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周嘉寧長篇小說《永結無情游》：致最難的友誼，最好的失敗

這個以“回收青春”見長的作者，不僅首次正面深入上海上世紀90年代的中學教育改革，更久違地落筆當前。她想問的是，自我是怎樣被曾經的教育實驗及理想主義的時代所塑造，友誼又何以未能在演變中存活下來？

激活“世紀之交”美學

13萬字的《永結無情游》近日出版，距周嘉寧上一個長篇小說《密林中》已過去十年。這十年里，一切都在加速，我們見證了外部世界劇變，內心風暴的更迭之致密，不亞于新舊紀年法則的交替。對周嘉寧的創作來說，2015年以后，卻是放慢下來的十年：精簡語言，理解世界的方法經歷拆后重建，保持真誠的“自我”洞察，邁入寫作的成熟期。從《了不起的夏天》《基本美》到《浪的景觀》的“中篇三部曲”，周嘉寧專心于青年時期的新世紀記憶考古學。在“80后”同輩的寫作中，她用極具辨識度的明凈風格，營造獨屬她的“世紀之交”美學。《永結無情游》從后疫情時期回望中學校園生活，是對這十年書寫的集大成之作。這個以“回收青春”見長的作者，不僅首次正面深入上海上世紀90年代的中學教育改革，更久違地落筆當前。看似面朝過去，實則每一次回響，都在應答從過去綿延至今的，不斷裂的“我輩”存在，也都向著更具韌性的未來再次打開。

較之一些多寫跨代際、家庭或親密關系的同輩作家，周嘉寧格外專注寫友誼，亦有別于近年熱度升溫的“女性友誼”。中性化的青年朋輩的互相授權與共同成長獨樹一幟，貼近獨生子女一代的某種典型情感經驗——在沒有血緣同伴的環境中成長，友誼承擔了本應由兄弟姐妹關系分擔的功能。理解周嘉寧筆下的友誼模式，還需放入上海在改革開放與全球化時代語境下的城市邏輯之中，新書所聚焦的教育改革，同樣是“80后”成長鏈條中的重要一環。

周嘉寧在創作談中寫道，“我為老朋友們寫了這個小說，寫的卻是友誼的失敗，以及未曾間斷的后悔和自省。”《永結無情游》是一本頓悟到“友誼并不長存，我們在斷裂與激流中，承接彼此的灰心”以后的“失去之書”。周嘉寧從中提出一種更新過后的友誼理解：友誼的價值，或許不再依賴于地久天長；而在于它是否能在潰散之后，仍然給人提供養分與動能，去重新不占有地理解彼此，同時繼續向前，獲得自身認同與歷史位置。

小說以“我”與摯友李明枝2010年的海島游作為序章，李明枝在此次同游后消失無蹤，在“我”三十歲往后的人生里留下永久疑團。其后的十一個章節，并沒有朝尋人或揭示真相走去。“我”的敘事聲音直接越過數年，在2025年與上世紀90年代中學教育改革的回憶之間穿梭折返。李明枝曾是遙遙領先全班的天才，“我”與李明枝、陳陸三人成為朋友的由來相當偶然，或許始于為備戰全國競賽共度的補課和課后游蕩。或許，這段友誼，只是數學老師張繼海不切實際的理想與激情催生的副產品。

在現在進行時的線索里，一場風波，故人重逢，另一條過去時的線索啟動。讀者跟隨主人公的講述，鉆進上世紀90年代的校園空間和張繼海家中，拂拭時代機運與個人際遇廢墟上的灰塵。她想問的是，自我是怎樣被曾經的教育實驗及理想主義的時代所塑造，友誼又何以未能在演變中存活下來？

重拾對“幸福”的提問

直至小說結束，李明枝都沒有再回來。讓人在意的首先是1:11的篇章比例，這種“身首分離”的傾斜結構意味著，從講述之始，“我”已全盤接受了失去的事實，壓上所有懊悔與不解的重量。全書在這種承重角度下展開，一改周嘉寧小說慣有的輕盈氣息。

