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署報告：他們竟然挪用農村小學營養餐的5元補助金

　　?營養餐是怎么被挪用扣克的

　　2024年6月25日，審計署侯凱審計長向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作了《國務院關于2023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

　　這份令人炸裂的審計報告，指明了某些資金密集、資源密集型領域正成為行業性、系統性腐敗的重災區，為下一階段的反腐指明了方向。

　　《報告》開篇就提到：

在中央部門預算執行方面，重點審計的41個部門及所屬346家單位2023年收到財政預算撥款5824.04 億元，此次發現各類問題金額226.26億元。其中部門本級36.29億元(占16%)，所屬單位189.97億元(占84%)。

　　呃，這么說吧。如果哪家公司出具了類似的內部審計報告，最先頭痛的不是違規人員，甚至也不是公司董事會，而是對審計部門負責的財務總監。

　　《報告》中“重點民生資金審計情況”一節說到，審計署重點審計了2021-2023年8月份，13省159縣的231.37億元補助資金，發現多地挪用農村學生營養餐補助，用于償還政府債務及發放部門福利。

　　《報告》中披露的挪用細節，具體表現為三個方面的主要問題。

　　一是部分補助資金管理使用較為混亂。有66縣將19.51億元直接挪用于償還政府債務、基層“三保”等支出。有41縣的1533所學校通過壓低供餐標準、虛構采購業務等變相擠占截留2.7億元。有5個縣的教育部門與中標供應商合謀，通過供應商分紅、捐贈等方式串通套取4216.02萬元，用于發放福利等。

　　二是部分供餐單位違規經營。有147家供應商和部分學校食堂等供餐單位違規經營，偷工減料、以次充好供餐。

　　三是餐食采購招標和供餐監管等不夠規范嚴格。有25縣通過違規直接指定、設置不合理條款等方式，確定了52家供應商向2605所學校供餐。78戶企業或個人通過違規借用資質、偽造資料、圍標串標等方式，中標35縣的101個營養餐項目。監管權力尋租，相關監管部門和77所學校的工作人員，在供餐監管等過程中涉嫌徇私枉法，謀取個人利益。

　　我敢說，審計署提到的農村營養餐補助方面的問題，都有社會新聞提供草蛇灰線的佐證。

　　例如2014年，一家名為“匯達教育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的企業在安徽省阜陽市成立了，該公司主要從事教育產業項目的建設與服務，包括預包裝食品、乳制品、蔬菜、禽蛋類、冷鮮肉、糧食、食用油的批發與零售，為各類教育機構與學校提供后勤服務。

　　10年之后，這家公司已經將業務輻射到安徽省內數個縣市。例如2023年12月，蕭縣教體局公布了食堂大宗食品招標、集中定點采購等供貨商名錄，排名第一的中標單位就是匯達公司。

　　然鵝，天眼查數據顯示，該公司在2024年上半年收到了兩則行政處罰。其中包括：

2024年3月，因未按規定要求生產經營食品被臨泉縣市場監督管理局罰款2.8萬元； 2024年4月，因偽造、變造動物檢疫合格證明，被臨泉縣農業農村局罰款3萬元。

　　問題來了，什么樣的餐飲企業會“未按規定要求”生產食品，又是什么樣的餐飲企業去偽造動物檢疫合格證明？這樣生產出來的食品，會是什么樣子的？

　　但這并不妨礙該公司業務的擴張。

　　有網友爆料稱，匯達最近又中標了江西某單位的食堂大宗食品采購項目。

　　都說孩子是國家的希望，不能輸在起跑線上。但有些人的思路很清晰：

　　你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

　　?挖肉補瘡為哪般

　　“二戰”以來，越來越多的基礎教育研究者發現，向農村等欠發達地區提供校餐，是降低兒童營養不良率、提高認知能力與學習成績的重要手段。

　　最初，我對這個研究嗤之以鼻。因為這個原理，在上世紀80年代即被我“獨立”地發現了。

　　那時候我還是一位純潔的小學僧，因為作文范文里“蔚藍的天空中飄著朵朵白云，像棉花糖一樣美麗”之類的詞句而想入非非，硬是走神了大半節課。

　　然鵝，從上世紀60年代起，日本等發達國家，以及巴西等發展中國家開始推廣學校供餐。

　　到2020年，全球有超過150個國家實施校餐項目，各國通過財政支出，每年在校餐計劃上的投資超過400億美元。

　　——他們不只是動動嘴，還開始來真的，這是我沒有預料到的。

　　所以當2011年國務院啟動“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為農村地區學生提供每人每天3元的補助（注：后來提高到5元）時，我是很感動的。

　　因為在農村，真有不少兒童因為這頓免費的飯，而被家長送到學校。這份看得到的宣傳教育，比大力普法《義務教育法》來得更為有效。

　　按照教育部的報告，目前，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已覆蓋28省1567縣，累計受益學生達到：

3.86億人次。

　　無論從哪方面看，這都是一項德政。

　　而且，為了把5元的營養餐落到實處，教育部印發了《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實施辦法》，對營養餐的供餐管理、資金使用與管理、采購管理作出了明確要求，包括且不限于：

