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說|1935年，她來到上海（上）

滬說·第156期

關于上海1943年路名大改造的系列，筆者將在未來繼續，連續多期大家想必已經有點厭倦，想看點別的。這兩期就來聊聊一本小書。

其實與這本小書的相遇純屬偶然，當我想要找一些老上海的痕跡時，我總會搜索上海+某個年份，而1935年這個年份為我叩開了這扇門。這本書最初出版于1936年，但塵封了快一個世紀之后，給一位在中國任教的美國教授無意之中激活了，也是我那次無心的搜索，使得它來到我的眼前。

1935年，一位名叫露絲·黛的美國婦人，乘船來到萬里之遙的上海與她的母親和繼父團聚。老夫婦倆已經在這座中國沿海城市居住生活了六年有余。在母親六年來的一封封信箋中，露絲早已對上海心馳神往，如今終于能一窺真容了。

這趟難得的中國之行是在1935年的三四月間，前后六個禮拜，她在當中還去北平（現在的北京）走馬觀花了一番。待她回到家鄉美國之后，就把她的經歷遭遇，她眼中的中國、中國人結集成冊，出版成書。當然，書的內容頗為小眾，因而只印行了200本，這當中大部分都進了各個大小圖書館成了書蟲們的食糧。有的則被送給親朋好友成了家里的擺設…… 所幸這書還不至于失傳。

根據書的引言前兩段，筆者大致獲得了上面的這些信息。

而這本小書能得以在約九十年之后重版刊印，主要還是拜一位名叫Andrew Field的歷史學家的發掘。他也是這本書再版引言的作者。Field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方面的教授，他在引言中接著說道，

“六十年后，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樣子，我那時還在哥倫比亞大學，手頭上正在為一個博士論文答辯的題目做著研究。那個論文是關于上海歷史的，說的是上海在爵士時代（注：1920-30年代，因當時爵士音樂風靡西方世界，上海因為其特殊的歷史原因深受西方文化的直接影響。）迷亂的夜生活。我在紐約市圖書館里查資料時，恰好發現了露絲的這本書。我對那個年代還挺癡迷，常常抱著紐約市圖書館大大的黑面索引目錄本找書，但凡對上海在1920或30年代，也就是這座城市歷史上最輝煌年代的生活，有著獨特視角的書，我都不放過。我一條一條地看圖書索引，只要看到合我胃口的，我就跑去圖書館前臺點名要那本書，等圖書管理員替我取來。然后我就在寬大無邊的閱覽室的一張小書桌上，一點一點地啃那本書。紐約市圖書館龐大的藏書中，我的確發現了很多有趣的書，讓我對上海的過去有了不少新的認識，但露絲的這本書給我帶來的沖擊尤甚，因為露絲·黛女士敘事非常細致入微，對于旅途中經歷的人、地、事均是如實描寫，不加掩飾。”

紐約市立圖書館的一個閱覽室（2014.7）

Field博士稱她的這本書為“一扇窗戶照見一個失落的世界”（It was a window into a lost world）。他甚至不厭其煩地將她整本書均納入他的研究素材庫之中。

露絲·黛雖然只是一個游客，但菲爾德博士認為她對于上海1935年的那些人事物的獨特觀察和描寫將會歷久彌新。但就在他準備為這本書重版再印撰寫引言之際，他才意識到，除了這本書之外，人們對露絲·黛女士知之甚少，因此他也諧趣地寫道，“我不得不戴上我歷史學家的帽子”。開始拼命地尋找蛛絲馬跡。當然，功夫不負有心人。專業人士就算是付梓之前的臨時抱佛腳也是有模有樣的。他通過書中回憶的細節，以及調查當年出版的報刊資料，如老上海的大陸報，波士頓的環球報，馬薩諸塞州斯普林菲爾德共和黨人報等，對露絲和她的家庭的生活有了比較細致的認識，對于她為什么要去上海，為什么她的母親和繼父會在上海那么久，以及為什么露絲能如此高質量地記載下中國之行地點點滴滴。

憑借菲爾德博士的考據，我們知道了露絲女士出生于1892年，生于波士頓，出生時名叫露絲·范·布倫·雨果。她的生身母親和父親是珍妮·范布倫·妮·薩利斯伯里和喬治·B·雨果。父親有可能是法國偉大的文學家維克托·雨果的后人(此處應該是菲爾德博士的調侃，因為雨果并沒有一個叫喬治的兒子)。她的父親是在酒廠工作，也是一位波士頓民眾運動的出色領袖，他甚至當過馬薩諸塞州的雇主聯合會的主席。她的母親也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婦女，1890年畢業于迪堡大學（DePauw University，位于美國印第安納州 Green Castle市，為一所優秀的私立文理學院，排名在全美靠前的位置）。而露絲的母親最終以巖石園林的設計和建造專業成名。

