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浩的反叛

來源：陳魯豫的電影沙發（lyyy_scndgs）

在魯豫看來，所有作品一旦離開創作母體，就已經有了自己的生命軌跡。她從寧浩身上看到了對方作為一個創作者真誠實意的表達，也看到了他的清醒和成熟——理性地參與游戲，清晰地劃清底線，在底線之上盡可能敬業與專業地配合。但與此同時，她覺得寧浩的審美追求、他內心想要表達的東西以及搖滾青年一直具備的反叛精神，其實一直都沒有被改變，而這些這對于一個創作者來說太過重要，也彌足珍貴。
文｜Elly

魯豫采訪寧浩是在電影《紅毯先生》春節檔上映前十天，那天寧浩剛剛拍了一個廣告，魯豫見到他的時候，覺得他有些疲憊——這也幾乎是每一個導演在電影上映前的常態。“因為千頭萬緒，不疲憊幾乎是不可能的”，魯豫說。

后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紅毯先生》選擇在電影上映七天之后改期再上映。魯豫聽到這個消息有些遺憾，但她也明白：“一個創作者唯一能夠掌控的只有自己的作品，而當一部作品走向市場，就很像這個創作者面對群山奮力地發出呼喊，回聲有多大，來自哪個方向，他都不知道，唯一能夠確定并且要相信的就是，只要你耐心細心傾聽，你一定能夠聽到來自群山的回聲。”

01

要不要被“標簽”綁架？

“你不經歷春節檔，不知道有多復雜。”聊天過程中，寧浩對魯豫感慨道。他說自己在拍《心花路放》之前——嚴格地說是在2014年之前，都沒想過票房的事兒，也沒有覺得春節檔這么“卷”。

2006年《瘋狂的石頭》上映，當時還沒有那么多的電影院，全國銀幕數大概是三到四千塊，影片上映后獲得 2000多萬票房，已經是那一年的“票房黑馬”。那時候的市場環境還不足以談票房，一部電影能過億，就已經相當了不起。大家也不會太過于關心數字，更關注的是電影好不好看。

直到2012年，《人再囧途之泰囧》的上映，它是首部票房達到10億元的華語電影，這個巨大的數字讓人們突然意識到，電影這一領域真的有市場，真的可以賺到錢。在寧浩看來，正是從這個階段開始，很多資本開始介入到電影業進行推動，讓票房數字變得越來越來驚人，從30億到50億，而在這個數字瘋狂上漲的過程中，電影從業者似乎也不得不“卷”起來。

寧浩感到有些不適應。“我這么一個不愛卷的人都要被迫卷，那就是不開心唄。”在他看來，卷的氣氛一旦出現之后，“有特色”可能就會成為一種票房障礙，因為有特色的電影意味著它只會越吸引某一類人，觀影人群會受到局限，所以越有特色，越有障礙——“你如果要卷，要跟大家競賽票房，就要做大眾電影，等于是做大家共同認同的價值觀的那個東西，那特色必然要少一點”。

魯豫在采訪寧浩之前又再次將他過往所有電影都看了一遍，發現有一部電影在當年其實是被低估的——2012年上映的《黃金大劫案》。在她看來，這部電影中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在那個年代其實很超前。但正是這部電影，讓寧浩第一次遭受質疑，很多人覺得這不是他們所認識的寧浩，不理解寧浩怎么就拍了這么一部片子。

這讓寧浩感到沮喪——怎么大家不能接受我去嘗試一下這種題材，嘗試一下線性敘事的東西？但他也同時意識到一個問題——電影的交流面很大，它不像畫畫，畫完之后自己看看或是找幾個朋友看看就行。電影觀眾對于導演是存在一種預期的，甚至會給你貼上某種標簽，那你要不要被這個“預期”固定下來？要不要從此就接受這個標簽？

后來他想明白了：一切都取決于自己。“比如人家說你是阿迪達斯，你就做球鞋，明天做禮服就不行，（因為）你是阿迪達斯，這放在阿迪達斯那兒一點錯沒有。但我又不是一產品，要在商業市場上追求最穩定的回饋。如果我的目標不是這個，那我干嗎去當球鞋呢？我不能不停地給你生產球鞋啊！我是搞藝術的，而且我搞藝術的這件事情當中，一部分為觀眾拍，還有另外一部分是為了自個不卷自個舒坦嘛，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沒這包袱，不該有這野心，所以就別想這事兒，別被這東西綁架了，也別考慮他們說什么，挑好的看”。

02

“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你在乎的人了嗎？”