1，學校食堂由學校自主經營、統一管理，不得對外承包或委托經營； 2，各級單位要設立關于營養膳食補助資金的專門臺賬，確保全額用于補助學生用餐； 3，嚴禁克扣、截留、擠占和挪用營養餐補助資金，不得直接發放于學生個人和家長。

　　這些看似死板的規定，被證明是有效的，而且是完全有必要的。

　　然鵝在財政危機下，有些部門和個人竟然以人民的名義，把手伸向了這5元錢，目的是堂而皇之地用于償還政府債務，用于基層“三保”支出（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支出），甚至有個別單位把挪用的錢用于：

　　發放福利。

　　呵呵，看到被挪用的農村學生營養餐補助，竟然用于“發放福利”，這個理由簡直亮瞎我的氪金狗眼。

　　一般情況下我都不會笑，除非實在崩不住。

　　有人可能理解不了，龐大的地方債務與沉重的財政壓力，又豈是靠挪用營養餐就能補上的？為什么他們還要這么干呢？

　　這是因為你太天真，不知道任何組織從誕生起，首要的目標是為了自身的存續與發展，任何不遵循這個原則的領導者，都將會被組織拋棄。

　　（此處省略75字）

　　具體到各種ZF部門而言，早些年，它們被賣地收入寵壞，過慣了大手大腳的好日子，甚至在上行周期里組織規模不斷膨脹擴大；而當土地財政崩盤后，地方各級部門的收入來源銳減，又不可能自覺地“刀刃向內”。

　　于是就形成了大唐詩人杜牧形容的尷尬局面：

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于是當經濟穩定地下行、且看起來要經歷更久的蕭條階段時，部門維系自身存續與發展的關鍵，通常只有兩條路：

　　提高稅收及非稅收收入，或者加速舉債步伐。

　　所以我們看到，即使國家稅務總局在6月18日重申“沒有沒有組織開展全國性、行業性、集中性的稅務檢查，更沒有倒查30年的安排”，但個別地區的基層稅務部門依然圍繞著補稅鬧出諸多風波。

　　而稅基相對薄弱的地區，更是在處置國有資產、提高罰款收入等方面做了開拓性的嘗試。

　　（《財經》公布的2023年罰沒收入與稅收收入比重前30名城市，你的家鄉上榜了嗎？）

　　注意了，有關部門之所以在稅收與非稅收入這塊加緊步伐，是因為在舉債的領域遇到了“向上突破”的阻力。

　　而發債，才是解決財政缺口的最重要手段。

　　因此我們才會看到，在審計署發布的《2022年審計報告》中，重點指出地方債務管理“不夠嚴格”，存在至少兩方面的隱患：

　　一是違規舉借債務尚未全面停止；二是擴投資相關舉措未能有效落實，專項債項目安排不科學。

截至2022年底，抽查項目中共有522個項目279.24億元債券募集資金當年即閑置或被挪用。

　　報告中提及央行貨幣政策的執行與效果出現問題，使得大規模的放水并沒有達成預期效果。一些權力集中、資金集中的領域，套利空間沒有堵住，資金使用效率較低。

　　報告中提及地方政府虛構財政收入。有70個縣市通過自賣自買國有資產，虛構土地交易等方式來虛增財政收入，金額達861億元；有49個地區通過承諾兜底回購的方式，違規新增隱性債務是415億元；有20個地區通過虛報項目收入等方式包裝項目的收益，借此發行198億元的專項債。

　　報告中還提及某些政府部門（甚至包括中央部門）利用職權與行業內的資源，違規牟利收費。有25家單位違規發放金補貼，有部門花了2700多萬租辦公場所，人均的辦公面積達到了驚人的137平方米。

　　報告中甚至也提及，用于就業、住房、教育、鄉村振興的一些重點民生資金問題很大。例如失業補助被侵吞、虛報住房租賃市場發展試點的任務量，有城投公司把公租房的收益權用于違規抵押，進行融資和發債。

　　看到了吧，陽光下沒有新鮮事。審計報告中年年提、月月提，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當正常的財政渠道不暢時，各種預算執行的問題反而是：

向所屬二三級單位轉移下沉。

　　從這個角度看，忽悠民眾接受QE（量化寬松），鼓吹積極的財政政策與激進的貨幣政策的某些經濟學家，就格外的讓人警惕了。

　　因為在透明度較低、大組織與政府病通行的經濟實體內，生產領域的大基建與消費領域的強行刺激，并不能讓所有人同步收益。

　　在此過程中，普通人很可能得不到太多收益，反而要成為承擔集體負債與財政缺口的稅基，成為執行中的偏差，成為發展過程中的陣痛。

　　簡·奧斯汀在《傲慢與偏見》說，凡事盡管要想到最壞的方面。但我對她的這句話深表懷疑，感覺她說得過于樂觀，過于傲慢，因為我覺得：

　　凡事都不要往壞處想，因為到最后你會發現，你的想象力還是不夠豐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