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國軍少將被日軍圍困假投降率三萬將士突圍殲敵六百

1941年秋天的一個晚上，在豫北溫縣附近的一個小村子里，幾個上了年紀的老兵圍坐在一起抽旱煙。有人提起：“要不是當年劉司令那一出假投降，咱這條命怕是早交待了。”說話的人停了停，又補了一句：“可那會兒，上頭有人，卻盯著他不順眼。”這一句，看似閑聊，卻點到了劉昌義一生中最關鍵的矛盾——既是國民黨少將，又被當成“靠不住的人”；既在前線拼命抗日，又長期被軍政系統(tǒng)冷落、猜忌。

有意思的是，這樣一個被邊緣化的將領，卻在敵后游擊戰(zhàn)中，做出了一件相當罕見的事：在被日軍重重包圍、彈盡糧絕的情況下，公然簽字“投降”，隨后卻把這一紙投降書，變成了擴軍、備戰(zhàn)的通行證。1941年，他麾下的豫北武裝，已經從幾百人膨脹為3萬多人，一舉在溫縣日軍據點發(fā)動起義，殲敵約600人。這段經歷，不只是一出“反間計”戲法，更折射出抗戰(zhàn)時期中下級國軍將領在政治夾縫中的生存方式。

一、出身西北軍的“邊緣少將”

劉昌義1910年代進入軍界，出身西北軍系統(tǒng)。西北軍在軍閥混戰(zhàn)時代實力不弱，卻在中原大戰(zhàn)之后被整編、拆散。很多軍官雖然掛上了國民黨中央軍的名義，實際政治地位卻遠不如嫡系部隊。這種“編入但不信任”的狀態(tài)，既是時代格局，也是劉昌義命運的伏筆。

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時，他已經是名少將軍官，但并不在顯赫序列之中。全面抗戰(zhàn)打響后，大批部隊南北奔赴前線，西北軍出身的軍官不少人被安排到邊緣地帶，負責“地方游擊”“雜牌部隊”，名義上屬于某個戰(zhàn)區(qū)，卻在兵員補充、軍餉發(fā)放上排在后頭。

抗戰(zhàn)初期，劉昌義被安排到華北、豫北一帶，整合零散武裝。他對身邊的老兵說過一句話：“只要打日本，啥牌子都行。”這話聽上去有點江湖味，但背后卻是現實：在國民黨系統(tǒng)里，能擁有正式番號、穩(wěn)定餉銀是一種“政治待遇”，而大片敵后地區(qū)的抗日武裝，則被視為“臨時之需”，隨時可能被犧牲。

這一層背景不難解釋，為什么后來豫北游擊隊打得最兇的時候，軍裝破爛、補給奇缺，卻遲遲得不到應有的補充；也能解釋，為什么他在抗戰(zhàn)中段會被特務機關列為“赤化分子”，軍餉被果斷掐斷。

二、從太行山到沁陽：豫北游擊隊的艱難起步

1937年全面抗戰(zhàn)后，華北戰(zhàn)局迅速惡化，河北、河南北部相繼淪陷，大片農村成了敵后。太行山一線則天然成了游擊戰(zhàn)的理想地帶，不同的抗日力量在這里交錯活動，有八路軍的根據地，也有國民黨地方武裝，還夾雜著土匪改編、地方民團。

劉昌義就是在這一地帶開始真正意義上的敵后抗戰(zhàn)。他在河北高陽、太行山一帶收攏舊部，又聯合部分地方武裝，逐漸形成了一支幾百人的游擊隊。這支隊伍名義上掛在第一戰(zhàn)區(qū)的系統(tǒng)里，但很快就體會到什么叫“彈藥自己想辦法”。

老兵王德順后來回憶，起初他們連統(tǒng)一制服都沒有，有的穿舊軍裝，有的干脆穿粗布衣裳，把繳獲的日本步槍、老式漢陽造湊在一起，打一仗，子彈就得從戰(zhàn)場上撿。劉昌義不得不帶隊頻繁襲擊日軍小股運輸隊，靠伏擊搶來的武器維持戰(zhàn)斗。