迪堡大學航拍圖（來自Depauw University）

露絲女士本人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的基礎教育是在波士頓郊外富人云集的栗樹山社區中著名的女校布林梅爾學校成的。只不過后來合并為Brimmer and May School的名校在當時還是兩間學校，露絲女士就讀的是Miss May的學校，但她并沒有就讀大學而是在23歲的芳齡，也就是1915年嫁給了一位哈佛大學1914屆畢業生摩根·葛洛夫·戴。戴先生也是西馬薩諸塞州重鎮斯普林菲爾德的戴氏豪族的成員。婚后夫婦二人育有兩子，但短暫的甜蜜時光之后，1925年露絲女士的生身父親在斯普林菲爾德去世了。母親后來也改嫁給了在迪堡大學認識的校友，也就是后來和她一起遠渡重洋去上海的克利夫蘭博士。

斯普林菲爾德市旗

克利夫蘭博士可是本文諸位主角中最有名望的人了，在迪堡大學畢業后，又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時年35歲。隨后他去紐約大學擔任教職，又幫助當時的紐約市長麥克利蘭整頓市政，清除弊政，頗受好評，后來他甚至得到華盛頓的垂青，在塔夫脫總統任內（注：塔夫脫任職于1909-1913）擔任經濟與績效委員會主席約兩年（1911-1913）。經過一段時間的從政之后，克利夫蘭博士又回歸學術界，54歲的他擔任波士頓大學美國公民權研究的教授（一說為系主任）也就是在這段時間內，他與曾經的小師妹再續前緣。

1929年，克利夫蘭博士受邀請參加一個美國專家團，去大洋彼岸的中國，為當時剛剛北伐成功在南京成立的國民政府把脈經濟，把受戰爭創傷的國民經濟給穩定下來。據作者說，這可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原本幾個月的訪期一再延長，而克利夫蘭博士做夢也沒想到，這一去就是整整六年，好在續弦的妻子一直帶在身邊，不至于對故國太過牽掛。

1931年，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宋子文給克利夫蘭博士派活兒了，還是個大的。宋子文任命他為鹽稅課實際負責運作的副長官。 這還是美國人第一次在外國擔任如此重要的角色，很快他就實現了年度鹽稅收入達到8500萬美元，并在1933年將其提高到1.6億美元的水平。

Frederick Cleveland 晚年肖像

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克利夫蘭博士也很快發現日本人在長春在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竊取了260萬美元的鹽稅收入。這也作為給國聯的報告的一部分來指控日本人的侵略行徑。當然，克利夫蘭博士在工作中也目睹了國民政府的種種腐敗行為，但他對此也無能為力，因為他作為一名美方的專家受到了極高的“禮遇”，雖然黛女士的見聞錄中很少寫到她繼父的工作，但從她接觸的人士的社會層次，和參與的活動來看，她在中國一路上都得到了優待。

然而，1930年代的美國，對于一本女性作家寫的東方敘事，似乎沒有真正的興趣，根據菲爾德教授所稱，他只找到兩條像樣的書評——可見當年并沒有什么水花，而在報紙媒體上一直稱她為摩根—黛夫人，從沒提過她的名字露絲Ruth，可見當時輿論對于這本書的興趣也僅限于獵奇。可想而知，除了少數將其納入收藏的圖書館還能為其續命，但這本書的命運多半是被遺忘和塵封。

令人唏噓的是，書中人物的命運似乎也在1935年后歸于平靜，克利夫蘭博士1936年回到了美國，結束了人生中最后一次冒險，并且也與續弦夫人分道揚鑣，最終在1946年去世。而露絲·黛的母親則活到了1956年，享壽89歲。但露絲本人卻僅在8年之后也撒手人寰，僅活到了71歲。

書的開頭這樣寫到：

“我突然醒來，感覺什么奇怪但有趣的事情將要發生。日光從船舷的窗戶洞里照進來，這船多半是要停了，動也沒怎么動。耳邊只剩下濕墩布掃過船甲板的沙沙聲，間或有某個中國男孩在走廊里吧嗒吧嗒蹦來蹦去的腳步聲。我才想起來，我們這船預備是今天下午抵達上海的。我趕緊跳下船，扒到舷窗洞口，此時才是黎明拂曉時分，一輪紅日正從一片熏黃色的，浮在土黃色的海水上的氤氳之中升起。我在舷窗邊駐足良久，久久地辨認著那邊遠處模糊的陸地，那就是我要去的中國吧。”

下期滬說，我們繼續來讀這本1935年的上海游記。

本文參考菲爾德博士為本書再版所撰寫的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