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潔夫病不是艾滋，而是對西方的文化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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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長期堅持“醫學人道主義”，在中國的艾滋病管理制度上，作為前衛生部副部長兼中央保健委員會主任、保健局局長，黃潔夫先后提出了解除國外艾滋病患者入境限制、對疑似患者不進行強制檢測、艾滋病患者身份保密等建議，并推動形成了相關政策、制度，從而引發了民眾的普遍擔心與質疑。

有網友提出，應該將艾滋病命名為黃潔夫病，以凸顯他在中國防治艾滋病領域的重要作用。

網友的情緒可以理解，因為中國艾滋病病例的數量，與解除國外艾滋病患者入境限制政策的實施，存在明顯的時序對應關系。

即便這種時序對應關系根本不存在，打開家門歡迎艾滋病人，也不符合正常人的本能反應。

2007年11月8日，在北京召開的全球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新聞發布會上，時任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首次公開提出解除國外艾滋病患者的入境限制，并得到了衛生部新聞發布會上的確認。

二十天后，2007年11月29日，同樣還是在衛生部的新聞發布會上，時任衛生部部長陳竺親自發布了《中國艾滋病防治聯合評估報告（2007年）》。

關于中國艾滋病的流行形式，報告中做了如下陳述：

報告原文截圖

截至2007年10月底，全國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22萬3501例，其中艾滋病病人62838例，死亡報告22205例。

2007年，衛生部、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對中國艾滋病疫情進行了新的估計……。

評估結果顯示，截至2007年底，我國現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約70萬，全人群感染率為0.05%，其中艾滋病病人8.5萬人。2007年，新發艾滋病病毒感染者5萬，因艾滋病死亡2萬人。在5萬新發感染者中，異性性傳播占44.7%，男男性傳播占12.2%，注射吸毒傳播占42%，母嬰傳播占1.1%。

目前，我國的艾滋病疫情處于總體低流行，特定人群和局部地區高流行的態勢。

我國艾滋病流行的特點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第一，艾滋病疫情上升速度有所減緩。第二，性傳播逐漸成為主要傳播途徑。第三，艾滋病疫情地區分布差異大。第四，艾滋病流行因素廣泛存在。

這是相關報道的源網址：https://www.gov.cn/xwfb/2007-11/29/content_820426.htm，感興趣的朋友請自行查閱。

前兩天寫《中國之外無信史：換個角度看西方偽史，二戰歷史都敢篡改，更何況古代歷史》，其中提到，中國史官向來堅持秉筆直書，后來遭到皇權打壓，開始學會了使用春秋筆法。

在校尉看來，《中國艾滋病防治聯合評估報告（2007年）》中強調的數字，就有幾分春秋筆法的味道。當然，這也可能是校尉想多了。

要看懂這些數據，首先要理清三個細節。

一是累計報告數量與評估現存數量的區別。

前者是經過了官方確認的數據，但不代表實際數量。

因為在病毒機理上，艾滋病本身就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很多人感染了而不自知；在社會屬性上，艾滋病屬于個人隱私，有些人得了病也諱疾忌醫，根本就不想讓別人知道。

正因如此，《中國艾滋病防治聯合評估報告（2007年）》中提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官方確認的報告人數與官方委托做出的評估人數，都存在巨大的差異。前者分別為22.35萬、6.28萬，后者分別為70萬、8.5萬。

更重要的是，相比報告數量，根據數學模型推算出來的評估數量，會更接近于艾滋病病毒傳染的實際情況。

二是時間參考點的區別。

《中國艾滋病防治聯合評估報告（2007年）》中提到的累計報告數量，是截止到2007年10月；評估現存數量，則是截止到2007年底，比前者多了兩個月。

這會給后面的數據對比帶來一定的影響，但影響不是很大，后面計算的時候就略過了。

三是報告死亡人數與評估死亡人數的區別。

相比報告感染者數量和報告病例數量，報告死亡人數更接近實際情況。因為病重才會死亡，而絕大多數病重的患者都會去醫院治療，從而納入官方統計范圍。

也就是說，相比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在報告數量與評估數量上的巨大差異，報告死亡人數與評估死亡人數會相當接近。