1938年的沁陽保衛(wèi)戰(zhàn)，算是他在抗戰(zhàn)初期的一個顯眼戰(zhàn)績。當時日軍試圖從豫北南下，控制沁陽一線的交通要道。劉昌義帶著部隊與地方守軍配合，對城外日軍進行反復襲擾，有一段時間幾乎天天打冷槍、燒臨時工事，給日軍造成不小麻煩。這種“纏斗”，在正面戰(zhàn)場大規(guī)模失利的情況下，至少穩(wěn)住了部分地帶民心。

不過，游擊隊打得越兇，消耗越大，問題也越明顯——彈藥、糧食、軍餉，都是緊繃著的。國民黨第一戰(zhàn)區(qū)的資源有限，優(yōu)先保障的是中央軍主力。對這種雜牌游擊隊，表面上肯定、宣傳上也會提，但真實分配時往往排在后面。

這時候，政治因素開始介入。有特務向上反映，說劉昌義經常與八路軍接觸，甚至某些戰(zhàn)斗中與八路軍協同行動；在當時那種高度緊張的氣氛下，“走得太近”很快被解讀為“有赤化傾向”。于是，在沒有公開宣布的情況下，豫北游擊隊的軍餉、物資被悄然停發(fā)，編制上仍屬國軍，實際上卻成了“自負盈虧”的部隊。

劉昌義明白這是怎么回事，但沒有退路。他只能繼續(xù)靠戰(zhàn)斗來養(yǎng)活部隊。而這種被迫的“自求生路”，后來在1940年的生死抉擇上，起了決定性作用。

三、1940年被圍困：假投降的念頭是怎么冒出來的

1940年春夏之交，日軍為了清剿豫北敵后武裝，加強了對溫縣、沁陽一帶的掃蕩。豫北游擊隊多次被壓縮到小范圍活動，兵力、彈藥都已見底。眼看部隊已經被日軍分割包圍，難以突圍。

有一次，劉昌義在簡陋的土屋里召集幾個骨干商量出路。李振國坦白說：“再扛下去就是餓死、打光。”有人提議向附近的八路軍根據地靠攏，也有人建議干脆向南突圍，去和其他國軍部隊匯合。爭來爭去，都是空話——沒有足夠彈藥，談什么突圍。

就在這樣極端的現實之下，一個看似荒唐的想法，慢慢成形：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主動向日軍提出“投降”，借機恢復兵力，再圖后計。

據當時多方回憶，劉昌義并不是一拍腦袋就決定“假投降”。他很清楚這意味著什么：一旦失敗，不僅自己要被罵成漢奸，部隊也可能徹底瓦解。但形勢逼人，留給他的選擇并不多。試想一下，一個被上級斷供、被敵軍重圍、被政治懷疑的少將，要想讓幾千號人活下去，只能在極窄的縫隙中尋找辦法。

1940年5月13日，他派人秘密與駐溫縣的日軍聯絡，表示愿意“歸順”。負責接觸的是日軍山田少佐。對于日軍來說，既然要在豫北站穩(wěn)腳跟，拉攏一支熟悉地形、懂漢語又有軍事素養(yǎng)的地方武裝，是合算的買賣，于是談判很快展開。

四、“投降”談判：三條條件，步步為營

劉昌義提出的條件很明確，也很大膽：一是保持原有編制和指揮系統(tǒng)，不許日軍直接插手內部任命；二是由日軍負責提供軍械、彈藥和部分軍餉，保證部隊正常開支；三是允許部隊在原駐地附近駐扎，不強制調往陌生區(qū)域。

這些條件，表面上看是一個“動搖分子”在為自己討價還價，實質上卻是他為今后可能的反擊預留空間。如果部隊被拆散、官兵被分流，再想組織起義幾乎不可能；如果吃用、彈藥都在日軍掌控之下，哪怕心里有千萬種謀劃，也很難付諸實施。

在這種來來往往中，劉昌義的部隊漸漸“正規(guī)化”了。日軍為了顯示收編成果，不斷提供槍械、子彈，甚至配發(fā)一部分軍裝。再加上劉昌義主動收編其他雜牌和流散武裝，部隊人數從當初的幾百、幾千人，膨脹到后來大約3萬人規(guī)模。

有人在軍中悄悄議論：“咱這是當了日本人的兵嗎？”劉昌義的回答非常干脆：“穿誰的衣裳不重要，槍在咱們手里才重要。”語氣雖然粗獷，但站在那種歷史現場，很難說不是一種冷靜的判斷。