寧浩說，他現在都弄一些不需要使太大蠻力去弄的電影。拍攝《瘋狂的石頭》時，他感覺到當時的國產電影有點兒“慢”，所以做了一千多鏡的電影。到《瘋狂的塞車》時，已經做到兩千多鏡。在那個年代，一部電影兩千多鏡，這個數字放到全世界也是多的。但現在大家都“快”了，很多電影都是三千多鏡，寧浩又想做個“慢的”。拍攝《紅毯先生》，信息量還是一部商業片的信息量，甚至更多，但一共只有380多個鏡頭。

寧浩將自己的這種心態歸結為一種“逆反心理”。但在魯豫看來，一個導演無論其作品的外在呈現方式有多少改變，內核都是沒有太大變化的。寧浩也一直覺得，所謂風格，其實是不太能夠徹底扔掉的，或者說你努力扔也扔不掉的。而在觀眾眼中，寧浩的電影風格是一直都具有獨特的創新性和深刻的批判性。

就拿《紅毯先生》來說，影片講述一位從影四十年的香港天王巨星劉偉馳，他數次入圍金像獎，卻從未獲得過影帝殊榮。為了贏得影帝，他決定與導演林浩合作拍攝農村題材影片——因為聽說拍攝這樣的題材更容易拿獎。

全片雖然只有380多鏡，卻完整展現了劉偉馳在拍攝過程中所發生的一系列荒誕鬧劇，將娛樂圈的眾生百態直接一鍋端到觀眾面前，很多看完電影的影迷都說：寧浩這次也太狠了，平等地創飛內娛每個人，包括他自己，讓導演這個行業的尷尬一覽無余。他們管寧浩叫自嘲大師，有一位影迷還感慨道：“寧浩，你怎么敢的啊？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你在乎的人了嗎？”

《紅毯先生》的故事雛形最初出現時，寧浩覺得這里面有一個合適的戲劇沖突，“大家都知道，我們要編的這個故事是要跟劉德華有些關系的，讓劉德華自己演一個類似劉德華的明星，當這個創意出現的時候，我就覺得其實它可以了，這個有點兒意思”。

不同導演在邀約演員上具有不同的方法，寧浩的方法就是講故事。他不太習慣給演員提前看劇本，總覺得對方在看劇本時，很難一下就得到豐富的信息和情緒，甚至有可能還會誤讀他想要表達的東西。講故事，花的時間最短，也最有效。畢竟大家都那么忙，尤其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員，手里頭不知已經接到了多少劇本，你遞給對方一個劇本，對方可能半個月都還沒看。寧浩一般會直接問對方是不是有時間吃頓飯，只要有，那這頓飯就是倆小時。他會在飯桌上將自己要拍的故事給對方講一遍，甚至是演一遍，讓對方直接感受到這到底是個什么樣的故事。“通常我要給演員講一遍故事跟電影長度差不多”，寧浩說。

《紅毯先生》從有雛形到能講故事，大概有半年多的時間。他向劉德華描述這個故事——主人公劉偉馳金像獎來了40次了，從來沒有拿過獎。他在想今天到底能不能拿到，一開始在后臺反復準備自己上臺的演講詞，萬一真拿到了，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態度？他把演講詞背會、疊好，然后坐進觀眾席，還要頻頻向別人致意，表示紳士的風度。

有觀眾看完電影后感嘆寧浩敢于去拍攝它的膽量，也感嘆劉德華能夠出演這部電影的勇氣。選擇影視行業作為題材，本身就是一種自嘲的態度。在這部電影里，觀眾能看到人與人之間溝通的無效，同時也能感受到某種失落——每一行都不容易，如寧浩所說：“導演想要導演的，投資方想要投資方的，劉偉馳想要劉偉馳的，都互相傷害對吧，互相不配合，互相不理解。”

魯豫作為寧浩的觀眾，在看完《紅毯先生》之后的第一直觀感受就是覺得這電影“挺不寧浩的”——“節奏更緩慢，有一些藝術表達，用導演的話講，就是極簡主義的電影”。但她認為，這種感受也是出于她對寧浩作品的一種預先設想，而這部“挺不寧浩”的《紅毯先生》，可能正是一個人到中年、有著很豐富創作履歷的導演，此刻最想表達的一種方式。

至于電影本身是否能與更多人產生連接，似乎不再是寧浩最關心的事了。在他看來，觀眾有很多種，觀眾從來都不是一個人，每個人都不一樣，在觀眾的“需要”里面，也分不同的“需要”，而他能做的就是“做好這層觀眾需要的這層東西而已”。

