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接連發文追問：一名退學博士，牽扯多名頂尖學者學術造假

一位曾就讀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途選擇退學的博士，憑借一臺筆記本電腦，在短短36天內接連揭穿5位國內頂尖高校院長及“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的學術不端行為。同濟大學、南開大學等多所知名學府被卷入風波，數篇發表于《自然》（Nature）等國際頂級期刊的論文被證實存在嚴重數據造假問題。更令人震驚的是，同濟大學僅用20天便火速解除涉事院長職務，而耗資超千萬元打造的重點科研項目，竟建立在虛構的數據基礎之上——這場風暴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系統性失守？

2026年4月初，科普類內容創作者“耿同學講故事”在主流社交平臺發布了一則重磅視頻，瞬間引爆全網關注。

他在視頻中逐幀比對同濟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原院長王平團隊刊發于《自然》的一篇高影響力論文，指出其原始實驗數據存在多項違背基本科研常識的異常現象：全部196只實驗小鼠的體重記錄，竟有195個數值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兩組對照數據之間恒定差值為0.3；整列測量值末位數字無一例外均為“5”。

熟悉生物實驗流程的研究者都清楚，真實活體動物實驗受環境溫濕度、個體代謝差異、稱重儀器精度波動等多重因素影響，必然呈現自然離散分布。如此高度規整、毫無隨機性的數字排列，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人為編造——且偽造過程粗糙至極，連基礎的數據模擬邏輯都未遵循。

該視頻發布一個月后，同濟大學正式對外通報調查結果：確認該論文存在嚴重學術不端行為。王平被即刻免去院長職務，并被下調專業技術崗位等級兩級；論文第一作者亦被終止聘用合同。

但這僅僅是一場更大規模學術清查行動的起點。自4月中旬起，耿同學以平均不到一周一次的節奏，密集曝光了來自南開大學、中山大學、上海大學等4所高校共5個科研團隊的問題論文。

被點名對象無一例外均系學界重量級人物：南開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原院長陳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康鐵邦（時任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副主任）、鄺棟明（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蘇佳燦（上海大學轉化醫學研究院院長）……這些長期活躍于國家重大科研計劃一線的領軍人物，悉數陷入輿論漩渦。

南開大學、中山大學、上海大學隨即宣布成立專項核查小組，啟動學術誠信調查程序。

一名離開高校體系多年的北航前博士生，單槍匹馬掀翻中國生物醫學領域多位權威學者的學術光環，讓整個科研圈為之震動。

為何這些漏洞百出的數據造假行為，竟能一路闖過同行評審、編輯初審、期刊終審三道關卡，最終登上全球最具聲望的科學期刊？根源在于當前學術出版鏈條中的結構性松動。

當下科研評價機制仍高度依賴“唯頂刊論”導向——一篇《自然》或《科學》論文，往往直接掛鉤數百萬級項目經費、職稱破格晉升資格以及國家級人才稱號申報門檻。

在此指揮棒驅動下，期刊編輯部傾向于優先送審具有顯赫頭銜作者的稿件，“杰青”“長江學者”的署名本身已成為最高效的“信任背書”，內容真實性反而退居次席。

與此同時，高校內部學術治理體系普遍呈現“重立項、輕監管”傾向。多數院校科研管理部門職能限于材料歸檔與形式審查，實質性學術監督幾乎完全交由課題組負責人自我約束。

與之同步蔓延的，是一條分工精細、明碼標價的灰色服務網絡：從代寫初稿、潤色語言、偽造圖像，到操縱統計軟件生成虛假曲線，甚至提供“零痕跡撤稿”服務，全套流程均可在線下單，單篇代寫報價動輒數萬元。

造假成本近乎趨近于零，而一旦論文成功見刊，隨之而來的職稱躍升、頭銜加持、項目滾動支持將形成指數級回報——這種極端失衡的投入產出關系，正在不斷削弱科研人員的職業敬畏感。