值得一提的是，日軍對這支部隊并非完全放心，所以在溫縣軍營里設有單獨的監(jiān)視點，經常召見劉昌義商談“治安問題”。劉昌義對這些會議從來不推辭，每次都照面、寒暄、匯報，一副老老實實辦事的姿態(tài)。可在暗地里，他卻讓貼身警衛(wèi)悄悄記下軍營布局、火力配置，再由幾名懂繪圖的軍官把這些信息變成詳細的防御圖，收入密室。

在這些圖紙背后，已經不是簡單的“保命”，而是有計劃的準備。

五、密謀一年多：地道、暗線和藥瓶子

1940年以后的一年多時間里，溫縣一帶在表面上看似平靜。日軍掌握著據點，劉昌義部隊則在周邊地區(qū)“維持秩序”，偶爾配合日軍掃蕩游擊隊。對外來說，他已經被視為“投靠”了日軍的一員。

但在暗處，一張起義的網越拉越緊。

首先是地道。劉昌義命令可靠的工兵，借修筑工事之名，在駐地挖出幾條秘密通道，一頭連著營房外，一頭延伸向更隱蔽的村莊。部分武器被拆散，用油布包好埋入地道暗室，一旦行動開始，現場就能立刻組裝。

其次是內應。有幾名善于阿諛奉承的軍官被刻意安排與日軍憲兵、翻譯打交道，表面上陪喝酒、說好話，實則探聽軍營值班、彈藥庫守備、主要軍官作息時間。這類看上去“輕浮”的人，在平日里難免被同袍看不起，但他們掌握的零碎信息，在關鍵時刻都能派上用場。

還有一件事，后來在回憶中被多次提起：藥品。劉昌義特意安排人從外地購入一些容易引起腹瀉、乏力的藥物，少量兌入酒水、食物中，預備在行動之夜送進日軍營內。但這種做法具體使用到什么程度，史料很難給出完全一致的說法，只能說在整體計劃中，確實存在“先讓敵人失去體力、再動手”的考慮。

內部也不是沒有分歧。一次夜談里，有個連長壓低嗓子問：“司令，萬一事情敗露，咱們這算不算真成漢奸？”劉昌義沉默片刻，只說了一句：“打不打日本人，看的是槍口朝哪。”這話簡單，卻顯露出他的底線——整個謀劃的核心，仍然是為了集中力量打一仗，而不是為個人前途投機。

到了1941年夏天，各種準備基本就緒，他需要的，僅僅是一個合適的時間。

六、1941年9月17日：一夜之間翻臉

1941年9月17日，終于成了那個節(jié)點。

這一天原本并不特殊，只是日軍按慣例在溫縣據點內舉行小型宴會，招待地方“友軍”代表。劉昌義早就知道消息，并刻意拖延了一陣，才帶少數隨從趕到。宴會酒過三巡，他借口身體不適提前離席，而留在場內的，是事先安排好的一些心腹軍官。

夜色徹底降臨前，劉昌義已經回到駐地。他下達了簡單卻關鍵的命令：按照事前分好的三路，各自行動。

一支隊伍，扮作普通巡邏隊，從城外悄悄接近日軍軍營外墻，利用地道出口突然出現在預定位置；另一支則以“緊急協助”為名，帶著換好的國軍軍裝，打著手電，假裝來向日軍報告情況；第三支則負責切斷通訊、封鎖道路。

據多位老兵回憶，行動前每個人都被告知：遇見日本守軍，盡量近身后再開槍，不要把槍聲搞得太亂，以免打亂整體節(jié)奏。這種要求，對一個臨時整合的大隊伍來說，并不容易做到，但在那一夜，整體配合竟然出奇順暢。

有傳說中提到，在宴會廳里，部分日本軍官因為喝了含藥物的酒，出現腹瀉、頭暈的癥狀，導致反應遲緩。關于這一點，各種記載略有差異，不過一個事實基本無爭議：此次起義中，日軍確實沒有在第一時間做出有效組織，整體被打了個措手不及。

戰(zhàn)斗持續(xù)時間不算太長，主要火力集中在幾個關鍵點：憲兵隊、炮兵陣地和通訊室。劉昌義本人則在外線進行統(tǒng)一指揮，他并不急著沖到最前面，而是把重點放在控制節(jié)奏、封死退路上。這樣一種指揮方式，與他早年在西北軍接受的正規(guī)軍訓聯系緊密，而不僅僅是“土匪式沖殺”。

