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給阿嬤的情書》隱秘情節：一部電影，講了兩個故事

給《給阿嬤的情書》火了。上映二十多天，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創造的票房奇跡還在持續。據燈塔專業版實時數據，5月24日上午，影片票房突破10億。??

電影感動了很多人。其實，我覺得電影同時講了兩個故事。一個是明面上的故事，人性美好而純粹，充滿現代性，歷史只是那遙遠的背景。

但電影還通過大量的細節，構造出了另一個故事。這個隱藏的故事，充滿了厚重的歷史細節，人也不再純粹，她們有血有肉，有占有、有欲望，也有犧牲和奉獻，充滿了矛盾、抉擇，但卻更彰顯了人性善良、犧牲之偉大。后一個故事，其實才是一個更好的故事。

一個電影，兩個故事，其實是一種常見技巧，就像人民名義，現在網絡的解讀，完全給出了另一個故事。

《給阿嬤的情書》是經過耐心打磨的，電影剛開始不久，收音機就報了兩個新聞。很多人當作了畫外音，但并非如此，這反映了影片細致的考量。

標明時間的作用當然有，萬隆會議的時間，是1955年4月。當時，29個亞非國家在印度尼西亞開了一次會。但歷史事件很多，為什么選萬隆會議呢？一方面，萬隆會議很重要，另一個原因，是萬隆會議期間，中國與印尼簽訂了《關于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這個條約取消華僑雙重國籍，要求選擇保留中國國籍或所在國國籍。

??第二條新聞是，美軍在泰國建立軍事基地。這就是點出了泰國政府當時親美反共，將中國視為安全威脅，雙方處于對立狀態。人員往來并不順暢。

這背后有著當時復雜的地緣、意識形態因素。

20世紀60-70年代，中國向東南亞輸出革命，支持當地武裝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府。這些行為也引發了各國的一些反饋，比如，學漢語就在當地變得敏感。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李光耀說，中國在東南亞國家不斷輸出革命，導致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的關系緊張。他認為，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應該停止輸出革命，以穩定東南亞地區的局勢，并發展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關系。

鄧小平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讓李光耀感到驚訝。他停頓了十幾秒后，反問李光耀：“你要我怎么做？”李光耀建議，中國應該停止馬來西亞和印尼兩國共產黨在華南地區的廣播，以及對東南亞地區游擊隊的支持，以避免引發華僑對中國的反感，進一步惡化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鄧小平微笑著回應：“給我一些時間，我會處理好的。”

1980年，鄧小平停止了電臺廣播，對馬來西亞等國的共產黨采取了其他交往政策。

這兩個新聞，點出了時代的大背景，是木生、淑柔、南枝三人命運背后的那只造化之手。更具體的，這暗示了木生不會回大陸，不能回大陸。

上世紀50年代，廣東、福建兩省建立華僑農場或華僑集體農莊，使歸僑有了安居樂業之所。上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印尼、緬甸等國排華；上世紀70年代，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等國家的排華，大批華僑歸國也都是安置在華僑農場。至此，全國各地華僑農場數量有80余個，分布在廣東、福建、廣西、云南、海南、江西和吉林7個省份，先后共接收安置了歸難僑數十萬人。

華僑在東南亞，多從事工商業、服務業，而那時的中國，沒有工商業，戶籍制度嚴格，當工人是無數人爭搶的機會，華僑回國，面臨無崗可干的局面。華僑被高看，是改革開放后，60、70年代回國，身份上是低人一等的，在后續的運動中，也會受到沖擊。

鄭木生回國，要么去集體農莊，要么只能在家鄉當農民。老婆是地主子女，自己戴著海外關系的帽子，一家5口的生活，和他每個月寄回家50港幣相比，是天壤之別。所以，他回不來，買套800塊的西裝就回鄉，是不可能的，甚至淑柔也不會要她回來。這并非金錢大于情感，而是一家老小的生存選擇。

那么，回不去的人，心態、生活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顯然，再娶，就是一個非常可能發生，而且，在道德上也可以接受的，非常現實的選擇。

根據相關數據，大約40%的已婚男性華僑，都再娶了。這還是整體上的概率，沒區分貧富。賺到錢的人，再娶的可能性會更大。再娶并不等于放棄對淑柔的義務和責任，所以鄭木生會繼續寄錢寄物。

電影給出了太多太多的細節，暗示這一點。

木生和南枝見的第一面，就充滿曖昧味道。導演還借木生的口點明了：看什么看，不怕長針眼。

老年的顛公對小偉說，你爺爺當年搶了南枝。

木生出獄，賺了錢。南枝回到家里，他爸爸對她說，木生怎么搞那么多錢，然后南枝一看，桌子上一口袋錢。這錢都不是直接給南枝的，那么，木生為什么、憑什么要給南枝爸爸錢？

最大的暗示就是孩子。那就是遺腹子。

在南枝祭奠木生的時候，恰好撿到一個孩子。這幾乎都不是暗示，而是明示了。然后，一個未婚黃花大姑娘就收養了這個孩子，終生不嫁。

那個年代，一個未婚的女子，收養一個孩子，會有多大壓力？南枝的爸爸，可以開明到讓南枝選擇意中人——其實，拒絕富家子弟的時候，他爸可能已經接受了木生。但一個潮汕父親，是不可能為了一個撿來的孩子，讓女兒終生不嫁的。

他爸要么立馬把這個孩子送人，那時的泰國，要養個小孩也不會太難，又是男孩，有的是人愿意收養；要么，她爸寧愿第二天就和舅婆結婚，收養這個孩子，讓他當南枝弟弟，也好過讓未婚的女兒收養。