如果放到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中，不管是截止2007年底的70萬病毒感染者、8.5萬艾滋病患者評估現存總量，還是截止2007年10月的22.35萬感染者、6.28萬病例、2.22萬死者的報告總量，似乎都能夠支撐關于“我國的艾滋病疫情處于總體低流行”的結論，足以讓人安心，放艾滋病人入境好像問題不大。

但“2007年新發艾滋病病毒感染者5萬，因艾滋病死亡2萬人”的評估數據，卻絕對會讓任何一個正常人都感到觸目驚心！

如果以評估數量為基準，2007年底累計70萬艾滋病毒感染者、其中2007年新增5萬，年增長率為7.69%，這個速度并不算慢，差不多10年翻一倍，乃是我們剛剛啟動改革開放之際提出的經濟增長目標，是極少數國家才能達到的經濟增長速度。

更令人警醒的是，2007年的累計報告死亡人數為2.2萬，而在衛生部2006年發布的報告中，當年艾滋病患者死亡人數為1809例，累計死亡人數為1.25萬。

也就是說，2007年的死亡病例達到了一萬左右，是2006年的五倍多。如果引用2007年報告中的評估數據，當年預估的艾滋病患者死亡人數為2萬，則相當于2006年的十倍。

校尉難以評判，到底哪個數據是準確的，但不管是五倍還是十倍死亡增長率，與7.69%的感染病例增長率放到一起，都明顯不匹配。

前面說了，相比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報告數量，報告死亡人數相對真實，評估死亡人數同樣相對真實。

也就是說，雖然都是評估的數據，對死亡病例的評估結果，肯定要比對感染者的評估結果更準確。或者說，相比十年翻一倍的感染者數據，年增五倍或十倍的死亡數據，大概率更接近當時艾滋病毒的真實擴散速度。

死亡病例數據與感染者數據增長速率的不匹配，在衛生部于2008年2月發布的報告中，也得到了側面驗證。因為報告顯示，相比2006年，2007年中國報告的艾滋病病例增長比例高達45%。

這個數據，與2007年衛生部發言人關于“這并不意味著目前艾滋病受感染的情況比過去嚴重”——參見前面圖片中標紅的部分——完全是相反的。

按照這個速度，中國的艾滋病例，十年能夠增長到41倍。十年翻一倍和十年四十倍，這么巨大的差距，如果不是原始統計數據出了問題，那就只能是某些人出了問題。

在陳竺部長發布的報告中，雖然有關數據都列了出來，但沒有作對比分析，更沒有計算增長率。報告病例年增45%、評估感染者年增7.69%、評估死亡人數年增五倍或十倍，這三個比值，前者是從其他官方媒體網站查到的，后兩者是根據報告中的數據算的。

它們共同的源頭，其實都是衛生部的官方發布。

2007年11月初，黃潔夫聲稱可以放開艾滋病患者的入境限制，2007年11月底，陳竺親自發布的數據，尤其是死亡人數暴增的數據，又間接印證了中國艾滋病擴散正在高速發展，2008年2月，衛生部又說年度報告病例增長速度高達45%，正面回應了艾滋病的真實擴散速度。

將近20年過去，作為局外人，我們很難揣測，同樣都是衛生部的口徑，這種數據與數據打架、數據與政策脫節，到底原因何在？

這個時候，校尉衷心地希望，是自己找錯了源頭數據、或者做錯了最簡單的計算，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只是想到陳竺的民主黨派身份、黃潔夫兼任的中央保健委員會主任與保健局局長，校尉只能一聲嘆息。

體制內的人應該知道，這兩個身份，在實際決策的過程中，會帶來怎樣的權力變形。

不管數據與數據打架、政策與數據脫節的真實原因究竟如何，結果都是一樣的，在某些力量的推動下，2010年，新版《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實施細則》出臺，刪除了艾滋病患者禁止入境的條款。

