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深處的“蔣媽媽”，戰火中川五院孩子們的“家書”

他們來自不同的省份，在不同的戰線失散親人，卻在保育院的屋檐下相遇。毫無血緣關系的孩子們與照看他們的老師相依為命，彼此溫暖。在那里，他們有了共同的家長，也有了一段在戰火中的“家庭”記憶。

文丨新京報記者 李聰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陳荻雁

?本文6906字閱讀10分鐘

97歲的李紅近年因生病，已經很少說話了。

她住在浙江臺州的一家療養院里，被女兒們悉心照護，吃飯靠喂，行動靠輪椅，有時認不出床邊的親人，大多數時候茫然沉默。記憶像水池里的光影，偶爾浮現，又很快沉下去。

但7月23日下午，當侄孫女李蓉問她：“還記得川五院嗎？還記得蔣媽媽嗎？”李紅緩緩地點了點頭。李蓉又問：“等你好一點，我們帶你回合江看看好不好？”她又緩緩地點了點頭。

那也許是她一生中最深的記憶之一。

“川五院”全名為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四川分會第五保育院。1940年夏天，川五院一群一年級的孩子圍坐在一起，端正地寫下一封信，“我最親愛的媽媽……現在你在重慶養病還平安嗎？我們也很想念媽媽……我們孩子們的學問比從前好得多……媽媽接到我的信，一定要回信來……”信紙上語句稚嫩，字跡歪歪扭扭，有的字寫錯了劃掉重寫。

落款處寫著“一年級全體敬稟”。收信人是蔣鑒——川五院的院長、老師。她不是孩子們的親生母親，卻在戰亂中為他們撐起一個“家”。

這并不是一封傳統意義上的家書。

他們來自不同的省份，在不同的戰線失散親人，卻在保育院的屋檐下相遇。毫無血緣關系的孩子們與照看他們的老師相依為命，彼此溫暖。在那里，他們有了共同的家長，也有了一段在戰火中的“家庭”記憶。

就像戰時兒童保育院院歌唱的那樣：“我們離開了爸爸！我們離開了媽媽！我們失掉了土地！我們失掉了老家！我們的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它的軍閥，我們要打倒它！打倒它！打倒它才可以回到老家，打倒它才可以見到爸爸媽媽……”

川五院一年級學生寫給蔣鑒的信，如今刊登在蔣鑒后人為其制作的紀念網站上。 受訪者供圖

沿江而逃

李紅原本家境殷實，日子過得安穩。抗戰爆發前，她的父親和兄長在鎮江經營家具生意，生意做得風生水起。

李紅和兄長的兒子李一家相差6歲，常常一起玩耍。李一家的女兒李蓉保存有一張父親九個月大時的照片，李一家在家里的花園，穿著小皮鞋坐在搖搖椅中，旁邊的父親穿著襯衫系著領帶，兩人都笑得很燦爛，上面寫著“父親屬望于你”。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后，淞滬會戰結束，日軍迅速向蘇南地區行進，此后常熟、蘇州、鎮江等相繼淪陷。

戰事突襲，李紅的父親與兄長又相繼因病去世。剩下的女眷們只能沿著長江一路逃難。家業帶不走，能帶走的只有一些衣物錢財和一沓老照片。

1938年，年僅10歲的李紅，在戰爭重創與家庭變故間，跟隨懷有身孕的嫂子，抱著侄兒李一家和尚在襁褓中的弟弟，在兵荒馬亂中從鎮江啟程，擠船、換車、徒步，沿江而上一路逃難至漢口。

逃難路上最悲慘的就是兒童。李一家曾保存一份1992年8月18日出版的文匯報報紙，上面用一個版面回顧了50多年前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的歷史。

其中提到，教育家陶行知曾做過估計，當時需要保育的兒童有兩千萬。“最慘不忍聞的是敵人把一個個的兒童的弱血抽出來，去注射給他們的傷兵。”“還挑選我們的優秀兒童，一批一批運送到敵國去。”婦女戰地服務團負責人之一胡蘭畦跑遍蘇皖一帶發現，“到處是兒童的死尸。”

為此，首先行動起來的是中國婦女界。當時武漢匯集了一批國共兩黨以及無黨派的婦女界知名人士，她們為抗戰救亡，拯救難童積極活動。

《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大事匯編》記載，1938年3月10日，在漢口圣羅以女子中學，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大會召開。宋美齡為理事長，李德全為副理事長，鄧穎超、史良、沈茲九、安娥等為常務理事。

當天，保育會常務理事制定了收容難童細則。保育會不僅奔赴前線收容流浪兒童，還上街設置收容點，帶領保育生現身說法，遇到有病難童，先予以治病并發給饅頭，承諾等抗戰勝利后會送這些孩子回原籍。

