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AI一線觀察：一人花掉50萬美金Token背后的大廠焦慮

文｜周鑫雨 鄧詠儀

編輯｜張雨忻

硅谷持續了兩個多月的Token-Maxxing（Token軍備競賽）焦慮，在Meta以一種戲謔的方式按下了休止符。

前情大家都知道了：2026年3月，為了鼓吹自己是一家“AI-Native”公司，Meta曾在內部上線了一個“Claudeonomics（Claude經濟學）”榜單：員工消耗的Token越多，排名就越高；墊底的員工，有被裁的風險。

不過，當我們在4月末來到硅谷，Meta的朋友帶來了故事的后續：榜單上線一個月后，第一名的員工將Token消耗刷到了近50萬美金/月，折合近3000億個Token。

不久后，Meta下架了這個榜單。至于下架原因，公司內沒有明確說法，但員工猜測是因為“畸形競爭下消耗的token成本已遠超Meta預期”。

2026年硅谷的開局，很焦慮，很魔幻。

“你要是半年前來灣區，大家心態還挺不錯。”在圣何塞的一家韓國湯飯店，我見到了華人Agent創業者Ryan。

四周的普通話此起彼伏——隨處可見的華人，或是全球Top10大廠的員工，或是跨洋尋機的創業者，他們構成了硅谷AI大軍的絕對主力。

如今，調動灣區華人情緒的，大約是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Token-Maxxing焦慮和大幅裁員。

Token，“AI處理信息的最小單位”，正在代替DAU、GMV等指標，成為硅谷公司的新型攀比維度。

無論是設置員工Token消耗排行榜，還是慷慨地給予員工“不設限”的Token額度，硅谷廠商都透露出深深的焦慮：沒有人想在AI轉型中掉隊。

但AI革命的另一面，是讓裁員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繼Salesforce年初減員1000人、Amazon宣布今年裁減1.6萬個職位后，Meta又對員工“打了個響指”：5月20日開啟裁員，比例達10%，波及約8000人。

第二件事，則是Manus收購案的反轉。

2025年12月30日，數十億美金的一紙Meta收購文書，曾將Manus捧上“華人創業之光”的神壇。然而，僅僅過去4個月，這場收購就因合規問題，被強制叫停。

這是局勢裂隙下，華人創業者合規焦慮、身份焦慮、生存焦慮的一個縮影。“中國團隊-新加坡套殼-美國找錢、找買家”，這一全球套利的經典方法論開始失效。

Ryan直言：To be Chinese or not to be，是創業公司成立Day1就要做出的選擇。

不過，即便光景不復從前，最先進的模型、背靠的全球市場和資源，以及一級市場更多元的錢，讓硅谷依然是AI創業的耶路撒冷。

5月2日，舊金山一家小會場，擠滿了近200名華人。這場主題為“Build For the NEXT Wave”的AI創業者沙龍，發布不到3天，門票就顯示售罄。

作為主辦方之一，Global AI社區Linkloud的聯合創始人錢覲開告訴《智能涌現》，硅谷的華人創業者，普遍比在國內要松弛很多。他記得，不少在國內焦慮的創業者來到硅谷后，都感嘆：硅谷的創業環境實在太好！

“在硅谷，創業的容錯率很高，一個方向做不出來就迅速pivot（指調整方向），這在硅谷很正常，畢竟現在行業變化節奏太快了。”他總結。

△Palo Alto的Blue Bottle，聚集了不少聊項目的創業者和投資人

以下，是我們在硅谷看到的有關Token焦慮、裁員陰云、出海創業的圖景。Enjoy！

硅谷大廠的焦慮是什么形狀的在Meta，我已經不敢寫文檔了

在硅谷一眾大廠中，Meta常被認為是在AI賽道上還沒有找到自己的位置的那一個。而卷Token使用和激進的裁員也讓焦慮也在員工中蔓延開來。

“同事前幾天還在和我說，以后都不敢寫文檔了。”一位Meta員工對《智能涌現》表示。

硅谷的開放文化正在遭受AI的劇烈沖擊。像Meta、Google這樣的硅谷巨頭，多年以來都實行高度開放的代碼共享機制，不同產品線（如WhatsApp、Messenger）間，員工們都可互相查看和復用代碼變更，這是為了能夠共享好想法，推動業務迅速貼袋。

