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黎晨：前海的探索，始終是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

【直新聞按】2021年9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簡稱《前海方案》）正式對外發布。3年過去，前海發生了哪些改變？未來將如何進一步發展？“前海模式”能為深港合作、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提供何種啟發？香港的機遇又在何處？

日前，在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的“百川論壇”上，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圍繞上述問題，采訪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黎晨。黎晨表示，前海“擴區”三年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在“硬件”和“軟件”建設上都頗有建樹。作為“特區中的特區”，體制機制創新是前海最核心的任務，這一過程會面臨一些結構性挑戰，需要“摸著石頭過河”。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黎晨接受直新聞記者陳淼松專訪。

“硬件”和“軟件”建設雙管齊下

9月6日，前海“擴區”正式滿三年。三年來，前海合作區GDP年均增長10%以上，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15%以上，進出口年均增長14%以上，成果喜人。

對于前海所取得的成果，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黎晨日前接受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將“硬件”和“軟件”的發展作為區域發展的評價標準，那么前海在這兩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

在“硬件”方面，黎晨認為前海在“擴區”后的短時間內就完成了大量基礎設施的開發建設工作，值得稱贊。“這就展現出前海、深圳，乃至粵港澳大灣區巨大的創造力。前海現在很多區域給人的感受，就跟在香港和新加坡的CBD感受是一致的。”黎晨說。

而在“軟件”的建設上，黎晨表示，涉及到制度安排、監管體系、營商環境等種種因素，前海的“軟件”建設必然是一個系統化的過程，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進展。

不過他也指出，前海在規則銜接、體制對接等方面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是提升前海經濟容量的重要一步，而香港也可以更多地參與到這一過程中。“首先它涉及到區域經濟整體的活躍情況，也涉及到香港、深圳雙方的企業，還有其他各種參與機構，各方的需求如何進行協調匹配，這都是需要繼續發力的地方。”黎晨說。

體制機制創新是繞不過去的話題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拉開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大幕。在這一特殊的歷史節點，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四大重大合作平臺之一，前海在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一系列探索實踐，在協助國家進一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方面，被寄予厚望。

黎晨認為，對于改革開放進程而言，“前海的探索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前海模式”可以用三個關鍵詞來描述：一是改革，二是開放，三是體制機制創新。

黎晨指出，首先，前海的改革與探索，一方面體現了中央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進程中的總體設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粵港澳大灣區內包括廣東、深圳、前海各級地方所推出的創新性舉措。

其次，開放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式，與改革相輔相成，相互促進。黎晨強調，“依托香港、服務內地、面向世界”，是前海自2010年成立以來始終堅持的戰略定位，其中“面向世界”恰恰就是一個與開放緊密關聯的定位。

“如何在一個更加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之下，推動新一輪更加深化的開放，就需要新的探索。以前海和其他試驗區為代表的新一輪的頂層設計與自下而上的創新，或者說試點相互結合的這種探索，代表著我們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新突破口。”黎晨說。

再者，在具體實踐中，體制機制創新是最核心的事情，而前海尤其如此。黎晨分析稱，粵港澳大灣區不斷豐富著“一國兩制”的實踐內涵，有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和三個監管體系，因此大灣區內地城市跟香港、澳門如何在保持制度差異性的框架下，探討體制機制的銜接與對接，這本身就是非常需要創新的地方。

“過去這些年來，前海、橫琴、南沙等重大合作平臺，都在各自的區域之內，做了許多行之有效的體制機制上的創新，為我們國家和整個大灣區進一步的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深圳經濟特區的誕生與興盛，都離不開改革開放，而前海素來被譽為“特區中的特區”，天然承擔了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的使命與責任。

“中國改革開放有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范式，就是中央的頂層設計跟地方自下而上的一個試點相互促進，形成一個正向循環的體制過程，這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黎晨說。

黎晨分析指出，中央要統領全局，頂層設計一定要慎之又慎，在改革方面要兼顧發展與安全。“通過地方更加大膽的、具有開創性且因地制宜的探索和實踐，以“試點”的方式看相關改革舉措能否行之有效，中央與地方便在其中形成一個平衡，這就是前海合作區的運行邏輯。”

前海的探索需要“摸著石頭過河”

“探索深港合作新模式”，是前海自誕生以來就肩負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

在全力打造“深港合作高地”的過程中，前海遇到了哪些挑戰？又該如何攻堅克難？

《前海方案》提出，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在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人民幣跨境使用、外匯管理便利化等領域先行先試。

據“21世紀經濟報道”梳理，《前海方案》發布三年來，金融領域配套政策高頻出臺，從2022年9月的深港風投創投聯動發展“18條”，到去年2月的“金融支持前海30條”，再到將于10月修訂生效的《支持金融業高質量發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深港金融合作的政策基礎愈發堅實，規則機制的“軟聯通”也更加暢順。

黎晨表示，前海在目前發展中遇到的挑戰可以從兩方面來看。第一，香港的參與度還能進一步提升。“前海圍繞深港現代服務業展開合作，其中包括金融、法律等多方面，總體而言，香港若有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和專業服務機構參與到前海建設當中，未來前海在規模擴大上有望進一步提質升級。”

第二，前海是國家新一輪開放的重要試點區域，自然面臨一些結構性挑戰。黎晨以金融業為例分析指出，金融業是全局性的行業，要在特定區域進行局部調整，又要不影響更大范圍的全國金融行業，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資金的流動是很難的，它是全局性的，你很難完全把它作為一個隔離方面進行處理。”黎晨強調，前海是國內大循環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的“銜接帶”，因此在跨境金融業務試點的過程中，相關的邊界非常難掌握，而一旦失去平衡，就容易對整體的金融行業乃至整個經濟體帶來相應風險。

黎晨表示，前海的探索實踐過程，本質上是開創性的，遇到的一些挑戰同樣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在融合發展中所需要跨越的障礙，這也體現出大灣區在制度建設、制度發展方面有各種廣泛的可能性。“這個探索過程，當然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

作者丨陳淼松，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