表面看是審稿機制的技術性失效，實則暴露出整個學術生態運行邏輯的深層異化。

多位一線科研工作者在接受訪談時表示，“杰青”“長江學者”等榮譽獲得者往往同步兼任院系行政領導職務，日常事務性工作大幅擠壓科研時間，部分人每年親自參與實驗的時間不足二十天，對研究生提交的原始數據常采取“簽字即認可”的放任態度。但為了維持頭銜含金量并爭取更高層級資源，他們必須持續產出高水平成果，由此催生大量掛名通訊、拼湊署名、截取學生數據的現象。

本質上，這批兼具學術身份與行政權力的群體，已演變為科研資源的“集約化分發者”：負責申請重大項目、分配實驗任務、指定學生執行、最后統一署名為通訊作者——至于實驗是否真實開展、數據是否經得起推敲，既缺乏核查動力，也喪失核查能力。

更為嚴峻的是，這套運轉多年的潛規則已固化為一種心照不宣的“共同體默契”：同行評議專家礙于人際關系不愿深究，高校管理層出于學科評估排名壓力選擇低調處理，期刊出版方則顧慮撤稿數量影響影響因子而消極應對。

學術圈本就是一張緊密交織的人際網絡，今日你拆臺他人，明日你的項目也可能面臨同樣命運。

正因如此，近年來真正引發實質性整改的學術打假案例，絕大多數源自體制外力量。

耿同學在后續采訪中透露，他曾于視頻上線前主動聯系某涉事高校學術委員會，希望啟動內部核查程序。然而當天晚間，他就接到了被舉報論文通訊作者本人打來的電話，提出私下協商、暫緩公開等請求。

一個本應聚焦數據真偽的專業機構，其首要關切點卻轉向了“如何阻止舉報信息擴散”，這無疑折射出監督機制的嚴重功能偏移。

隨著舉報范圍不斷擴大，針對耿同學的質疑聲浪亦同步高漲：“蹭熱度”“博眼球”“斷章取義”等標簽被迅速貼上。面對持續升級的輿論圍攻與潛在人身風險，他坦言已暫時中止新一輪公開曝光計劃，原因包括對“法不責眾”局面的憂慮，以及現實安全壓力的切實存在。

值得肯定的是，這場由個體發起的風暴確實撬動了制度層面的實際變革。已有高校啟動全校范圍內的論文自查專項行動，明確要求課題組主動梳理近三年發表成果，凡發現疑似學術不端情形須如實上報，并承諾“主動報告者可依規減輕處理”；另有多個重點實驗室開始推行新規：學生提交結題報告時，必須同步附上完整原始實驗記錄本掃描件及儀器導出日志。

在政策響應方面，教育部聯合科技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等五部門共同印發《“人工智能+教育”發展綱要》，首次將“防范AI輔助學術造假”列為關鍵治理任務。部分雙一流高校已試點部署智能查重系統，不僅能識別文本重復率，還可對圖像像素異常、統計圖表擬合度偏差、數據分布規律性等維度進行自動化預警，嘗試以技術手段打破傳統“熟人審稿”的信任閉環。

耿同學曾在一次直播中留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過去這段時間里，沒有任何一篇存在問題的論文，是由任何一家單位自己率先發現并公布的。”這句話直指我國學術監督體系的核心軟肋。

一位脫離體制的前博士生，依靠網友線索征集、開源數據分析工具與AI輔助比對，在36天內完成對5位“杰青”級別學者的精準打擊，其效率遠超所有高校學術道德委員會、期刊編輯部與主管部門監督渠道的總和——這不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勝利，而是現行治理體系效能塌方的鮮明注腳。

學術誠信不能寄望于個別勇者的孤膽沖鋒，論文質量保障必須依靠剛性制度設計。

唯有當科研評價標準真正從“數論文數量”轉向“評實際貢獻”，當高校學術審查從“留痕備查”升級為“全程留證、動態抽檢”，當舉報人能夠獲得制度性保護而非承受孤立與打壓——中國科研生態才可能擺脫浮躁功利，回歸求真務實的本質軌道。

耿同學掀起的這場風暴，撕開了長期被遮蔽的裂口；而能否將這道裂縫拓展為通向透明、公正、可持續發展的制度之門，考驗的是整個科研治理體系的改革魄力與執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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