但Vibe Coding改寫了這一切。

“如果你把想法寫成了共享文檔，被其他員工看到，很可能就被別人拿去讓Agent進行Coding。”上述員工說，一旦做出好產品，提供想法的人就只能獲得design credit，而落地的功勞（execution credit）則屬于做出產品的員工，后者是晉升的更核心依據。

組織調整更加激進

近期，Meta從各個部門強制抽調了超過千名員工，成立新部門——應用人工智能工程部（Applied AI Engineering），主要為如今Meta最炙手可熱的MSL實驗室（Super Intelligence Lab）提供支持，包括開發AI工具、標注數據、建立評測集等。

被抽調的員工基本沒有活水或者更多選擇，這在硅谷的大廠調整中很少見。“在加入這個部門后，很多人就被安排做Label（數據標注）。”上述Meta員工說。

這是因為，高質量數據依然是目前模型訓練的瓶頸，Meta相信，讓內部員工做數據，能夠更好地反哺模型訓練。

與此同時，Meta還發起了模型能力倡議（Model Capability Initiative），強制在美國員工電腦上安裝一款新軟件，收集員工們日常操作電腦的所有操作，作為提升模型能力的數據來源之一。為此，Meta的員工發起了激烈的抗議。

憤怒與焦慮的復雜情緒裹挾著這里的員工：“不知道什么時候自己就被替代了，不如回家先學學修水管吧。”另一位Meta員工對《智能涌現》說。

面向扎克伯格創業

雖然Manus被收購的夢碎了，但在硅谷的華人創業者依然有不小的機會把自己賣給硅谷大廠。

根據Crunchbase的統計，僅Salesforce、OpenAI和Snowflake三家公司，在過去三年中就完成了35起公開收購交易。

其中，Meta是鮮少樂于收購華人AI公司的企業，比如由汪滔（Alexandr Wang）成立的Scale AI，以及由英偉達華人研究員王曉龍成立的具身大腦公司Assured Robot Intelligence，均被Meta收入囊中。

相對的，一名Meta研究員直言對我們表示，Meta“寬松”的收購策略在硅谷一度為人詬病，“近幾年收購的公司，很多成立不到一年，沒有經歷過市場的驗證。”

一名硅谷華人創業者直言：“現在硅谷流行面向扎克伯格創業，因為他買公司不那么挑。”

硅谷式“賽馬”

當我們很自然地想把大廠的焦慮具象化到內部賽馬時，卻意外發現，在2023年前后入職硅谷大廠的員工，大多對“賽馬”這個詞感到陌生和不理解。

在硅谷有一個共識：“賽馬本身造成的資源、人才浪費，可能比失敗帶來的更高。”在圣何塞的一場展會上，Google DeepMind的一名研究員告訴《智能涌現》。

所以，硅谷大廠的慣常做法是，讓最聰明的“大腦”相對自由地探索，再給予最大權限的算力支持——Claude Code、Nano Banana等項目最初都不在公司的戰略規劃內，而是來自某位研究員的突發奇想，但在確定為重要方向后，則給予足夠支持。

不搞內部賽馬，硅谷大廠的競賽機制通常是：與全球SOTA“賽馬”。

長期以來，英偉達都是Meta的主要芯片供應商。但通過自主研發芯片，擺脫對外部算力供應商的依賴，掌握模型訓練和推理的核心環節，一直是Meta的野望。所以，Meta的芯片業務MTIA的目標則定為了“打平英偉達的性能和生態”。

這場外部競賽的最終結果，將交給Meta代號為“Avocado”的模型業務評判，勝者將被采購。“被Avocado采購，是MTIA今年的終極目標。”這名創業者總結。

再比如，在Google內部，DeepMind是唯一被允許可以不限額使用Claude Code、CodeX等競品模型（為保證數據安全，Google采用了本地化部署）的部門——使用頂尖Coding模型提效的同時，一名Google員工告訴我們，DeepMind意在時刻洞悉對手的變化。

一把手工程

DeepMind大樓。

在Mountain View，你很難不被一幢連綿覆蓋液壓太陽能屋頂的巨大玻璃建筑吸引。

一名Google的朋友告訴我們，能在里面辦公的，是兩種人：一是Google董事級別的高層，二是DeepMind的研究員。放在國內，這種辦公模式大概等同于張一鳴常駐Seed辦公。

