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私帶警械跨省抓民營企業家索財：搶劫犯還是濫用職權犯？

企業家沈某遭跨省抓人，警察途中暗示可“花錢銷案”。沈某察覺不對，便跳車逃走并報警。

這一跳，竟跳出一起典型案例！

11月20日，浙江省人民檢察院召開新聞發布，通報今年以來全省“檢察護企”專項行動開展工作情況，并發布一批典型案例。而上述案例，便是其中的一起趨利性執法司法案例。

據通報，2023年5月下旬起，外省某縣公安局民警楊某某、協警占某某為謀取個人非法利益，私自攜帶警服、手銬、執法記錄儀等警用裝備駕駛車輛前往浙江、江蘇等地，意圖以幫忙處理案件為由向企業家索取財物。

【筆者的疑惑：這不就是私下去敲詐民營企業家嗎？】

同年6月11日，楊某某、占某某根據事先查詢的信息，以配合公安機關調查案件為由，將企業家沈某從江蘇吳江家中帶走。在車輛行駛途中，楊某某暗示沈某可以幫忙處理案件并索要財物。后沈某趁二人不備在浙江湖州德清縣境內跳車逃跑并報警。

公安機關接警后以涉嫌招搖撞騙罪對楊某某、占某某立案偵查，調查發現二人具有司法工作人員身份，無法以上述罪名繼續偵辦，案件陷入僵局。德清縣檢察院主動提前介入，審查認為二人可能涉嫌檢察機關偵查管轄的濫用職權罪，將線索報送湖州市檢察院。

湖州市檢察院經研判果斷立案偵查，前往外省某縣公安局，調取楊某某、占某某身份信息，確認二人系司法工作人員，并固定了二人違規使用公安系統查詢公民個人信息的證據材料。通過詳細詢問相關人員、調取報案記錄、監控視頻，明確楊某某、古某某以公安人員身份將沈某帶走并非法控制的基本犯罪事實。

檢方還前往被害人沈某所在地公安機關以及行業協會，對該案產生的社會影響進行取證，進一步夯實二人行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證明材料，為指控楊某某、占某某構成濫用職權罪奠定扎實基礎。

占某某在偵查階段對其行為性質有不同辯解，檢察官通過法律分析和司法政策解讀，使其充分認識到自己行為的刑事違法性，最終轉變對抗態度，自愿認罪認罰。

德清縣檢察院以楊某某、占某某涉嫌濫用職權罪向縣法院提起公訴，法院采納檢察機關起訴意見，對二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有期徒刑七個月，二人均未上訴。

這起典型被公布后，迅速引起廣泛關注和議論。澎湃新聞刊發評論《馬上評丨私帶警械跨省抓人索財，“趨利執法”必須嚴懲》，文章指出，這一案件的性質十分惡劣，嚴重敗壞了司法公信力、損害了人民警察的聲譽，司法權力被楊某某、占某某用于勒索錢財，無異于知法犯法，這是打著法律的旗號違反法律，將黑手伸向民營企業家。

評論區，多位網友質疑“判輕了”。“這不是執法，這是犯法。”“七個月、八個月，這也太輕了吧，判個七年、八年還差不多。”“知法犯法、公職人員犯法，不應該判得更重嗎？”

還有網友對認定的罪名提出質疑。“才幾個月？執法人員敲詐勒索。按照普通人來判刑也要三年以上吧？”“這哪是濫用職權，這是敲詐勒索！”

此案在法律圈也引起了討論。知名律師王才亮同樣質疑道：“這僅僅是濫用職權犯罪嗎？”

王才亮在微信群交流時說，“這兩天，人們對浙江省人民檢察院通報的那起涉案警務人員 ‘私自攜帶警服、手銬、執法記錄儀等警用裝備駕駛車輛’意圖以幫忙處理案件為由，向企業家索取財物的案件給予了足夠的關注。但是，讀完通報，怎么都感覺到存在問題。”

筆者讀完案例，第一直覺是，那兩個警務人員涉嫌犯搶劫罪，只是搶劫未遂，而不是犯濫用職權罪。案情通報第一段描述的“很直白”：兩名警務人員私下尋找“獵物”——民營企業家進行索財。

搶劫罪屬于侵犯財產類犯罪，規定在《刑法》的第二百六十三條，其定義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財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實施使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強行將公私財物搶走，從而構成的犯罪。

敲詐勒索罪同屬于侵犯財產類犯罪，規定在《刑法》的第二百七十四條，其定義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實施恐嚇、威脅或要挾的方法，非法占用被害人公私財物，從而構成犯罪。

從字面看，這兩個罪名確實有相似之處。不怪網友對于上述兩名警務人員的行為判斷是“敲詐勒索”。

河南省法學會官方賬號“法治中原”曾在2022年5月17日發布一篇普法文章——《張明楷：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區分》。文中，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明楷專門對二罪名的區分有介紹，區分這兩個罪名的關鍵在于行為是否足以壓制被害人的反抗。搶劫罪中的暴力、脅迫必須達到足以壓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敲詐勒索罪中的暴力、脅迫則只要能使被害人產生恐懼心理就可以。

再聚焦浙江省檢察院發布的上述典型案例。楊某某、占某某攜帶警服、手銬、執法記錄儀等警用裝備，以配合公安機關調查案件為由，私自將企業家沈某從家中帶走并非法控制，這就算是使沈某陷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而不敢或不能反抗，此時，楊、占二人索要錢財，號稱“花錢銷案”，不就是老百姓理解的搶錢嗎？

利用暴力、脅迫等手段來要錢，受害人不敢反抗，這還不是明晃晃的搶劫嗎？

再來看一看濫用職權罪，規定在《刑法》的第三百九十七條，其定義為：濫用職權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故意逾越職權，不按或違反法律決定、處理其無權決定、處理的事項，或者違反規定處理公務，致使侵吞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遭受重大財產損失等行為。

濫用職權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

那么，楊某某、占某某的行為、目的，主要是對被害人的人身財產進行侵害，還是對公安機關正常執法秩序進行侵害？筆者覺得，大多數人讀完案例后會有自己的判斷。

當然，目前對這一案例的細節公布得還很不夠。這一方面，也引發媒體追問。11月21日，南方都市報看法評論《民警私帶警械跨省抓人索財，為何不公開其單位和姓名》。

文章中點到，涉案人員“私自攜帶”諸多警用裝備，長時間在外逗留作案，很難不讓公眾對其行為的定性產生疑問。是“執行公務”過程中私欲膨脹、行索要財物的事實，還是私自攜帶警械外出作案而較長時間內未被所在單位發現？涉案人員趨利執法又究竟有哪些前情后事？這名民警叫什么名字？是哪省哪縣哪個公安部門的？其所在單位對本案的反思整改情況又是如何？

筆者有所困惑，兩名民警的行為會讓人想到是索賄，想到是綁架，想到是敲詐勒索，想到是搶劫，如今的處理是認定為濫用職權，且僅僅判處七八個月，這會不會讓公眾陷入“警務人員降格處理、法外開恩、實報實銷”的“誤解”？

最后，筆者希望，這兩個涉案人員的單位要主動出來“報個家門”，向公眾澄清事實、說明情況！犯了錯不可怕，不敢承認才丟臉。

以上內容為筆者的一些不成熟認知，歡迎留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