因戰亂無力照料，萬般無奈之下，李一家的母親將當時年僅4歲的兒子和10歲的小姑李紅送至戰時兒童保育院，只為能給孩子找一條活路。而2歲的小兒子實在太小保育院無法接收，只能帶在身邊。

1938年5月，日軍占領徐州，武漢危在旦夕。

保育總會不得不提前開始疏散保育生。四川、貴州遠離戰場又有大山相隔，成為當年難民難童的避難之地。

蔣鑒，被譽為“傷兵之母”“難童之母”。 受訪者供圖

“蔣媽媽”與保育生們的故事，就從1938年開始。

蔣鑒是浙江定海人，丈夫周明棟是寧波鎮海人，他從上海同濟大學畢業后在漢口開診所。1937年“七七事變”后，蔣鑒加入漢口婦女抗敵后援會，在第五陸軍醫院義務救治傷兵。她不怕血、不怕臟，常常通宵守在傷員旁邊，包扎、止血、喂藥，被士兵們私下稱為“周太太”“傷兵媽媽”。

蔣鑒在后來撰寫的《傷兵與難童》工作記錄中提到，1938年初，第五陸軍醫院也準備轉移重慶。醫院決定先將重傷將士轉移到宜昌，輕傷的暫時留在漢口休養院。五月間，蔣鑒在前往重慶之前，因事從宜昌回到漢口。當她準備再次西行之際，保育會副理事長李德全，也即馮玉祥夫人，托她護送一批難童入川。

白天當老師，晚上當媽媽

保育會派了三位教師，蔣鑒又帶了一位護士，1938年5月，五個人帶著100名孩子從漢口乘船入川。李紅和李一家也在其中。

李一家女兒李蓉記得父親曾回憶，坐船路上有時搖晃不止，他年幼受驚嚇嚴重，夜里看見黑影便會哭鬧，姑姑和老師們就會抱著他輕聲安撫。

他們住在裝滿鐵塊的下艙。鐵塊上臨時鋪了席子，七高八低，像是疊羅漢。蔣鑒提前為每個孩子準備了扇子、藥品、糖果和餅干。

老師們輪班照料，每四小時一班，負責洗衣、沐浴，忙得手都泡破了皮。后來，機靈的孩子們想出用腳踩洗衣物，再穿在繩上吊入江中沖洗，既省力，又節省肥皂。

蔣鑒原本只打算護送這群孩子入川，隨后返回重慶繼續從事傷兵救治工作。但當她準備離開時，孩子們哭成一團，不肯放手。

保育總會的工作人員也勸她留下，在家人的支持下，她最終決定留在合江，創辦第五保育院。為紀念盧溝橋事變，該院成立于七月七日。

川五院初創時一切匱乏。縣政府將城南一所廟宇暫時撥作院址。因地勢臨水，安全隱患大，蔣鑒多方奔走，將院址遷入城區小學舊址，并自籌資金進行修繕。

李蓉說，在父親的記憶里，保育院廟宇的飛檐之下，有一棵枝葉繁茂的大樹，樹影之旁立著一個簡陋的戲臺。臺上，有時是孩子們咿咿呀呀在表演，有時是保育院大會。這是他童年里最熱鬧的片段。

因安置校舍和購買醫食用品，保育會撥付的一千元開辦費不夠用，蔣鑒便向社會各方募捐。她動員朋友捐棉布、布匹，從漢口寄來御寒物資，還自墊費用購買糧食、藥品與生活用品，提前囤好，以防物價波動。

這些難童剛入院時，健康是最大的問題。在《傷兵與難童》中，蔣鑒記錄，她請醫生為孩子們檢查身體，結果發現“肺結核七人，貧血三人，氣支管炎十六人，疥瘡九十人，膿泡瘡廿四人，痧眼七十余人”，最危險的是貧血及肺結核的小朋友，面色慘白，骨瘦如柴，花了好長時間醫治，最終得以治愈。后來，蔣鑒的丈夫周明棟主動從重慶前來，成為義務院醫。每周來院診治，還自費買慰問品送給孩子們。

身體治好后，緊接著又是學業問題。

蔣鑒的工作記錄寫到，“八月十五始分班上課。兒童年齡十三歲，雖然不小，但是學力都很差……這里分一二三四年級四班，幾位教師，自晨至晚，片刻不停地輪流教讀。上課的時候是老師，下課的時候就變為母親。穿衣啰、洗浴啰，沒一樣不是躬親力行。”