與此同時，黃潔夫還提出了艾滋病不強制檢測與得病保密的提案，并體現到《艾滋病防治條例》中。

該條例強調保護感染者隱私，進而衍生出婚檢結果不顯示艾滋病檢測結果、醫生不得向配偶披露感染情況等極端措施。

這種明顯與正常人所能接受的道德感觀、社會倫理相沖突的規定，頻繁引發社會爭議。

比如最近，湖北某醫院的婦產科主治醫生在社交平臺發文，稱“婚檢給醫生帶來的影響就是坑醫生”。一名女性在婚檢時查出HIV陽性，她向醫生提出一個要求，對未婚夫保密，在《艾滋病防治條例》的政策框架內，醫生只能選擇尊重患者隱私，按照規定僅上報了當地疾控中心。最后，男方不幸感染了艾滋病，憤怒之下，他將婚檢的醫生投訴到衛健委，導致醫生被停職處理。

除了無辜感染艾滋病毒的配偶、無辜受到牽連的醫生，最近幾年，少數艾滋病患者利用隱私保護條款，惡意傳播病毒的惡性行為，也經常出現在媒體頭條，引發民眾對公共衛生安全與個人健康權利的極度擔憂。

是尊重患者隱私，還是尊重其他人的健康權、生命權，在中國的傳統道德體系中，其實并沒有那么難于取舍。

問題在于，在西方主導的片面追求人權、自由的極度隱私保護主義政治正確大旗下，我們中的某些人，不知出于何種目的，人為搞亂了原本清晰的倫理、道德、制度、法律邊界。

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及國家衛健委聯合發布的2024年度艾滋病綜合防治數據通報，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中國存活的感染者總數為135.5萬，年增長5.1%。

這個總量，僅在南非、印度之下，世界排名第三，并且首次超過了美國的120萬——在中美之間關于民生的數據對比中，這是為數不多中國反方向超越美國的反面事例。

更令人感嘆的是，眾所皆知色情業最為發達、性生活最為混亂的日本，感染人數卻只有2.8萬。

還是同一份報告中的數據，2024年新增感染者10.6萬，同比增長6.2%。

相比黃潔夫首次提出放開艾滋病患者入境管控的2007年，這個增長比例變化不大，但考慮到二十年來中國衛生防疫能力與醫療技術的飛速提升，再考慮到我們在非典、新冠等大面積傳染病防治方面的優異表現，這也反過來可以證明，艾滋病毒的防控，絕非某些專家所言的可控——由于傳播途徑高度私密，相比新冠等呼吸類傳染病，艾滋病的擴散速度不會特別快，但同樣因為傳播途徑高度私密，艾滋病的管控也非常困難。

2024年艾滋病死亡病例總計3.5萬，同比增長8.6%。

相比前面計算的2007年五倍增長或十倍增長，這個數值開始回歸正常，那么，當年的五倍、十倍增長，到底是校尉算錯了，還是對原文的理解有偏差，亦或是另有原因，已經超出了校尉的考證能力，只能留給知情人來解答了。

感染率為總人口的0.096%，接近千分之一。

也就是說，如果你生活在一個一千人的小區，在你的身邊，大概率就有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如果你生活在一個10萬人的城鎮，在你的身邊，大概率會有一百位艾滋病毒感染者。

面對這樣的形勢，黃潔夫的態度開始轉變。

在他擅長且非常權威的器官移植領域，黃潔夫主張對所有器官移植對象進行強制艾滋病檢測。對于艾滋病人入境管控，黃潔夫也開始支持修訂《國境衛生檢疫法》，要求入境感染者主動申報健康狀況。

2025年1月起，艾滋病納入《國境衛生檢疫法》監測范圍，感染者需申報健康狀況。

問題在于，一定要讓問題變得嚴重起來，我們才要加強管控措施嗎？

雖然亡羊補牢、時猶未晚，但明知道羊要丟了，為什么還大門敞開？

誰都知道，對于任何一種流行病來說，隨著擴散面的增加，防控的難度會指數級上升，尤其是高度隱秘的艾滋病。

回過頭看，這場關于艾滋病人入境管控、隱私保護的博弈，如果假定——注意，是假定——如果假定背后沒有利益糾葛，那么，它所代表的，其實就是東西方文化理念、以及基于文化理念之上的道德倫理、社會治理方式的沖突。

這就是標題要表達的，黃潔夫們得的病，不是艾滋，而是西方文化強迫癥。

往好了理解，他們是被西方國家宣揚的西方道德體系、國際輿論綁架，屈從于西方的極端隱私保護主義、虛偽人道主義；往壞了理解，他們是被西方國家宣揚的道德體系、價值體系洗腦，皈依了西方文化。