戰(zhàn)斗結束后，據統(tǒng)計日軍約有600人被殲滅，部分設施被破壞，武器彈藥大量被奪取。豫北游擊隊則趁勢完成整體轉移，從日軍嚴密監(jiān)控的區(qū)域撤出，重新融入敵后戰(zhàn)場。原本被安在頭上的“投降”帽子，就這么在一夜之間翻轉成“起義”。

從軍事角度看，這是一場典型的敵后突然襲擊，其成功依賴三點：長時間的滲透、對敵情的準確掌握，以及內部組織的高度統(tǒng)一。從政治角度看，它又帶有一種特殊意味——一個在國民黨體系中已被邊緣化的將領，用非正規(guī)手段創(chuàng)造出局部戰(zhàn)果，卻很難得到系統(tǒng)性的肯定。

七、重慶任命與豫中會戰(zhàn)：功勞難蓋猜忌

溫縣起義的消息，經過一番曲折，還是傳到了重慶。1941年以后，國民政府對敵后抗日武裝的態(tài)度頗為矛盾，一方面需要戰(zhàn)果鼓舞士氣，另一方面又擔心這些“自己人”與共產黨方面走得太近。

劉昌義被召往重慶“述職”。在這種場合下，他的政治身份顯得有些尷尬：既沒有像某些中央軍將領那樣有顯赫背景，又不是八路軍那條線上的“紅色人物”。他帶去的，是溫縣起義的具體戰(zhàn)績和相關材料。

蔣介石對這類積極抗戰(zhàn)的軍官，并非一概否定。出于統(tǒng)戰(zhàn)和用人需要，他任命劉昌義為暫編第15軍軍長，軍銜升至中將，并安排其在豫北、豫中一帶繼續(xù)承擔對日作戰(zhàn)任務。從表面上看，這是對其戰(zhàn)功的一種肯定。

政治猜忌并沒有因此消失。特務機關之前的“赤化分子”標簽，并不會因為一紙任命就自動撤銷。在許多軍政會議上，仍有人提醒：“劉某與共產黨接觸頻繁，需嚴加防范。”這種氛圍下，他所帶領的部隊，在編制名義上升了級，在物資補給上有所好轉，卻始終難以進入真正信任的圈子。

1944年的豫中會戰(zhàn)，是檢驗這層復雜關系的一次機會。這一年的日軍“豫湘桂作戰(zhàn)”，力圖打通大陸交通線，國民黨方面調集多支部隊進行抵抗。劉昌義所部也被納入作戰(zhàn)序列，在鄭州、許昌一線參與阻擊。

戰(zhàn)斗打得很艱苦，很多陣地反復易手。劉昌義主張采取“彈性防御”，在部分地區(qū)主動實施戰(zhàn)術后撤，保存有生力量，再伺機反擊。但這一主張，卻與當時軍委會某些將領強調的“死守到底”“陣地不能后撤一步”的指示產生沖突。

在一次作戰(zhàn)部署討論中，他據理力爭：“地形和兵力都不占優(yōu)，硬扛只會平白損兵。”會后不久，他所在部隊便遭到調整，不久又被撤去部分指揮權。戰(zhàn)后總結時，豫中會戰(zhàn)整體失利，責任需要有人承擔，劉昌義這樣的“非嫡系”將領，自然很難完全撇清關系。

有傳言說，他在接到撤職通知時，只淡淡說了一句：“打日本的仗沒打完，自己人先把自己人整了。”這句話無從考證原話，但這種心境變化，大體不難想象。

八、上海戰(zhàn)役前后：從被動邊緣，到主動起義

抗戰(zhàn)勝利后，國內局勢急轉直下。國共關系很快從合作走向對立，大規(guī)模內戰(zhàn)爆發(fā)。像劉昌義這樣長期在敵后打仗、又與多方都有過接觸的將領，處境更加微妙。

他一度被安排在華東方向擔任第七綏靖區(qū)副司令等職務，接觸的已經不再是日軍，而是如何對付解放軍、如何“清剿”地方武裝的問題。從個人經歷來看，這種轉變頗具諷刺意味：曾經帶著部隊在太行山、豫北跟日軍周旋的指揮官，現在卻被要求參與新的內戰(zhàn)。

