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3月27日，綠城中國發布公告稱，張亞東因工作安排辭任執行董事及董事會主席，辭呈提交日期為2025年3月21日。
同時，自2025年3月26日起，劉成云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
綠城中國在3月25日起申請短暫停牌，債券也暫停買賣。
而于3月27日復牌的綠城中國，股價暴跌9.27%。
高管的更迭，就是資本市場的一場腥風血雨。
而綠城中國的高管更迭，更暗藏著混改七年來的深層矛盾——職業經理人與國企大股東的權力博弈、規模擴張與利潤下滑的失衡，以及混改神話背后的制度性困局。
壹
2018年，張亞東以大連前副市長、中交“空降兵”身份執掌綠城，被寄予混改厚望。
在任六年間，綠城中國從2018年的年銷售額為1564億元到2024年的城全口徑銷售額達1718.3億元，位列全國第六；操盤金額2768.5億元，位居全國第三。權益銷售額1210億元，位列全國第六。
可以說，是張亞東讓綠城在行業的驚濤駭浪中挺進了頭部房企陣營，同時也為央企主導下的市場化探索提供了樣本。
然而，行業的通病也依舊困擾著綠城中國。
根據此前的預警，綠城中國的利潤持續承壓，預計2024年止年度股東應占利潤將較上年度的31.18億人民幣下降50%以內，甚至需發行年利率8.45%的高息債續命。
說白了，張亞東的困境本質還是混改企業“既要規模又要利潤”的悖論。當張亞東試圖以體制內資源嫁接市場化效率的時候，中交的國資背景與綠城的產品溢價基因始終難以兼容。
近年來，綠城中國在拿地榜單上的排名持續攀升，從2022年的第六名躍升至2024年的第四位。今年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綠城中國已投入近百億元新增土儲。
而且，綠城中國在土地市場上的兇猛不僅表現在數量上，在價格上也不遑多讓。
在綠城中國拿地最密集的杭州，其所拿的杭州西湖區雙橋單元地塊溢價率高達46.5%
上海徐匯濱江原小米地塊，被綠城中國以13.1萬元/平米的價格拿下，更是刷新了保持八年之久的全國單價“地王”的紀錄。
此舉雖鞏固了綠城中國的高端形象，但市場下行所導致的利潤空間被壓縮也是事實。
此外，張亞東的千萬年薪在整個行業的慘淡時期，尤其是在有些高管自降年薪，有的甚至自愿像打工仔一樣拿一萬月薪的作秀襯托下，也無疑成為了被時常攻擊的靶子。
貳
張亞東的離任，折射出混改企業的典型制度性矛盾。
“國資安全”與“民企效率”的似乎永遠難以兼得。
中交需要綠城作為融資平臺和規模抓手，而張亞東試圖以產品溢價突破利潤天花板，卻在限價政策和融資成本高企下舉步維艱。
這種矛盾，在萬科、金地等混合所有制房企中同樣顯現，成為行業共性難題。
職業經理人試圖在國資框架內重構市場法則的努力，終究敵不過資本寒冬里對安全邊際的極致追求。
張亞東曾說：“綠城是我職業生涯最后一站。” 這句話如今看來，更像是一聲嘆息。
他的離去，不僅是個人命運的轉折，更標志著房地產混改模式進入深水區——當行業從增量時代轉向存量時代，任何企業都無法再靠單一戰略通吃天下。
綠城與中交的故事，或許才剛剛開始。
叁
接任者劉成云的履歷，則透露出中交系對綠城的全面掌控意圖。
劉成云深耕投資與戰略板塊，曾主導南沙、佛山等大型基建項目，其經驗更偏向“資源整合”而非產品創新。
這與張亞東的“產品主義”路徑截然不同。
這位曾主導粵港澳大灣區千億基建的央企悍將，接手的不僅是綠城的權杖，更是一道關乎生死的命題：當房地產從黃金時代墜入青銅時代，混改企業該以何種姿態穿越周期？
值得關注的是，2024年中交地產巨虧53億元后，目前正推進房地產開發業務資產剝離事項，擬將業務重心轉向物業管理、資產運營等輕資產業務。
當綠城已成為中交集團地產板塊的唯一王牌。劉成云的任務或將聚焦兩點：
第一，降杠桿與風險管控。綠城近年新增土儲樓面價從2021年的7182元/平米飆升至2023年的7982元/平米，現金流壓力陡增，劉成云可能放緩激進拿地，轉向存量盤活。
第二，深化中交協同。利用中交基建資源拓展“軌交+物業”模式，或介入城市更新等政策性項目，減少純住宅開發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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