東方文化，更強調集體利益，因此，個人的自由、權利、隱私，不能以危害大眾利益、公共利益為代價。

在東方文化的語境中，保護艾滋病人的隱私，可以，前提是不能危及公共安全。如果兩者發生沖突，我們首先要保護的，肯定是更加無辜的后者。

但在西方文化體系中，更強調打著自由、民主、人權旗號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吸毒合法化、零元購、LGBT、女權、極端動物保護主義、極端環保主義、以及極端隱私保護主義，無一不是這種極端個人主義、精致利己主義的體現。

這種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最簡單直白的表現，就是西方國家大街上到處都是的涂鴉，與中國城市干凈整潔的墻面——即便是城中村。

西方文化中，涂鴉是個人自由，公共區域也不是政府理所當然的治理責任，所以沒人管。但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與社會治理體系中，你可以在自己家里發糞圖墻，但絕對不能污染公共環境。

但西方畢竟長期掌握國際輿論主導權，西方文化也許難以滲透到我們的社會底層，但在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精英人士之中，這種西方文化入侵帶來的現實撕裂，卻幾乎體現在每一個領域。

從時裝大賽的瞇瞇眼，到歡呼巴黎奧運開幕式充滿想象力、松弛感的公知；從不在乎大國崛起、只在乎小民尊嚴的話術，到中小學的毒教材；從無病呻吟、矯揉造作的傷痕文學，到專門盯著中國歷史陰暗面借題發揮甚至胡編亂造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從言必稱國際先進經驗的金融專家，到高舉人權、自由的女權斗士、極端環保主義者；從廢除死刑的喧囂，到未成年人保護法淪為未成年惡魔作惡的庇護所；從呼吁給虐貓者以機會的雙口夜壺，到建議向艾滋病患者敞開國門的醫學權威……

所有這一切，看起來紛繁復雜，但內在邏輯高度一致，其實就是東西方文化之爭，其實就是建立在東西方文化差異之上的道德倫理之爭、社會治理模式之爭，其實就是建立在東西方文化差異之上的人類發展道路之爭、發展理念之爭、發展方向之爭。

中華文明綿延至今，始終得益于兩點。

一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二是天人合一、自力更生的內生性。

中華文明就是一棵參天大樹，內生性是我們的根，確保我們在穿越萬丈高空時，不至于根基不穩，包容性是我們的枝葉，不斷為我們汲取新的陽光雨露。

就跟中華先民一樣，今天的我們，在面對西方文化時，既不能盲目自大、盲目排外，也不能囫圇吞棗、照單全收，更不能自甘雌伏、跪而舔之。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所有這些理念之中，始終不變的內在精神，就是以我為主、兼收并蓄！

以我為主，才能在兼收并蓄的同時不失去自我；兼收并蓄，才能在以我為主的同時發展壯大。

自鴉片戰爭至今的近兩百年來，中華民族歷盡磨難、浴火重生的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這種理念是對的，這條道路也是對的。

同理，雖然艾滋病發源于境外，雖然艾滋病的防治經驗，曾經也是西方發達國家領先，可真到我們應對艾滋病時，卻一定要立足于自己的國情、立足于自己的文化、立足于自己的人民，而不是盲目抄襲西方所謂的先進理念。

西方先進的醫療技術，我們可以虛心學習，西方打著人權旗號、實則以犧牲公共衛生安全為代價的極端隱私保護主義、極端醫學人道主義，還是趁早扔進垃圾堆比較好。

最后問一句，那些支持艾滋病患者自由入境的人，那些支持保護艾滋病患者隱私、連配偶等近親屬都不能透露的人，能否將那些自由入境的艾滋病患者，都安排到你們家里去同吃同住？能否將那些不想暴露身份的艾滋病患者，都介紹給你的子女當對象？

如果做不到，那就趁早閉嘴！

真正的人道主義，是犧牲自己的利益來關愛弱者，那些高喊人道主義，卻把艾滋病流行的后果推給別人、推給社會的人，就跟一邊高喊包容虐貓者、一邊把女兒安排進單位、一邊死活不給付國豪編制的某壺一樣，都是只會慷他人之慨、慷社會之慨自己卻一毛不拔的鐵公雞、雙標狗、圣母婊、雙口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