這種在空間上極度扁平的組織形式意味著：AI，已經成為Google的一把手工程。

在極度開放的Google園區中，這幢樓卻幾近與世隔絕。朋友提到，Google其他業務的辦公樓之間，權限是相通的，員工可以拿工牌刷開任意寫字樓的大門。唯獨DeepMind Office是個例外。

“極致專注，極致Bottom-up”，一名DeepMind研究員如此概括DeepMind的文化。

Token-Maxxing進行到哪一步了越Token-Maxxing，公司就越先進嗎？

在硅谷，大家對Token-Maxxing已經開始祛魅。

Google一名朋友告訴《智能涌現》，自從公司鼓勵非開發者用Antigravity（Google的Coding Agent）做Vibe Coding，部門的代碼量膨脹了3-4倍，但驗收率也下降了30%。

2026年Q1，工程管理軟件公司Jellyfish收集了7548名工程師的數據。他們也發現，Token消耗量最高的工程師，以10倍的Token成本，僅實現了2倍的產能增長。

這意味著，Token-Maxxing提升的僅僅是代碼數量，而不是價值。

AI增加的隱形管理成本，也往往為人忽略。“養了好幾只小龍蝦，小龍蝦之間會打架，誰來管？”一位創業者Sharon已經在不少公司觀察到人和Agent間的沖突：一個Agent改了代碼，另一個Agent不知道，繼續在舊版本上跑；兩個Agent同時優化同一段邏輯，還會輸出互相矛盾。

這種情況下，AI提效的價值還沒看到，卻先變成了一種新的管理負擔。

比起用Token來卷員工，“商人”馬斯克更想把Token賣出真金白銀

而在一眾Token-Maxxing的硅谷頭部大廠中，稍顯特殊的是特斯拉。

幾名硅谷大廠朋友告訴我們，特斯拉和SpaceX內部，對員工的Token用量有嚴格的限制。

至于原因，一位朋友猜測：比起用Token來卷員工，“商人”馬斯克更想把Token賣出真金白銀。

“Stop Hiring Humans”

Artisan AI的廣告牌

一家名為Artisan AI的AI市場營銷公司，自2024年起在灣區投放了大量寫有“Stop Hiring Humans”的廣告牌。

這句略帶警示和挑釁意味的話，在天空中的熱氣球、拉橫幅的直升機、路邊大廣告牌上隨處可見。

但Artisan AI大舉投放的動作很大程度是為了博眼球。Artisan AI CEO Jaspar Carmichael-Jack后續也在博客上承認，這句標語，就是為了引發爭議和討論。

“灣區是一個表演性質很強的地方。”硅谷創業者Ryan評價，“Token-Maxxing、裁員，歸根結底都是大廠們展示先進性的表演。”

同樣在天空飄過的標語，還有：SaaS is Dead（SaaS已死）。

創業者的商機在哪里“我快把簽證辦理干上市了”

什么是硅谷來錢最快的業務？答案之一，一定有H1-B工作簽證辦理。

Base在灣區多年的Neil告訴我，自己面向中國創業者的H1-B工作簽代辦業務，已經排到了2026年底，“還有人加錢，問我能不能插隊加急”。當我問他辦簽證兩年以來，到底賺了多少錢，他故作神秘地告訴我：“我快干上市了。”

在頭部美元基金云集、坐擁斯坦福校園的Palo Alto，年收入達幾百萬美金的Visa Agency比比皆是。當你在Palo Alto最火的拉面店Nagi排隊，轉眼就能看到隔壁Visa Agency的硬廣：Waiting for ramen？What about your visa？

Palo Alto的Visa Agency廣告

蓬勃發展的簽證業務，微妙指向的是局勢的變化：想要來硅谷創業，必須先解決身份問題。

華人面貌的翻轉

數年前，華人在硅谷創業，會面臨一些不宣于口的顧慮——TikTok的前車之鑒下，想要拿到硅谷主流VC的投資，華人身份可能會成為一道坎。

但在大模型競爭已經常態化的當下，無論在OpenAI、Anthropic這樣的明星初創還是巨頭，華人都已經是核心AI團隊中的重要力量——Meta的Super Intelligence Lab的初始11人團隊中，有7位都是華人。

