊銀花的兒子都覺得無奈，只是一個勁兒地翻出來母親記憶里的片段。

而那些醫生，也沒有太宏大的想法。治好一雙腿，讓病人過上有質量的生活，被周圍人接受，就是他們最直白的愿望。

如今，姜春根裝上了假肢，行走雖然有些一瘸一拐，但已經算是穩當。 新京報記者 彭沖 攝

關于療愈這些傷口的意義，王選曾在自己的博客里寫過一段話：他們是沉默的一群，是喪失了聲音的一群，他們活在世上但面目模糊。……戰爭的創傷，不僅僅是外在的一個傷口，而是內里的，常常深嵌進一個民族的記憶。一場戰爭結束，總得給民眾留下舔傷的時間和機會，不能任由傷口開敞……一個個家庭，一個個個體的生命境遇，心理和身體的傷口，應該從生命意義上受到關注。只有撫平了這些創傷，真正意義上的戰爭才能被翻過去。

姜春根住院時，王選曾去看他。老人握著她的手，十來分鐘沒松開。王選安慰他：“沒事的，會好起來的。”

截肢之后，姜春根裝上了假肢。經歷了半年的適應，和多年的幻肢痛，他現在走得雖然還有些一瘸一拐，但已經算穩當。河邊溜達，出去串門，都不是問題。

現在的大陳村，一片寧靜。村里人在田野間建起了幾層高的房子。前些年，這里還辦了村歌大賽，農民紛紛登臺，用方言唱歌。

姜春根家里的房子，收拾得干凈利落。前些年，兒媳買回兩盆三角梅。姜春根照顧起來，每天早晚澆兩次水。浙江的冬天陰冷，他用竹竿給花搭個架子，再用塑料膜蓋起來。等來年春天，長得旺了，他剪下枝子，扦插進新的盆。

如今，十來棵三角梅在院子里碼了一排。太陽一照，玫紅色的花爆出來，像一頂頂鮮艷的冠子。

姜春根院子里的三角梅。 新京報記者 彭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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