但另一方面，承認失去李明枝的事實，代表不再逃避自己的主體責任。多年來“我”生活在李明枝的陰影里，未必沒有產生過曲折的妒羨，在天才女友的光環襯托下，稍許庸常都能帶來苦澀。但這陰影也為同行者提供庇護。書中寫道，在兩人長期不對等的相處模式里，“我”習慣了以李明枝為中心，自己僅做陪伴與見證。一味跟從，被動，旁觀，使“我”置身安全地帶，“卻希望由她來承擔更多責任。”所以，走出陰影，也即走出庇護，接受現實，擔負責任。伴隨敘述的鋪展，“對失去的承受”也生長出新的理解，如荒原上植被復蘇。眾人在經歷疫情后各有去留，“我”也慢慢迎來生活的復健，乃至友誼的新生。

借用海島來形容《永結無情游》營造的時間－空間地形，上世紀90年代和2025年的時間兩端，如同隔著汪洋的兩岸。“我”的記憶和對記憶的講述，像潮汐漲退，在跨世紀三十年的時間尺幅中來回拍打。2010年和李明枝的內心，始終是坐落于海心的小島，孤懸如謎，遙難觸達。從李明枝缺席的時間的一端，“我”一次次游向與李明枝、陳陸共度的時間的另一端，奮力劃水，直到答案浮現——

“那段時間被無限凝練和壓縮，又在之后的很多很多年里緩緩釋放出能量，令我受惠至今。”

友誼的發生也許相當隨機，友誼的危險在于它終將結束。但三人合力構造的地帶，卻綿延至今，提供了超越實體的積極連帶與情感力量。從“接受失去”到“承認受惠”，帶來積極的、創造性懷舊的發現，這無疑是書中一個極為關鍵的認知。這其中有一種主動的倫理姿態：承認過去的人際關系對當下自我的構成性作用。承認逝去的友誼，仍然是“我”之所以為“我”的不可化約的部分，甚至，參與建造了今日的“幸福”。

在小說里不同的時刻，“幸福”一詞從美玉與梅口中自然說出，因為已久不被提及，使人發怔。這類盈滿了世俗生命力和處事魄力的中年女性，是周嘉寧過去筆下少見的人物形象。經她們之口，古老的好尺度被擦亮，顯出新鮮光澤，提醒主人公在“成功”與“失敗”、“有用”與“無用”之外，尚有衡量生活意義的別樣方法。具有浪漫疏離氣息，又飽受挫敗的年輕一代，總是“把幸福看成貶義詞，碰到好的東西就趕緊躲開”。黃子平曾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幸福路線圖》中提出四問，誰之幸福？何處幸福？如何幸福？幸福何為？20世紀中國文學對幸福更多地呈現為斷裂、缺席與不滿足的渴望。隨著結構性的社會壓力增大，尋求一種可控的輕量化幸福感則催生“小確幸”話語。但那種向內折疊，退守私人領域的主體狀態，仍未能令人滿足。《永結無情游》隱約照見“幸福”未完的故事：新世紀的“幸福路線圖”要向何處去，與他人重建連接感的幸福故事，要如何往下講？

教育浪潮襲向“80后”

周嘉寧對“實驗教育”話題的興趣，早有跡可循。2018年暑假，《基本美》出版后不久，我約周嘉寧做訪談。有一個問題關于21世紀初她在復旦大學文科基地班的生活，她的回答卻從上世紀90年代的中學經歷說起，“90年代后半期大概是實驗教育最興盛的時期，我的整個中學時代是在一種改革的氛圍下度過的，我也是在各種失敗的實驗班里一路長大的，卻因此而遇見了幾位非常不一般的老師。”讓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實驗性的成長氣氛，將規則變動視為常態，還有她使用“失敗”的表述本身。“我所在的基地班是最后一屆基地班。但我確實是在突破規則和制造規則的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

要深入這個話題，有必要回到“80后”文學與教育實驗直接關聯的血統起源。1999年創辦的“新概念作文大賽”，將包括周嘉寧在內的最初的一批“80后”文學新人推至前臺。獲得一等獎時，她還是上海育才中學的高中生，稱得上是實驗受益者，碰上了時代好運。從命名、定位、口號，“新概念”正面挑戰語文應試教育與僵化的中學作文套路。在“萌芽新浪潮99沖擊波”中冉冉升起的第一位文學明星，正是“七門功課不及格”、高中退學的韓寒。但保送名校、高考加分的獎勵規則，甚至后來出現傳授“新概念體”的作文補習班，從未令最火爆時期的“新概念作文大賽”逃脫應試焦慮。周嘉寧最初的成名，或許是純文學市場化改革與語文教育實驗共同催熟的果實之一，但當初獲獎的年輕人多在文學路上早早消失。而她持續寫作至今，更多是自力的結果。

