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秦兆陽誕辰110周年：秦兆陽的“百花時代”

適逢秦兆陽先生110周年誕辰及“雙百”方針正式確立70周年，在這一重要的歷史節(jié)點，回顧并紀念這位曾深度形塑中國當代文學內在肌理的編輯家、理論家與小說家，顯得尤為必要。在其七十余載生命歷程中，“百花時代”無疑是最為光彩的一頁。

所謂“百花時代”，自然得名于1956年提出并開始實施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方針，進而在思想文化領域催生出了一個短暫卻又炫目的思想解放和創(chuàng)作活躍的時期。秦兆陽的“百花時代”始于1955年底，彼時他調任《人民文學》副主編并主持編務工作，隨之遷入東城小羊宜賓胡同三號院。在當代文學史上，秦兆陽并不是那類拋頭露面的人物，但在接掌這份“國刊”后，卻一度走向了時代文壇的中心。

感染于時代氛圍與組織授命，秦兆陽對《人民文學》的改革可以說是大刀闊斧。他相繼起草了《人民文學改進方案（草案）》《人民文學改進計劃要點》及《編者的話》等文件，意在“改進”、打破當時沉悶的文學局面，“力求在刊物上尖銳地、鮮明地、及時地反映人民各方面的、沸騰的斗爭生活”，鼓勵創(chuàng)作“尖銳地、深刻地、具體生動地反映了現實斗爭（尤其是當前的現實斗爭）中的矛盾沖突的作品，大膽揭示問題的作品”。這樣的文學突圍，確實鼓舞了不少對生活現實抱有獨立思考與介入熱情的青年作者，很快就掀起了一股“寫真實”“干預生活”的創(chuàng)作思潮。在秦兆陽的主持下，《人民文學》陸續(xù)推出了王蒙《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李國文《改選》、耿簡《爬在旗桿上的人》、白危《被圍困的農莊主席》等頗具現實沖擊力的短篇小說，不少青年作者也借此正式出道。

在擘畫《人民文學》的辦刊方略與改革藍圖時，秦兆陽彰顯出極強的主體性與決斷力，以及作為文學編輯的理想情懷與追求。據稱，他曾對編輯部的同事說：“如果辦一個可以由自己做主的刊物，我可以再干十年二十年，甚至當一輩子編輯……”（王培元《永遠的朝內166號：與前輩魂靈相遇》），甚至在編輯部內宣稱：“要將《人民文學》辦成像俄國19世紀《現代人》那樣有影響的第一流刊物，要有自己的理論主張，要不斷推出新人新作”（涂光群《五十年文壇親歷記（1949—1999）》）。

隨著主持刊物編務工作的不斷深入與創(chuàng)作經驗的持續(xù)積累，秦兆陽對當時趨于公式化、概念化及庸俗教條化的現實主義模式產生了深刻的反思。他將自身對社會主義語境下現實主義文學理想形態(tài)的理論思索，系統(tǒng)凝練于其代表性論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之中。他認為：“如果說現實主義文學有什么局限性的話，如果說它對作家們有什么限制的話，那就是現實本身、藝術本身和作家們的才能所允許達到的程度。”“所以現實主義文學必須首先有一個標準，那就是當它反映客觀現實的時候，它所達到的藝術性和真實性，以及在此基礎上所表現的思想性的高度。”（《人民文學》1956年第9期）概而言之，其理論實質在于倡導一種堅持敞開生活全部復雜性的現實主義，而不是自我設限、按圖索驥。應當說，這篇論文極大拓展了現實主義的批評范疇與闡釋空間，有效廓清并疏解了彼時文壇對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教條迷思。

然而，僅在數月后，便有文章對秦兆陽的觀點進行了看似“溫和”卻又針鋒相對的點評。為此，秦兆陽在同友人的通信中坦言自身“如處在風雨之中”。他的“百花時代”由此戛然而止，歷史僅僅給了他一個短短的“氣口”。

直至197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將二十多年前“干預生活”與“寫真實”文學思潮中頗具影響力的部分小說結集出版，題為《重放的鮮花》，其中不乏秦兆陽當年親手編發(fā)并因之獲罪的篇目，為歷史的榮辱悲歡所扭結而成的“扣”，至此方得初解。中國現代文學館藏有秦兆陽1985年為《重放的鮮花》再版所作序言，錄此存念：“然而大地可以回春，舊花可以重放，人則不能‘返春’。失去的畢竟已經失去，唯獨時間不能‘改正’。然而人也并非絕對不能‘返春’。時間也并非絕對不能‘改正’。歷經風波，一息尚存，增加了閱歷，增強了見地，孕育了熱氣，更懂得珍惜春時，更善于辛勤種植，更善于對時間驅使。”重返新時期文壇的秦兆陽，雖已不復當年39歲即執(zhí)掌《人民文學》時的鋒芒銳氣，但甘愿重歸“種花人”與“耕耘者”的樸素位置，在新的崗位上繼續(xù)勞作。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