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播】《四川簡史》——元明清時期（六）

編者按：

巴蜀大地，歷史悠久，文脈綿長。從《蜀王本紀》到《華陽國志》，從《蜀梼杌》到《蜀鑒》，歷代史家對巴蜀歷史的記載與研究從未間斷。為承繼前賢研究、力求創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歷時多年，編著而成《四川簡史》，與常見的通史不同，本書將敘述重心放在歷代四川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與特點，它采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打破時代的限制，將一個歷史事件或一項主要成就的來龍去脈完整呈現，幫助讀者快速把握重點與特點。

本書的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圍則明確界定為今日四川（1997年重慶直轄后的新四川）。在敘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歷史時，則沿用傳統四川的地理范圍。資料來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扎實可靠。

我們將在公眾號上陸續發布本書的精彩章節，帶您穿越時空，系統了解四川這片土地的經濟奇跡、文化高峰與社會變遷。歡迎您持續關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簡史》

元明清時期（六）

“湖廣填四川”

與四川社會文化的復興

錦江書院與“石室流風”（下）

2. 掌院者：經明行修，作育多士

錦江書院一直是清代四川的最高學府，歷任山長均由督撫會同學政，遵照省城書院山長“必選經明行修、足為多士模范”的要求選聘。據考訂，在近 200 年的辦院歷程中錦江書院計有 24 位山長。

他們中既有潛心教育、不慕榮勢的易簡、彭端淑、李惺、姜錫嘏等士林圭臬，也有工詩擅長古文辭的鄭方城、儲掌文、伍肇齡等老儒宿學，還有文武兼備、政聲卓著的高辰、楊芳燦、牛樹梅等。他們以身垂范，整躬勵行，“日與諸生耳提面命，正誤指迷”,為培養蜀學人才、延續巴蜀文化精神道脈做出了重要貢獻。從歷任山長的籍貫來考察， 主要來自四川、江蘇、福建、甘肅、湖北五省，體現了錦江書院敢于打破省城書院山長須是本省或鄰省人的陳規，堅持不拘一格選聘名師碩學執掌書院的擇師原則。從歷任山長的科第來看，計有進士19人，舉人4人， 貢生1人，進士出身的山長占比高達 79％。從一定層面反映了書院具有較高的辦院能力與教育水平。歷任山長都是兼具官、師雙重身份的“仕而已者”，他們中計有正三品 1 人，正四品 5 人，正五品 5 人，正六品、七品 13 人， 出仕率達 100%。其中，顧汝修官至大理寺正卿，位列朝官正三品；彭端淑官至肇羅道， 系正四品道員；伍肇齡 18 歲中翰林， 曾是同治皇帝的侍講。錦江書院這樣優良的師資在其他省城書院中也不多見，如就同時期的岳麓書院而言，錦江書院歷任山長的科第超出岳麓書院 22%，官階超出岳麓書院 73%。

可以說，錦江書院的歷任山長無論資歷還是才識，在同時期的省城書院中均處于領先地位。如高辰（字景衡）掌教錦江書院， 以實學課士，潛心講授，成績卓著。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鄉試，就有李調元、姜錫嘏、孟邵等 18 人中舉。據嘉慶《四川通志》 “選舉志”云：“四川舉人科名額僅六十人。”而此科錦江書院院生中舉者就有18 人， 中試率占全省總數的 30%。次年會試，又有張翯、姜錫嘏、孟邵 3 人連捷進士。據嘉慶《四川通志》卷“選舉志”云：“乾隆二十五年畢沅榜， 四川成進士者七人。”

錦江書院約占全省進士數的一半。錦江書院在鄉試、會試中的輝煌成績， 凸顯了錦江書院作為“通省作育人才之所”的顯著地位，極大地鼓舞了長期士風低落、人文不振的四川士林。