03

反叛精神

1977年出生于山西太原的寧浩，作為一名“太原鋼鐵子弟”，受八九十年代流行文化沖擊和洗禮，在青少年時代就一直憧憬外面的世界。

他記得那個年代經常放一些“奇奇怪怪的電影”，有一部電影叫《一個死者對生者的訪問》，拍一個鬼魂的故事。還有一部電影叫《金鏢黃天霸》，一個武俠片，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一個壞人贏了。他記得第一次看港片，看到玻璃樓、街上的汽車、還有槍戰，覺得不可思議。包括音樂——從《黃土高坡》到港臺流行樂再到崔健、黑豹、唐朝等搖滾樂的沖擊，都讓他突然意識到，原來外面的世界如此不同。

他還記得初三那年，自己跑到太原體育館去看崔健演唱會，當時也沒有票，進不去，他和一幫人就在外邊唱，“就是外頭的人都在跟著里頭唱，唱《南泥灣》《一無所有》什么的，那個太熱血了”。

電影和音樂給寧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那時的太原，是一座由無數工廠大院構成的城市。寧浩所在的“太鋼”，一個單位就有20萬人。問起來處，大家一般都說你是哪個單位的？你是哪個廠的？每個工廠都有自己的醫院、自己的學校，生老病死全在一處，有些人的一生都活在一個廠子里。在工廠里長大，命運也就此被禁錮。很多孩子已經被提前寫好未來——初中畢業以后要上技校，上完技校直接培訓成工人進廠，子承父業。對寧浩來說，那時候全世界最好的大學不是哈佛，而是哈爾濱工業大學，是北京鋼鐵學院。

這些鋼鐵子弟的孩子，能一眼看到自己未來的人生——每天進廠穿著工作服跟鐵筷子打交道，三天兩頭有工傷，渾身都是機油味，在一個到處噴著氣的黑管子的地方上班，每個人都是黑乎乎的。小時候的寧浩認為樹都是黑的，“很罕見你能在發芽那兩天看到綠色的樹，但很快那個煤面子和灰就把它變成黑色”。

這種黑色也包括暴力——在子弟學校，打架也是一種普遍現象，一群孩子爭著做“街霸”都是常態。這樣的環境讓寧浩極其沒有安全感，但那時候他覺得人生就是這樣，“你要不然就考出去，考不出去就只能留在這種環境里”。

他不想在這種環境中一直待下去，感覺看不到希望，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想離開這里，后來他開始畫畫，突然發現原來還有另外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不再只有黑色，不用再跟人家爭著做“學霸”或是“街霸”，你只需要完全沉浸下來做自己，不用再去考慮其他事。

寧浩覺得自己“得救了”，終于可以離開那個讓他感到絕望的地方。1992年，15歲的寧浩考入山西省電影學校繪制海報專業，成為“畫海報”的特招美術生。那個年代海報還是手繪，畫明星，要求畫得像就行。寧浩只畫過一張海報，畫的明星就是劉德華。

2002年，寧浩考入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圖片攝影專業，從此開始自己的電影之路。他覺得自己很幸運，在這條路上的每個關鍵節點都會有一個關鍵人物出現推自己一把。他的第一部電影《香火》，是在自己的老師韓小磊導演的幫助下拍出來的，“他當時就很鼓勵我，說你要是有想法就去它拍出來，他還幫我找錢來著”。而讓寧浩在電影界一舉成名的《瘋狂的石頭》，是在劉德華“亞洲新星導計劃”的支持下拍攝出來的。

寧浩覺得，他在這個行業當中遇到的很多給予他幫助的人，本質上都是純良的前輩。在他看來，每一行可能都會有一個“薪火相傳”的傳統，大家互相幫襯，一代一代成長。

成名之后，他也將這個傳統延續下去。2012年，寧浩成立“壞猴子影業”，做導演的同時，也做制片和監制。2016年，壞猴子影業推出“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這是一項扶持青年電影人的計劃，簽約了一批有創意、有態度、有個性的新人導演，如路陽（《繡春刀Ⅱ修羅戰場》《刺殺小說家》）、文牧野（《我不是藥神》《奇跡·笨小孩》）、溫仕培（《熱帶往事》）、申奧（《受益人》《孤注一擲》）、王子昭（《二手杰作》）等。據計算，十年間，壞猴子影業參與投資的13部電影共獲得198.84億本票房。寧浩的公司里有一面柜子，里面擺滿了壞猴子影業扶持的一眾青年導演作品的海報以及所獲得的獎彰。