如今在硅谷創業，理想的團隊配置是：華人做技術，美國當地人做銷售。“如果AI公司里沒有華人創業者，硅谷VC很可能會覺得你不行。”一位創業者笑言。

硅谷有自己的增長Vibe

近三個月來，Base在舊金山的海外增長顧問Ying，收到了近10個國內AI應用的Offer，其中不乏估值過5億美金的明星產品。

但她最后都拒絕了，理由是：和創始團隊聊了之后，發現團隊根本不懂硅谷的增長Vibe。

所謂的硅谷增長Vibe，Ying告訴《智能涌現》，是一種很曖昧、很抽象的氣氛，“簡單來講，是讓目標用戶，在Chill的、沒有傾略性的氛圍中，自然而然成為你的用戶”。

她心目中的增長模范生，是伯克利華人輟學生Allen Wang和Eric Liu創立的AI約會軟件Ditto AI。

如果走在斯坦福校園中，你能在樹干、宣傳櫥窗上看到Ditto AI的傳單上醒目地寫著：Get a Date Every Wednesday！這一類似“瘋狂星期四”的標語，很快在學生群體間病毒式傳播。

去年，Ditto AI還在灣區包了一艘游艇，供用戶們約會社交。“包游艇在美國受很歡迎。”Ying提到，“但這是超出很多中國Founder認知的方式，大家也不愿意給預算。”

Turning Token into Dollars

4月末，在一場著名的創業者社區活動中，GenSpark在演講最后大方地給出了Token優惠券：只要掃碼，每個人可以領1000 credit。這已經是如今AI創業公司的常見營銷動作。

但2026年，Token的價格與從前不再同日而語。

一位在Genspark演講現場的參會者向《智能涌現》回憶他當時的第一反應是：“這到底得撒多少錢啊？”。

GenSpark的Token券

“都在講Token，無一例外。”Linkloud CEO錢覲開表示。4月末，他們在舊金山辦的一場活動，就以“Turning Token into Dollars”命名。

熱切討論商業化，同樣是因為Token的價格已經漲到令人吃驚的高位——引領這波Agent浪潮的Anthropic，ARR已飛漲至300億美金，反超了OpenAI。

AI的商業模式創新存在嗎？短期內可能只是舊商業邏輯的回歸

在硅谷，大家今天仍在卷Token，卷誰更AI native，卷誰的組織改造更徹底。但Token燒到這個程度，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被擺在桌子上：這些成本最后要怎么變成錢？

一位在硅谷從事多年線上廣告的華人創業者Sharon告訴《智能涌現》，AI產品的商業化未必會先長出什么新物種，反而很可能先回到廣告這條老路上。

在他看來，無論是ChatGPT還是豆包，這類產品最終都很難繞開廣告，只是眼下還處于克制測試階段，遠沒有全面放量。

“ChatGPT的廣告沒有任何創新。”Sharon說，OpenAI的廣告經過了多種形式的探索，比如用戶聊游戲就推游戲廣告，最后發現根本做不到精準匹配，還是回到了最傳統的競價邏輯：誰出價高，誰上，在答案下方直接增加一個付費廣告位。

但在他看來，所謂AI時代的新商業模式，至少在廣告這件事上，目前只是舊生意換了個新入口。

來自中國的Token，正在灣區百花齊放

把國內模型廠商的Token，以更低價格轉賣給海外客戶，連孫宇晨都在5月推出了中轉站新業務B.AI。

國內Token價格是海外的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而性能差距不到一半。Sharon說，他的公司每月消耗的云和Token并不多，是連年框都沒簽的小客戶，但已經有國內銷售主動來賣國內的Token。

不過，大家如今都對模型的商業化毫無安全感。模型迭代幾乎按月更新，代理商也不敢把錢砸給某一家做核心代理——上個月押注的模型，這個月可能就被新玩家碾過去了。

此前在全球爆火的Seedance2.0，若要獲得企業使用權要與火山引擎簽1000萬元的年框，只有頭部影視公司愿意交這筆費用，但更多人正在觀望。

Ryan告訴我，灣區有一種特有的“陽光抑郁癥”：

每天都是一樣的好天氣，沒有分明的四季，周圍的景色幾乎一成不變，“一旦生活不改變，人就會陷入循環停滯的空虛和恐慌”。

所以，“在灣區，人不能停下來，要主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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