錦江書院在院生選拔方面向來嚴格，擇匯英才、嚴于考課是其主要特點。書院堅持“必擇鄉里異秀、沉潛學問者肄業其中”的選拔制度。其《考課章程》明確規定：“考課有生無童。”就是說入選院生須是各州縣歲、科兩試中的優秀人才，一般秀才是沒有資格參與書院考課的， 以確保院生較高的學力資質水平。對于肄業書院的院生，不論舊日在院還是先來投考者，都必須通過當年的甄別與復查考核， 以淘汰庸劣，選拔真才。為盡可能多地選拔穎異之士入院肄業，錦江書院還打破地域限制，廣納游學真才，這與廣東省城廣雅書院只招收兩廣士子的做法是不同的。如《咸豐七年冬酌改考課章程案》規定：“系游學遠來及僦居在省不及回籍起文者，查系的名，亦準給文送考。”

此外，書院還招收旗人子弟入院肄業。如《錢公教士紀略》云：“今肄業諸生多至數百人， 中有旗士之肄者。”正是匯澤英才而教之，錦江書院在乾嘉之際培養出了史稱“鐵面御史”的李漱芳、以李調元為代表的“錦江六杰”等一大批蜀中才俊，成為全省當之無愧的人文薈萃之地和人才培養中心。

書院秉持“士子首重品行”“先行宜而后進取”的選才育才原則，將祭祀先圣先賢同傳承儒學道統、振興天府文脈有機結合在一起。書院屢次新建周公禮殿、修文廟祭祀孔子及其弟子， 以尊儒學道脈；專門修建文翁祠、三公堂，祭祀以文翁、高膚、司馬相如、張栻等蜀學先賢， 以標舉地方學術重經史文辭的治學傳統。講宋儒義理之學，在學術研究中滲透德育，把做學問與做人有機結合在一起，是錦江書院培養人才的一大特點。如張晉生、顧汝修、彭端淑等山長，嚴定“學規”“章程”，特別制定“尊賢”“守禮”“敦品勵行”等加強院生德行教育的內容，從管理和制度層面上強化德品教育，反映了書院德學并重，尤重品行教育的特點。

建石室儲經， 豐富蜀中典籍， 是“石室流風 ”的另一大特點。錦江書院特別重視藏書， 書院藏書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強調經史辭章的學術價值取向。以書院舊藏 57 種書籍法帖為例，其中 ，經部17種，史部6種，子部僅1 種，集部詩文類 33 種，充分體現了錦江書院堅持蜀學“好文雅”“重辭章之學”的學術傳統。二是特別重視書籍的公開性和流通性。書院的藏書除了滿足本院的教學和學術研究外，還向院外士人出借、出售，并在文翁祠內專門建有刻書局，根據需要“隨時覓匠刷印”，供“帷下士籍資誦習”。錦江書院山長伍肇齡致力于天府蜀學“學統”的初步重建， 曾與人編纂上起兩漢，下迄晚清，類似蜀學學案的《蜀學編》，對歷史上的蜀學代表人物進行了系統梳理，并傳播蜀中學人的思想、學術與文化成果。

錦江書院舊址（現石室中學）（圖源：《典籍里的成都》）

3. 肄業者：蹈德詠仁、追前賢懿軌

錦江書院治學以“蹈德詠仁、追前賢懿軌”為目標，書院學人上承文翁興育蜀才遺緒，下啟清代蜀學復興之端緒，奮力自強，積極培育蜀中人才，備記蜀事保存鄉邦文獻，自覺延續千年蜀學精神傳統，成為推動蜀中人文學術從式微向復興不斷轉變的主導力量。如著名院生顧汝修、敬華南、姜錫嘏、童棫等，致仕歸蜀后都選擇了重回錦江書院掌教。顧汝修曾受業于首任山長易簡，致仕歸里后執掌錦江書院， 主講宋儒義理之學，著有《四勿箋》《與門人朱石君書》，傳承蜀學根脈，在《蜀學編》中名列清代四川經學家之首。姜錫嘏早年師從著名山長高辰，致仕歸里后曾執掌錦江書院 16 年。姜錫嘏精研《易》理，訓課有方，熏陶有術，造就蜀才甚眾。《內江縣志》云：“時乾隆壬子秋，諸生三百八十人，合登鄉薦者，五十余人，捷南宮入詞館者，亦數人。”