寧浩監制別人的電影時會特別尊重導演的意見， “做監制要學會管住自己，別搗亂”，他笑著說道。魯豫問他：“這很難吧？因為你是如此之專業，會一眼就能夠看到這個片場有哪些問題，要忍住不說是很難的。”“所以我不去啊”，寧浩答道，“我最愛干的就是監制的活兒，是因為啥也不用干”，他笑著繼續說道：“你就不要去現場，你去現場，現場出現了兩個導演，而且那些現場工作人員里頭如果還有跟你合作過的，有時候還對你以示尊重吧，就弄得人家還挺尷尬。我自己其實也有這感覺，我在拍戲時候，很多人一探班我就焦慮，因為生產壓力挺大的，一天這多少鏡頭，然后戲也沒想明白，這旁邊坐著一哥們兒，你總得跟人說兩句吧，你就一邊拍還一邊跟人解釋，說這（鏡頭）大概怎么回事，你不能給人干撂這兒，這種壓力就挺大的。（所以）我就盡量不去，就別給人家搗這亂，我一般到劇組最多是不忙的時候，請大伙兒吃個飯表示感謝，就完事兒了。再前頭就是導演壓力沒那么大的時候，寫劇本的時候可以聊聊天，就是應該怎么弄，剩下就是找找演員的事兒，萬一你要是不熟但我熟呢，我就去幫你溝通溝通，后期剪輯的時候再提一些建議，應該怎么弄，都是商量著來。”

他說他跟青年導演合作純粹是為了一個氛圍，“大家都在一個‘車間’里，都在忙著干這事，那我覺得是同一種語言的人，還能聊天，還能交朋友”。申奧曾經在一次采訪中聊過他與寧浩最初合作時的關系：“其實我們最開始的合作，不是監制和導演，而是一個成熟的監制和一個學著做導演的學生，在這兩年的過程中，我覺得我是手把手被寧浩導演教著怎么做導演的，我才具備了能做導演的能力。”

如今這些青年導演所生存的環境是變得更好了還是更壞了？在寧浩看來，有好有壞——好處是才華基本不會被埋沒，現在有各種渠道可以展現你的作品，大家都會看到，只要你想做，就一定能做，被看見的門檻降低了。但與此相伴的是，環境越來越卷，競爭非常激烈，即使你沒有被埋沒，想出類拔萃也不太容易。寧浩也經常跟人聊，說感覺這個環境越來越不好玩了——“當然，人生也沒有什么更好玩的地兒，可能別的地兒更不好玩，這還不如在這兒呢”。

寧浩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要成為一名偉大的導演，他干導演只是因為覺得這事兒好玩，就去試試，“但玩的時候我會比較認真，可是你說我有多強的目的？我沒目的。我現在盡量做到什么呢，我別想那么多。有那么一個詞叫專注于創作，能做到，創作是很容易進入到那樣一個狀態里的，（所以）要不停地去創作”。

李安導演的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曾帶給寧浩很大的觸動，他感覺影片所展現的東西特別像是他拍電影的感受，“我們在前線拍戲，不停解決問題，等到每次去做宣傳的時候，就特別像主人公回來（的狀態），像個猴站那兒給觀眾展覽一下，問一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問題。我就覺得我還是回去吧，要不然又有一大堆跟你談生意的——這事兒怎么弄，我們投多少，能植入多少東西，不勝其煩。就是你一回劇組就好了，不勝其煩的這個問題就都沒了”。

對寧浩來說，在每一部作品當中完成自己想要去做的嘗試，這件事構成了他人生的一部分，而且是能夠讓他逃離這個世界、進入到另外一個世界的重要部分。最近一次讓他覺得開心很滿足的時刻就是上一部戲殺青的時候，“因為是完全在我想要的一個節奏里頭、一個比較舒適的方式里頭拿下了，我覺得我現在可以比較輕松地控制這樣的東西了，而且拍得也不是太較勁，不是那種每天要工作16個小時（的狀態），沒有，我其實就想嘗試咱每天8個小時能不能干完這活兒”。

在魯豫看來，所有作品一旦離開創作母體，就已經有了自己的生命軌跡。她從寧浩身上看到了對方作為一個創作者真誠實意的表達，也看到了他的清醒和成熟——理性地參與游戲，清晰地劃清底線，在底線之上盡可能敬業與專業地配合。但與此同時，她覺得寧浩的審美追求、他內心想要表達的東西以及搖滾青年一直具備的反叛精神，其實一直都沒有被改變，而這些這對于一個創作者來說太過重要，也彌足珍貴。

這些年，寧浩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向這個世界發出聲音，如魯豫所說，像是一個創作者面對群山奮力地發出呼喊。而對于他的觀眾來說，或許能做的就是在每一個聽到的時刻給予回響。

采訪素材及配圖來源｜《魯豫有約一日行》寧浩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