我想說的是，周嘉寧的寫作向來隱伏一條從“教育”視角看待“80后”一代的成長與文學的問題線。從自發走向自覺，其反芻的慎重，表現為一種正面敘述的姍姍來遲。主人公與生于1982年的周嘉寧同歲，其求學軌跡與不少成長見聞，不難識別出虛構中的斑駁的自敘傳色彩。《永結無情游》表明，創作者可能在事件發生數十年后，在“當下困境”與“往日資源”之間形成最佳張力時才找到敘事的入口。一旦找到入口，發動“自我”的社會歷史動能，已是周嘉寧的特長。

《永結無情游》里所寫，可以納入教育改革史窺探一二。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關鍵階段，高新科技產業和國際競爭對拔尖理科人才的需求迫切。“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號下，催生種種少年班、科技班、實驗班，它們均承載著“面向21世紀”的國家人才戰略意圖。小說里張繼海1992年在致遠中學創辦的實驗班，“進取的幻覺”，他的計劃能贏取校方和家長的信任，也是這一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這種事情只可能發生在那時那地。”

小說不僅想問，實驗與試錯并舉的時代環境，具體給“80后”帶來了什么，還想重新推敲所謂成人、成才、成功的規范。時過境遷，當事人的說法互相解構，“實驗失敗”必須被放入引號理解。其中最關鍵的，是“優等”許諾的落空，大多數實驗班同學都變成了越來越普通的人。“從未聽說其中任何一個獲得真正的成就……竟也包括李明枝在內。”2025年張繼海再談往事，卻令“我”看似篤定的判斷產生動搖。他承認選拔機制的粗率與自己教學方法的失敗，卻對學生和八成以上的重本率“好的結果”給出十分正向的理解：“你們中間大部分人資質出色，外加七年來不斷獲得外界的正向反饋，被強調說你們比其他人更優秀，你們心里多少也是認同的。因此最后高考出成績很正常。”就連“我”多年所堅信實驗班取消的原因，也意外得到新的解釋：只是因為政策變了。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應試教育”討論的升溫，社會對“唯分數論”“高分低能”的反思深入，競賽實驗班面臨精英篩選與教育公平的沖突。學生在人文素養、社會適應能力方面的薄弱，暴露出其與“素質教育”間更深層次的矛盾。

如果教育的本質關乎人格塑造，對差異與復雜的包容和理解力，那么實驗年代留給學生的“失敗”里，是否仍有尤為可貴的東西有待擦亮？甚至，有沒有可能，就像哲學家阿甘本所理解的，“失敗”根本不是消極否定。“無論我們被造的目的是什么，都不是為了成功；分給我們的命運就是失敗：在一切藝術和一切研究中皆是如此，就像——尤其是——過好生活這門樸素的藝術中那樣。如果我們能理解的話，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也正是失敗。”如何繼續生活？答案是，帶著失敗的清醒，繼續失敗，并在失敗中，守護那不可被剝奪的、生命的純粹潛能。

模仿的人生有多少種活法

無論如何，故事必須另講一遍。

實驗班的同學培養出根深蒂固的交流習慣，有悖于外面世界的通行規則，后來“大多數人過得都不錯”，實則忍受著內心的不適甚至應激。這一點在“我”和陳陸身上都很明顯，甚至包括成為商業成功人士的黃超然，她只是找到了“模仿”的捷徑。實驗班的同窗長大成人后，散布在社會化適應障礙的光譜上：

“我觀察下來，秘訣就在于模仿。當我們終于分開以后，便不得不開始模仿其他人行為處事的方式。我自己也是一樣。模仿其他人社交，處理工作關系，說說小孩，談談八卦，直到結婚。結婚也是一種模仿，模仿家庭關系和情感關系。”

少年時代起，李明枝就相當擅長模仿，似與黃超然的觀點隔空應和。“模仿”指向一種將模范生活等同于“成功”的簡單置換，其深層邏輯卻是對社會規則未經思索的盲從。被讓渡掉的，是尋找真正認同的生活方式的權利與踐行的過程。就隨波逐流的“我”的求學、工作、婚姻而言，這一發現同樣相當具有解釋力。“我們過去合力仿效的是一種圖景。工作，住房，健康的生活，良好的關系。”卻從未認真追問這種模范生活圖景的由來，與自己有多少切身關聯。意識到了模仿的人生，還要不要繼續這樣過下去？