據不完全統計，先后肄業錦江書院的院生多達 2000 余人。他們中的大多數被各州縣書院禮聘為山長或主講，成為主導清代四川人文教育的關鍵力量。王綱在統計嘉慶《四川通志》有關書院教育的材料后指出：“自康熙初至嘉慶中，全川書院為 198 所， 已超過四川自宋代到明代所辦書院總和 79 所的一倍半。而乾隆朝尤為突出，所創辦、重修的書院達一百五十二所，為康熙至嘉慶中四川書院總數的 76.76%。”四川諸生從康熙初的不足千人上升到乾嘉之際近萬人，再到晚清張之洞出任四川學政時“全蜀學生三萬人”，是與錦江書院學人投身四川書院、學校教育，推行“一人學成，教成萬人；萬人學成，教成三軍”的獨特人才培養體系密不可分的。

左邊是錦江書院舊圖，右是咸豐六年（1856年）錦江書院新圖（圖源：《錦江書院紀略》）

蜀中史學淵源有自，揚雄《蜀紀》、譙周《巴志》、陳壽《三國志》、常璩《華陽國志》， 皆名冠史林的巨著。劉咸炘曾云：“隋前成書僅存十數，蜀得其二。陳、常接步，道將體超于趙曄，承祚詞亞乎班固。”自“明季兵燹摧殘，益都文獻掃地盡矣”，百余年來，蜀中不但沒有一部像樣的史學著作產生， 而且面臨“文獻無征”的窘境。錦江書院學人主動承擔起“繼前志而補前缺”，振興蜀中史學的重任。如何明禮《江源文獻》《浣花草堂志》，張邦伸《漢州志》《錦里新編》《云棧紀程》《三黑水考》，潘元音父子《華陽縣志》，伍肇齡《直隸綿州志》《益州書畫錄續編》，張森楷《合江縣志》，等等，保存了大量反映四川歷代社會、歷史、人文、風俗變遷過程與特點的珍貴史料。如李調元《井蛙雜記》 “或得之舊志，或得之新聞，或得之于山經石室，或得之于小說稗官”，專意網羅蜀中歷代逸聞舊事并詳加考證。該書所記，“多為正史所不載， 以及案頭所未數見”的瑣事逸聞，有補于正史記載之不足。張邦伸遍訪蜀中耆舊遺老、山川故跡，所著《錦里新編》廣收博采 80 余年來“蜀中人物時事”，詳載蜀中名宦循吏、文治武功、鄉賢節烈、山河名勝、邊防戍衛及古今奇聞軼事，分門別類，悉加條理，“登之簡冊， 以為異日考證之資”。不僅具有拾遺補闕，匡正謬誤，傳布蜀中見聞的重要功效，而且成為巴蜀文學、史學研究者與史志編纂者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

明末兵燹，蜀中斯文掃地。李調元云：“蜀自獻賊之亂， 書籍殘毀，青羊一劫，衣冠涂地。”張邦伸亦云：“明季兵燹摧殘，益都文獻掃地盡矣。”豐富蜀中文獻典藏，成為錦江學人的重要使命。如宦跡京畿多年的山長張晉生父子、有“蜀中三才”之美譽的彭端淑、“錦江之魁”李調元父子兄弟，凡游學所見或宦歷所至，每遇宋元珍本秘籍、蜀中舊籍，或手自謄錄，或重金購置，必想方設法抄購以歸置蜀中。如李調元父子歷時數十年抄購宋元以來經史百家、小學、詩古文辭、小說、戲曲等各類舊籍 10 萬余卷，建“萬卷樓”儲之，供蜀中士子抄寫刷印。李調元還“蒐采遺書之目”，博采“人間未見之書”，舉半生精力， 刊行“天下奇書”《函海》。總計各版《函海》收書 220 余種 1000 余卷，而于“錦里耆舊著作尤刻意搜羅”，要在“載蜀史”，“紀蜀文蜀語”，“傳承蜀風與蜀俗”，對表彰蜀中先哲，延續蜀中文脈厥功至偉。