為什么要付出這么大的代價收養這個孩子？用60年后的不婚主義，追求純粹的愛情來解釋，是講不通的。

網上流傳5段刪減的片段，有講顛公誤會木生向南枝表白的，有講淑柔叫木生再娶，木生很生氣的。如果把這五段都放上去，第二個故事的空間就大大縮小了。但這五段都被刪減掉了，給第二個故事留下了空間。這是一部在細節上考量非常細的電影，任何刪減都有其目的。

豆瓣上有人說，這部電影里，三個人都幾乎是“神性”的。這話對淑柔和木生未必成立。淑柔是等待和原諒，不過，她也一直在收到各種金錢和物資。這對生死匱乏中的人而言，是可以替代親情的。對于木生，他多次不顧生命危險，仗義出手，但這可以是情急之下的個人性格反應。

但南枝幾乎是神了：收養孤兒，終身不嫁，替死去的木生寫信寄錢，長期供養另一個女人和她的孩子。她身上幾乎看不見個人欲望、嫉妒、怨氣、疲憊、動搖。

如果要說淑柔與南枝是之間女性的惺惺相惜，一定要一個足夠強的情感紐帶。南枝是木生的好朋友，這個關系，并不足以構成這樣的紐帶。有人說，因為木生救過南枝的爸爸。但木生只損失了錢，算上入獄兩年，并不值得南枝一生去回報。

文化和觀念是人行為的支撐，但這也意味著，人的行為，只能被她所在的時代的文化所解釋，用當下girls helps girls的文化，去強行解釋一個60年前的潮汕女人的行為，是支撐不了南枝的行為的。就像不能用現在觀念去說，淑柔和木生私奔的時候，才15歲，木生是一個強奸犯。

但是，如果把暗示的一面串聯起來，一切就都講得通了。和淑柔同為一家人的情感，對木生的責任，文化中所施加的觀念義務，是可以解釋的南枝在木生死亡之后，繼續承擔木生的責任的。這是一個60年前的潮汕女人會做出的選擇，雖然這令今天的很多人感到不舒服。

這里面當然有作為二房的委屈，但這種沖突，反而更加凸顯南枝的善良。

或許有人會認為，南枝在泰國，養大陸農村的一家人很容易，其實并不是這樣。泰國經濟是到80年代后期才起飛的。60、70年代，泰國并不比大陸富多少。

當然，解讀這個圖，還要考慮GDP的農業、輕重工業構成、收入在GDP的比例、農村和城市的分配不均。考慮到這些因素，南枝和淑柔的實際收入水平的差距還會擴大。但無論如何，南枝并不是省餐館吃一頓飯，就能養淑柔一家一個月。

在南枝選擇繼續隱瞞這件事上，電影也在細節處做了加強，用細節推動了南枝的選擇。

為什么木生死于1960年，而不是1958年或者1962年，這完全不影響劇情？為什么偏偏是1960年？

1960年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1959-1961年三年，中國經歷了三年饑荒。1960居中，消息逐漸擴散，南枝對大陸的情況，不會完全不了解。寄給淑柔的錢款、物資，可以說是三個孩子的生命所系。這個錢款，在1958年或者1963年斷掉，和在1960年，斷掉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個細節，在道義上做了加強，推動南枝的選擇，人性往善的一面發展。

謊言一旦開始，就會自動延續下去。開始難，延續易、結束難。為什么到了1978年結束？一來因為木生的孩子長大了，不需要接濟了，二來有可能相互來往，謊言無法持續了。

有人說為什么不能是純粹的友誼呢？的確有可能。但如果南枝僅僅是為了感恩，僅僅是出于善良，養兩家人：一個撿來的孩子，木生大陸一家。那么，這種純粹的善良雖然非常美好，但和養一群孤兒沒有任何區別。

這在道德上拔高了南枝，在人性上卻削弱了沖突，反而降低了南枝克服人性灰暗一面之后再做出犧牲的偉大。另一邊，淑儀對南枝，多年后見面，也只能有對施舍的感恩。

戲劇的生命力正在于人性軟弱和偉大之間的矛盾、沖突。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沖突之下的選擇，才是好電影的根基。純粹的施恩與感恩，電影就沒了人性復雜的沖突和張力。但實際上，當兩個女性跨越多年見面后，是怨念散盡之后的感激、理解、寬容、和解。

淑柔知道木生60年就死了，第一句話就是謝南枝她帶這么多孩子得多辛苦啊。同樣的南枝也能體會到淑柔的不容易。

最后的見面，見卻等于不見，因為已經無法有效交流，但卻又勝過交流。導演在這里既是留白，又避過了那些尷尬，用“咸肉好不好吃”，“我再寄一些”，將兩人的情感推回到過去。

如果說這部電影能帶來什么啟發的話，那就是時代浪潮下的普通人，雖然渺小，但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同樣的，我們今天也應該超越所謂的性別視角，去看到這部電影。這才能真正的看到南枝這個角色的人性光輝，而不是僅僅把她當作所謂性別主義的注腳。

導演當然知道電影需要沖突，但他也知道電影所面臨的輿論環境，所以，他精心編織，而我們就看到了這樣一種結構：一個明面的故事，再用大量細節隱述另一個故事。

不出導演所料，這部電影以女性主義得到了贊譽。但這實際上是一步歌頌人性善良和犧牲的故事。如果真的講出另一個故事，電影會更好，票房可能會更高，當然，爭議也會更大，風險也會更大。所以，兩個故事的分離，反映了中國電影創作、電影市場所面臨的那些桎梏。

劉 遠 舉

央視網、第一財經、光明日報、騰訊大家、南方周末、新京報、南方都市報、FT中文網、澎湃等特約作家，多家智庫研究員。

關注財經、科技、時政，以深度、專業、理性的態度，去掘現象背后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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