模仿并不能解決深層的孤立。黃超然說，“表面上很輕松就糊弄過去，本質上卻很難和其他人建立有效的溝通。”人與人能否、如何彼此坦誠，邁過重重差異與障礙，建立真正的溝通，周嘉寧對此懷有曠日持久的執著和耐心。那么，友誼呢？在起初的十幾年里，“我”與李明枝的共同經歷也好，忽近忽遠的相處模式也好，究竟是真正的友誼，還是也摻雜了對友誼的模仿？

多年以來，“我”將愛與友誼視作反面，認為愛是“激流與斷崖，布滿各式各樣的陷阱”，消散是正常的，而誤以為友誼地久天長。其結果卻相當吊詭，“我”將愛人排除在友誼之外，忽視了自己在親密關系里也“建立過相當重要的生活”，甚至，以看似維護友誼的動作里丟失了最重要的朋友。代表友誼的拉丁詞語“amicitia”，從愛的詞語“amor”衍生而來，愛催生了友誼，但是友誼比愛更困難，也更難確認。“定義愛要比定義友誼更容易，說‘我愛你’而不失真誠，要比說‘我是你的朋友’而不讓欺騙的疑云籠罩我們的話更容易。”

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是，曾耗費了他們大量時間的數學，其深層奧秘偏偏“描繪的是確定性消失后的世界”。只是張繼海的教法，讓大多數人過早地喪失了對數學之美和非確定性的好奇，卻意外地代償出了實驗班眾人對競爭的厭惡，對挫敗過于早熟的耐受力。也許，除了李明枝。也許只有最聰明也最擅長模仿的李明枝，率先借數學穿透了樣板生活的霧障，盡管她也同樣深陷結構性的時代困境里。所以，在經歷兩人關于未來分歧的爭吵后，她在海島上說：“但我想的是，不應該只有一種活法啊。”

事實上，整本小說都是“我”在用自己后來的活法，逐漸趨向“確定性以外”，去理解當年的李明枝。“我”與李明枝的友誼，甚至是在她消失以后才真正開啟的。阿甘本在《朋友》中說，友誼并不是兩個人的“是”的相加求和，而是自始至終只有一個“是”。自我和朋友是這個“共同－分有”的兩面，“朋友不是別的我，而是一種內在于同一性的他者性，是同一向他者的生成。”

“友誼”的哲學構造，因此為故事講法提供另一番解釋。梭羅道出“友誼總在告別朋友后才開始”的時差詭計，“總是要等到朋友們開口道別，我們才真正開始與他們相伴相隨。”所以不必執著于尋回李明枝，聯系到小說結尾處“放生藕”的場景，“放生”是尊重自由，不去占有，為“我們的朋友找到一處最好的安身之所”。“沒能找到告別的地點”是因為無須告別，也無須浪漫化地重歸于好。朋友可以藕斷而絲連，貌離而神合，也可以永結無情游。

永結無情游，是周嘉寧給出的含蓄而開放的答案：在承認失去的同時，讓失去之人與物，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存在，正如李明枝的消失沒有帶走那些連接。青春期形成的友誼之致密，因為保留了原始的情感負荷，足以在后續的生命中被反復調用，甚至成為時間連續性的形式一種。再次聽到那首和李明枝一起從電臺點給陳陸的歌時，仿佛“回到樓梯底下被隔絕開的空間里，再次與李明枝共度一分鐘”。

從中年向少年游去

在分析普魯斯特式的回憶時，德勒茲所用的那個化學結晶的譬喻令人難忘。如他所說，作為藝術構造的回憶并非是要恢復過去，而不如說是面向未來的學習過程。往日歲月，如同海水。小說用不計其數的“記得”“想起”“忘記”與“記錯”編結回憶的過程，就像向海里投入一枚枚籽晶（crystal seed），擾動池水，簇生出一連串的結晶來。“記憶經由一再的捕撈和講述，磨損與修補，多少被賦予我個人的意志，由此改變了形態。”投擲籽晶的力度，混合了當下的困惑、過去時代的愿望。盡管“我”一再將自己描述為一個心中沒有愿望的人。《永結無情游》同樣可以讀作一個關乎“學習”的故事：貫穿了90年代的教育改革浪潮落幕以后，曾經培養拔尖人才的熱望，改造世界的藍圖或許一一落空，但真正的學習，才剛剛開始。