文翁“以儒化蜀”改造蜀中人文學風，奠定巴蜀人文學術發展的新旨趣，亦為后世蜀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鏡鑒。乾嘉之際， 以宗漢學為旗幟的考據學大興，京畿、江南等地“家家許鄭，人人賈馬”，但蜀中仍然處于人文不振、士風低迷的“貧學”狀態。以李調元為代表的錦江學人，植根鄉邦人文學術研究，秉承蜀學好《易》學、重經史與尚文等學脈傳統， 吸納考據學嚴謹、信實的學術優長，成為促推蜀學從式微向復興轉變的關鍵力量。李調元以經為本，遍涉群書，所著《易古文》《鄭氏古文尚書證訛》《童山詩音說》《十三經注疏錦字》，既注重考訂經典文字音韻的異同，補綴前人疏略缺漏，又善引程顥、程頤、朱熹等的解經成果，據實申說己意，辨析諸家經解異同，在清代經學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何明禮所著《易注》《洪范注》《批點孟子大文》，不囿考據訓詁俗套， “摘古今之參互者悉心考訂”，博采漢宋諸家之說，折中今古， 明于斷識，成就不俗。張邦伸評價其《批點孟子大文》的學術成就時認為，該書“較蘇（蘇軾）批更精”。

“文宗自古出巴蜀”，巨公名彥，代不乏人。劉咸炘贊嘆說：“蜀獨尚文，載紀特盛。”最早振起蜀中文壇和詩壇的，就是時稱“蜀中三才”的錦江學人彭端淑與李調元。彭端淑生平“媕雅宏通，湛深經術”，致力于詩古文辭創作。 《清史列傳》本傳評價云：“詩學漢魏，文學《左》《史》。”氣勢雄厚，筆力剛健，而遠離考據流弊，在清代文壇聲望極高。李調元才情豪邁，詩文造詣極高，生平創作詩歌 2200 余首，《清史列傳》本傳評價云：“天才橫逸，不假修飾。”其《苦雨行》《拉馬行》《乞兒行》《清江行》等詩，深受杜甫詩憂國憂民的思想影響， 多屬有感而發之作。如《登八境臺用東坡韻八首呈虔州翥堂太守》《再游峽山飛來寺贈禪樂長老用東坡韻》《謁南海廟浴日亭用東坡韻二首》等詩，文思縱橫，氣韻豪邁，帶有蘇詩“詩聲如鐘呂，氣若江河”的文化基因，被袁枚稱作“名山之業”，進而揚名朝鮮、日本等地，對提升蜀人在清代文壇上的地位產生了重要影響。

歷任“實心文教”的蜀中大吏， 以蜀中先賢文翁為楷模，致力于興植人才，堅持以文教輔政，興文教以安蜀、興蜀的治蜀方略，成為延續千年蜀學精神學脈的重要引導力量，并為治蜀興川積累了寶貴而豐富的經驗與智慧。著名山長長于講授，嚴于考課，身體力行踐行“文翁之教”，獎掖后進，造就培養了大批蜀中人才，成為延續巴蜀文脈、蜀學學脈的主導力量，在清代學術史、教育史上占有重要而獨特的地位。肄業書院的杰出院生以復興四川人文學術為己任，以“繼石室流風遺緒不墜相號召”，致力于鄉邦書院、學校的建設和蜀中人才培養，為振興清代四川的文風士氣做出了積極貢獻。他們蹈仁道德、追懿前賢儀軌，想方設法豐富蜀中文獻典藏、備記蜀中因戰亂毀滅的掌故事跡，成為彰顯蜀學精神道脈，推動蜀學歷久彌新、由弱而強的主體。歷任蜀中大吏與錦江書院學人勠力同心、相與為一， 以錦江書院為陣地， 以繼“石室流風 ”于無窮為引領，重建了四川人文學術恢復與發展的理論體系、實踐體系，開創了地域文化植根自身根脈傳統、開新創造的復興新模式，成為推動清代蜀學從式微到

晚清繁盛的核心力量，充分展示了蜀中學人高度自覺的文化意識與自強不息的奮進精神，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文化借鑒價值與參考意義。

（未完待續）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