1949年初，戰(zhàn)局已經明朗，人民解放軍一路南下，華東戰(zhàn)場的國民黨部隊連連失利。上海作為重要經濟中心，成了最后的支撐點之一。原本負責上海防御的湯恩伯部隊，在壓力之下軍心渙散，組織能力大不如前。

不久，湯恩伯撤出，部分部隊由其他將領接管，其中包括劉昌義接手的第51軍。他面對的是一支士氣低落、補給不足、對前途極度悲觀的部隊。有人悄聲對他說：“劉長官，這仗怎么看都不像能贏。”他的態(tài)度，已經與當年抗日時有了很大不同。

5月上海戰(zhàn)役打響后，解放軍對市區(qū)形成合圍。此時的第51軍事實上已處在兩難境地：死守，意味著在失去制空權、火力支援的情況下和重炮對轟；撤退，又很難找到安全通道。更重要的是，官兵普遍缺乏繼續(xù)內戰(zhàn)的意愿。

在這樣的大勢下，劉昌義做出了另一個關鍵選擇——率部起義。與早年溫縣起義不同，這一次沒有地道、沒有假投降的層層鋪墊，而是順勢順意的政治決斷。他與部下商議后，明確表示不再為延續(xù)失敗的戰(zhàn)局付出無謂犧牲。

有士兵小聲問他：“司令，這回是不是又要像以前那樣‘變招’？”劉昌義擺擺手：“這次不是變招，是認清方向。”短短一句話，不難看出他在長期政治、軍事壓力之下，對局勢的重新判斷。

起義之后，第51軍和平移交部分防區(qū)，為解放軍盡快控制上海核心區(qū)域提供了條件。就這樣，一個曾被蔣介石委以重任、又多次遭猜忌和撤職的軍官，在內戰(zhàn)的收尾階段，用另一個起義，為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畫上了新的符號。

九、復雜時代中的多重身份

從1937年全面抗戰(zhàn)，到1949年上海解放，劉昌義經歷了三個不同階段：敵后抗日游擊、抗戰(zhàn)后期的邊緣化、內戰(zhàn)中的態(tài)度轉變。如果只看某一個時間切片，很容易把他貼成簡單標簽：抗日將領、假投降者、起義軍長。但把這些片段連在一起，就能看到一種更復雜的軌跡。

豫北游擊隊的生存和發(fā)展，絕不是靠單一的“英勇”二字就能維持。軍餉被斷、補給被削、政治被懷疑，在這種多重壓力之下，“假投降”這樣的極端策略才會被認真拿出來使用。把武器藏進棺材、用地道運槍、利用對手的信任擴軍，這些做法本身并不光鮮，卻在特定環(huán)境中成為不得不為之的選擇。

從戰(zhàn)略角度看，1940年的假投降與1941年的溫縣起義，是一次典型的非正規(guī)戰(zhàn)與信息戰(zhàn)結合的案例：通過長時間偽裝與滲透，掌握敵方據點信息，再在關鍵節(jié)點發(fā)動突然襲擊。對個人而言，這是一次冒險；對豫北抗戰(zhàn)來說，則是一次重要的力量再聚集。

抗戰(zhàn)后期，國民黨對邊緣抗日力量的態(tài)度，顯露出明顯矛盾：戰(zhàn)時需要他們出戰(zhàn)，政局稍穩(wěn)就開始防范、壓縮。這種做法對戰(zhàn)爭整體效能的損傷，不難理解。豫中會戰(zhàn)中對戰(zhàn)術意見的忽視、對非嫡系將領的清洗，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軍隊的實際戰(zhàn)斗潛力。

1949年在上海率部起義，從表面看是政治立場的轉向；從更深一層看，也帶有強烈的現實考量——面對大勢所趨，選擇一條盡量減少人員傷亡、保全力量的道路。這樣一種判斷，與他早年在敵后利用有限資源求生的思路，并非全然割裂。

1994年，劉昌義病逝，結束了漫長的一生。回望他那段在豫北的經歷，有一個事實很難被忽略：1940年被日軍圍困時，如果沒有那次看似“逆天”的假投降，豫北游擊隊極可能在物資斷絕、兵力消耗中被磨滅；而正是這次極富爭議的決斷，讓一支本該被歷史邊緣化的隊伍，在1941年溫縣起義中短暫地站到了聚光燈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