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晚年總笑著講一個故事，大伙卻越聽越怕，有人聽罷昏倒

在自己的回憶錄里，赫魯曉夫提過這么一件事。

1951年某天，在陪斯大林散步時，他聽到對方在低聲說些什么，以為是在談論工作，便趕緊湊了過去。怎料聽清楚后，赫魯曉夫當場就傻了。

只聽斯大林喃喃自語道：我現在不敢相信任何人了，哪怕是我自己……

赫魯曉夫嚇得臉色慘白，他知道這絕不是開玩笑。

眾所周知，身為一國領袖，斯大林以性格剛毅而著稱。他思想堅定不易動搖，知人善任，總能牢牢地拿捏時局，怎料晚年卻活脫脫變了個人。

1950年的一天，正在聯合國出差的蘇聯外長安德烈·維辛斯基突然接到莫斯科電話，來電者正是最高領導人，對方所說的話更是讓他大吃一驚。

斯大林命令維辛斯基立刻對莫洛托夫展開調查，并且密切監視他在美國的行蹤。

要知道，作為長期佇立在蘇聯政壇上的大人物與享譽國際的外交家，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自始至終都是一位無比堅定的斯大林主義者，對領袖忠心耿耿，說一不二，可他眼下卻被斯大林稱作“美帝國主義的代言人”。

聽完其中原因，維辛斯基直接被搞懵了。

原來，正在休假的斯大林閑來無事，翻閱手頭的報告，得知正在美國出差的莫洛托夫剛剛從華盛頓乘坐火車抵達紐約。

他覺得事情不簡單：像莫洛托夫這樣的大人物，肯定不會“自降身價”去跟普通人一起擠火車，十有八九是包了車廂——問題就出在這兒：他怎會有錢包下一整節車廂呢？

于是，斯大林斷定莫洛托夫一定是收了美國人的好處，拿人手短，恐怕已經叛變了！

事實上，就當時蘇聯權貴所享受的待遇，別說包一節車廂了，就算把一整列火車租下來當專車用也根本不是個事兒。而維辛斯基在了解完狀況后立馬替莫洛托夫開脫：您誤會了，莫洛托夫同志確實是普通座位。

顯然，斯大林并不買賬。不久，莫洛托夫的名字不再出現在孔策沃別墅宴會的受邀名單中，討論重要的問題時也不見其出席；斯大林甚至在一些公開場合將莫洛托夫稱作“美帝的代言人”……

同僚們清楚，莫洛托夫的政治生命已經進入了倒計時，鬧不好連命都會丟。幸好在悲劇上演之前，意外先來一步——斯大林突然逝世了。

事實上，斯大林性情的轉變從二戰結束后就開始了，在他身邊的人，上到實權大佬，下到普通工作人員，幾乎每天都提心吊膽，生怕最高領導人同志突然“考驗”自己。

根據眾人回憶，斯大林經常在討論工作時冷不丁問一些毫不相關的問題，例如“您的眼神為什么躲躲閃閃”，或是“為什么您今天如此反常，縱使轉來轉去，就是不敢跟我對視？”。

雖然大伙兒深知這樣的問題一提出，就意味著自己已經開始失去信任，陷入險境，然而相較于這樣直接的詰問，他們反倒更怕斯大林開口講一個故事。

故事的內容大概如下：斯大林回憶起自己早些年的一段經歷，稱某個冬天獨自進山打獵。他背著獵槍，乘坐雪橇橫穿結了冰的葉尼塞河，隨后又徒步走了約12俄里。

突然，他看到皚皚白雪中有東西，走近一看是一群站在樹上的鷓鴣，心里有些吃驚：他以為這種鳥只會出現在田野里，或是躲在草叢里，不會這樣大搖大擺地站在樹上，更別提在這冰天雪地里了。

斯大林舉槍就射，彈無虛發，狩獵正起勁，卻發現所帶的12顆子彈全部耗盡。他趕緊回去又取了一些，把剩下12只鷓鴣也打死了。

他似乎非常喜歡這個段子，一遍又一遍地給身邊的人講，幾乎所有人都聽過不止一次。

事實上，“鋼鐵”同志并非真的鋼鐵，深入了解斯大林，我們便會發現其性格其實很開朗，經常跟下屬開玩笑。例如二戰期間，蘇軍總政治部主任列夫·扎哈洛維奇·梅赫利斯跑去告狀，指控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生活作風問題嚴重”。

羅科索夫斯基身材魁梧，儀表堂堂，他的一些事情傳遍全軍，早已不是秘密。要命的是，傳聞的女主角不止一位，還個個都是大美女，這令梅赫利斯十分眼紅。

在向斯大林打小報告時，他還故意添油加醋地夸張了一番，哪知斯大林聽罷毫無反應。梅赫利斯不甘心，又問了一遍：“我們到底該拿羅科索夫斯基同志怎么辦？他也太得意了！”

哪知斯大林當即反問道：“還能怎么辦？我們只能眼饞嘍！梅赫利斯同志，我們都應該羨慕他！”

諸如這樣的小插曲充滿了斯大林的整個政治生涯，“打鷓鴣”的故事似乎也是諸多幽默中的一個，在講故事時，他總是語氣輕松幽默風趣，可聽故事的人卻越聽臉色越難看，冷汗直流，如坐針氈。

有人強撐著回到家中，立馬就兩眼一黑癱倒在地。

“當故事講完時，你坐上離開的汽車，不知道自己會被接回家，還是被送進監獄。”

據稱，斯大林在講這個故事時，眼神會變得十分犀利。他上下打量聽者，或是直勾勾盯著對方的雙眼，似乎能看穿對方的心思。

我們不妨猜測一番：這個語焉不詳的故事本身是場測試，“你已經失去了我的信任”——斯大林想用它來傳遞這個意思，用巨大的心理壓力逼迫對方露出破綻；所謂“清者自清”，真正忠誠的同志當然會表現得泰然自若。

可在大伙看來，這個故事本身幾乎等同于“死刑宣判”，一旦在過程中表現得稍有不對勁，后果便不堪設想。

其實，斯大林性情的轉變也并非不能理解。

二戰結束后，蘇聯高層內部派系林立、內斗激烈的問題又開始凸顯，外部則面臨西方陣營的圍追堵截，可謂“內憂外患”。

彼時的蘇聯幾乎各個方面都無法與美國相抗衡，斯大林明白這一點，也曾嘗試同對方建立友好關系，哪知對方根本不領情。

二戰中，他已深刻領教到美國的厲害以及美國人的精明狡詐，“堡壘最易從內部攻破”，他當然不希望看到這種局面發生，卻也因此陷入了殘酷的“內部懷疑”中；況且他本也是個謹慎多疑的人，否則上世紀30年代蘇聯那場政治運動也不會上演了。

越到后來，情況就變得愈發荒誕。

蘇聯解體后，人們從當年的機密檔案中發現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例如斯大林因擔心國家機密被西方間諜偷走，因此曾下令任何重要的國家問題的討論都只能停留在口頭，不準記錄在冊。

再例如，斯大林顯然擔心那些在二戰中賺夠了個人威望的軍事統帥們擁兵自重，搶奪權利，因此一早就命令內務部對每一位高級將領都進行嚴密監控，就連一向被認為是他的“鐵桿心腹”的布瓊尼、鐵木辛哥、伏羅希洛夫等都未能幸免，僅電話竊聽記錄就有數十卷。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何嘗不是又一場暴風雨的前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