此外，小說中一個有意味的技術策略是，周嘉寧讓選擇性銘記與選擇性遺忘反復登場，故人在聊起往事時，總是在互相糾正，“你記錯了”，“不，是你記錯了。”陳陸大概是小說里記性最不好的人了。多年來他招呼大家慶祝實驗班選拔面試紀念日，卻不記得作為插班生的“我”從未參加這場考試。他反復回憶與早逝的同學楊的旅行，卻忘記與自己同行的其實是“我”和李明枝。反復糾正陳陸無果后，“我”不再糾正他，甚至開始懷疑是不是自己弄錯，“是我將陳陸反復描述的記憶占為己有。”無須一一列舉失憶、錯記的例子，更需要去問的，為什么寫作者要刻意暴露記憶的不可靠？除了記憶建構機制的本質，記憶退行，似乎也留下了隱喻。

為何周嘉寧寫的是中年，卻全無書寫“中年危機”的陳舊腔調？在她筆下，年齡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中年也與青少年相互滲透，乃至相互再造的關系。陳陸重返童年的小島時，分明已經是中年人，“我”卻還能在他身上看到中學時代的身影。“他看起來明明不過是中學生模樣，但又確確鑿鑿是個中年人了”，“我也是現在才知道，人的形成不是覆蓋，是不斷疊加和滲透的進程。”——我們在此稍作停留，小說中出現這類“現在才知道”“后來才明白”后設時態，無一不在提示，當年我不知道。一種區別于學校教育的自我教育，始終存焉。這正是周嘉寧想強調的另一類“教育”，或者，另一種更為珍貴的學習。

小說尾聲，那個在故事伊始串聯小說復雜人物關系的校園天臺重新開放，“我”作為科幻雜志的新任主編，被奧利邀請去參加植物小組的活動。奧利是黃超然的女兒，這樣的下一代，也是周嘉寧小說里前所未見的人物類型。在天臺上，“我”獲得了河道附近生活四十年卻從未有過的新視角，“不斷代入水流、蛙、石塊和各種各樣的植物”時，突然想起，與樂棟一起放生藕的場景。

在這一幕里，過去、現在和未來，通過植物與自然意象達成疊合。植物小組教給我“彼此供給和循環的交互網絡”，將“朋友”的理解再次推向遼闊。“我”理解了自己與張繼海的友情，他與老鄭的友誼。“我”想與奧利成為新朋友，也想與植物、河流、石塊成為新朋友。

這一結尾意味著什么？從昔日的實驗班，到今天的植物小組，從“我”到奧利給同一份科幻雜志的投稿，都傳遞出代際之間某種奇妙的往復循環與能量轉化。如果說當年的實驗班，是封閉室內充滿挫敗、壓抑與煎熬的解題訓練；那么，植物小組則是在戶外環境中開展的自然觀察與探索。后者則更為開放，松弛，也更為平等。奧利的小說也像植物，全然不顧創作教條，隨意蔓延。她塑造的角色模糊了性別、年齡甚至物種差異，“平等對待每一株植物，灌注以感情，使它們得以在不可能的虛構中存活。”生于2008年的奧利這一代，可以自由地使用上一代人創造的條件，炮制新的世紀復古，卻不必被這些遺產所束縛。他們當然也有自己的個人性或系統性的難題，所以要自己講自己的故事。

別忘了，奧利的科幻小說同樣是“在失去朋友以后才寫下的”。在這里，人物與創造她的周嘉寧，跨過虛實邊界，溫柔有力地，悄悄握了一下雙手。看來每一代人，都要經歷失去友誼，也都有各自的領受與荷承。好在同樣參與循環的，除了傷心不解，還有對自然的好奇，對知識的熱愛，對超越功績的人際連接的渴望。上一代人有過的愿望，又在下一代人的敘述里，獲得了新的、更多樣的生命形狀。小說尾聲，兩個朋友消失的盡頭，也正通往新的入口，那個地方“不是故事終結的地方，而是宇宙起始之處”。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