附近的鄰居們都很稀奇，覺得在這樣的學堂，做老師可真不容易。

除了生活照料和醫療管理，蔣鑒還組織孩子成立童軍團、參加抗戰宣傳、義賣捐款、慰問傷兵。孩子們在茶館和街巷演講唱歌，講抗戰、罵日軍，贏得百姓掌聲。她寫道：“孩子講我軍勝利，圍觀的人喜形于色；講敵寇殘暴，聽眾無不憤怒。”

然而那段童年記憶，也裹挾著戰爭與饑餓的陰影。

李蓉記得，父親提到有時候會吃不飽，開飯時孩子們還會爭搶饅頭。他提過一個“劉叔叔”，從山東逃難來川五院，比他和小姑年長，每次搶到了東西，總會分一點給他們。

雖然合江地處西南腹地，日機轟炸的威脅始終存在。1939年秋，保育總會撥款修建了一道簡易防空壕。但院舍狹小，全院師生難以容納。蔣鑒便將幼兒園和一年級的孩子疏散至六十里外的忠恕灣。那時每逢空襲警報響起，孩子們就迅速排隊，按演練程序轉移避險。

為了孩子們的安全，蔣鑒還想把孩子們全部安插到鄉村去。她曾計劃在離保育院不遠的臨江村，修筑幾椽茅屋。“預備把最幼少孩子以及年齡較大而能從事小生產的孩子們，去到那里。一方面是幼童省得逃警報，一方面是大孩子們學一點生產技能，最低限度教他們飼養種植之類。”

蔣鑒向優秀學生發紀念品。受訪者供圖

記憶

多年以后，那段在川五院的生活，成了散落在記憶和照片中的畫面。

1939年，中央電影攝影場派導演潘孑農拍攝一部紀錄片《第二代》，記錄難童在保育院中的生活。這部片子在國內外放映，用以展示戰時保育工作的成果，也為爭取國際援助。

潘孑農在川五院拍攝的兩個月，孩子們不明白這是在干什么的，只知道有人要拍他們。

清晨起床，老師幫他們穿衣，排隊盥洗；小號聲響起，準備升旗；孩子們白天在操場上唱院歌、唱抗戰歌曲、做廣播體操；到村里表演抗戰節目；在大大的芭蕉樹下，聽老師講前線的故事……

當時的孩子們幾乎沒看過這部片子。李紅85歲時，央視《電影眼看中國》欄目組織幾位當年的老人觀看這部紀錄片。紀錄片的開頭拍下了很多孩子的名字，李紅興奮地指著熒幕中她原來的名字——“李秀英”。

盡管當時的她已經分辨不出影片中哪個孩子是自己，但鏡頭之外，一些生活細節已經刻在記憶里——那時的保育生們像兄弟姐妹一樣彼此照應。

李紅剛入院時身上生瘡，保育院會燒一大鍋熱水讓孩子們洗澡，熱水燙過才能止癢，否則就會被抓破。個子小的她舀不到熱水，一位大她兩歲的保育生劉玉帶每天幫她拎水。他就是李紅曾經跟孩子們提到過的“劉叔叔”。

在李一家留下來的資料中有一本照片集，是1996年由遼寧美術出版社出版的《烽火搖籃——中國戰時兒童保育院圖片集》，記錄了全國各個保育院孩子們的生活。

其中有一張川五院拍攝于1940年冬天的全家福合影。李蓉記得父親和姑奶奶曾講述過這張照片背后的趣事。在拍攝時，年僅五歲的李一家也許是想媽媽了，總是哭鬧，老師們便塞給他一塊大餅。李一家蹲在最前排的中間，專心啃著大餅，他的身影也被定格在那個歷史瞬間。

1940年冬天，四川省合江縣第五保育院全體師生的合影留念，李一家坐在第一排中間。 受訪者供圖

鏡頭之外，保育院的日常也被蔣鑒凝結成了文字。

1939年12月15日，在任職川五院義務院長一年多以后，蔣鑒寫下《一個新的試驗》，總結實行“保教合一”改革方案后的成果。此文于1940年發表于陶行知創辦的《戰時教育》第七期。

蔣鑒在文字中描繪的，正是那個充滿溫情與秩序的生活畫面。孩子們按年齡分組，師生同吃同住。當暮靄籠罩江邊，燈影搖曳的時候，晚會上清脆的歌聲流淌在保育院的各個角落。

但在這份忙碌與溫情背后，蔣鑒的身體卻漸漸撐不住了。1940年7月，她被確診為直腸癌晚期，不得不住進重慶歌樂山中央醫院接受治療。住院期間，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理事長宋美齡女士致電醫院要求全力治療。

術后不久，蔣鑒因思念難童而回合江養病。在她病危期間，保育院里年齡大一些的孩子們輪流侍奉。

然而病情惡化迅速，1940年10月5日，蔣鑒去世，年僅38歲。

臨終時，蔣鑒口授一份遺囑。她囑托將此前傷兵共同贈她的“金質紀念章”拍賣，所得款捐給戰時兒童保育會作為基金。她還叮囑保育院其他老師：對難童要抱有“慈母心腸”，不可因孩子頑皮或學力不足而灰心；保育工作者應反省自身是否盡力，并強調“公費切莫糜費，盡要用在兒童身上，如此方能無愧于國家”。

遺囑最后寫道：“鑒病自知不起，請吾同志同事，繼續鄙志而光大之，以期造成第二代國家新生命，鑒雖歿，可無憾矣。”

蔣鑒寫的關于抗戰以來的工作記錄，這份手稿一直由周明棟及家人珍藏。 受訪者供圖

重逢

蔣鑒逝世后，1940年11月10日，合江各界舉行追悼大會。

11月20日，重慶各界集會追悼，宋美齡向追悼會贈送“精神不死”橫匾。各大報刊紛紛刊發紀念專刊和社論，鄧穎超親自撰寫《痛悼蔣鑒》，刊登于《新華日報》。

此后川五院又經歷兩任院長共六年時光。1945年抗戰勝利后，當年底，重慶總會發布保育會復員計劃與兒童領回辦法，并限1946年3月底全部結束。至此，“戰時兒童保育會”退出了歷史舞臺。

因戰爭散落在保育院的孩子們，又各自踏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李紅和李一家都回到原籍浙江，繼續他們的學業。

1949年6月，21歲的李紅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李一家則在國家資助下，接受了大學教育，后來成長為海洋領域的高級工程師。

當年參加遠征軍投入抗敵前線的劉玉帶則與他們失去了聯系，保育院時期情同手足的情感也被封存。

蔣鑒故居，位于杭州市東太平巷3號。 新京報記者 李聰 攝

直到1988 年，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紀念戰時兒童保育會50周年的大會，全國各地的保育師生代表500多人聚會北京。之后，全國各地的保育師生相繼成立了聯誼會。

自那時起，《難童》《烽火》《搖籃》《保育生通訊》等雜志開始在保育生之間發行。李蓉的父親李一家珍藏了這些雜志，整整齊齊摞在一起，臨終前交到女兒手里。

這些雜志最初多為尋人啟事，尋找失散多年的保育生。隨后內容逐漸轉向對保育院生活點滴的回憶與感懷，記錄那些年共同度過的時光。接著不可避免地出現訃告，以及緬懷逝去朋友的悼念文章。

在保育生聯誼會的幫助下，劉玉帶重新聯系上李紅。1989年初夏，李紅終于在杭州機場等來闊別已久的劉玉帶。那一年，兩人都已60多歲。兩人在機場相擁而泣。

李蓉是聽著這些故事長大的。學生時代，她就萌生把它們寫下來的念頭。

直到工作以后，她才開始真正提筆，聆聽父親和姑奶奶的敘述，一點點撥開塵封的往事，將那些幾乎被時間吞噬的細節重新拼回原位。

李蓉告訴新京報記者，父親曾經最大的愿望是找到自己的親生母親，然而直到八十八歲離開人世也終未能實現，成為一生永遠的遺憾。

在父親的記憶中，他的母親曾經冒著大雪到學校看過他，母子倆在寒風中吃了一碗餛飩——那是他們此生最后一次相見。

說到這里，李蓉幾次哽咽。她明白，父親很少訴說悲傷，即便說起，也十分平靜，但并不是因為沒有，而是已經將它深埋心底。

2018年，她以保育院為背景出版了一本小說，名為《秋水長天夢歸舟》。這本書以父親和姑奶奶為原型，還參考了蔣鑒的相關經歷，她希望那段時代變遷與民族存亡大背景下的個體命運不被遺忘。

“父親和姑奶奶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在戰亂中當親人無力保護他們時，他們遇到了胸懷大愛的媽媽們。”李蓉感慨，他們的經歷是當年無數保育生的一個縮影。

采訪結束后，李紅的女兒們發來兩張照片，是她們在整理母親舊資料時發現的，那是她收藏的一份手抄悼念蔣鑒的歌，紙張已經泛黃。

那首歌寫著：“杜鵑伴著凄雨在鳴唱，可數不盡我們的悲傷。啊，傷兵的母親，在這血紅的季節里，你走了，走得那么悄然。你為戰士裹起了創傷，看著他們重踏上戰場。啊，第二代的保姆，你高興地笑了，笑聲里蘊蓄著勝利的音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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