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生育：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生育質量分化

本文原標題為《不平等的生育：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生育質量分化》，刊發于《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2期，歡迎轉發與轉載！轉載請注明來源！

作者：石智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健康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璋，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要

人們從出生的那一刻起便面臨的種種難以彌補的系統性差距可被界定為生育不平等。通過分析武漢出生隊列追蹤調查數據，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生育質量間的邏輯關系在理論與實證兩個層面得以論證。研究發現，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越高，新生兒的生理性和功能性特征得分都顯著更高，即其生育質量越好。機制分析表明，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成員有更高的健康素養和健康水平，會有意識地通過采取備孕優生措施以及提供優質生育、養育條件來提升孩子的生育質量。此外，當孩子數量增加時，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生育質量顯著降低，但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生育質量不會受到顯著影響，即生育不平等會隨孩子數量增多而進一步擴大。

【關鍵詞】

生育不平等；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生育質量；三孩政策；代際傳遞

一、問題的提出

生命最初的質量對人的一生有著持久、穩定的影響。詹姆斯·赫克曼的投資回報理論指出，在相同條件下，對生命早期的人力資本投資能帶來最高的回報率，且這一回報率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降低。埃克斯利在《撕裂的公平：社會流動性以及孩子們的前景》一書中也強調，如果母親在孕前曾經歷饑荒和營養不良，子女成年后肥胖的風險顯著上升，這種影響甚至可能延續到孫輩。可見，人與人之間的發展差距，早在出生以前就已經開始累積，但現有研究較少關注生命早期的差距和不平等。據估算，中國出生缺陷的總發生率約為5.6%，即每20個新生兒中至少有1個缺陷兒。此外，早產兒、低體重兒和孤獨癥兒童等非器質性缺陷新生兒的數量也相當可觀，這些早期的不利條件將對他們的一生產生持久的負面影響。因此，在探討社會不平等問題時，有必要追溯不平等的起點，探討生命早期的生育質量是否會因家庭社會經濟因素的不同而存在顯著差距。

疾病根本致因理論將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疾病和死亡聯系起來，認為人們的社會地位、所屬階層和社會關系等是造成疾病以及健康不平等的根本原因。這一理論推動了健康不平等研究的發展。事實上，人們從出生起就面臨著各種難以逾越的鴻溝，這些鴻溝不僅植根于基因和遺傳等生理因素，還深受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在醫學和心理學領域，學者們研究了社會經濟地位與腦發育、認知和社會情感之間的關系，發現出生于中、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孩子在神經、語言系統發育上表現得更好，他們的認知能力與社交能力明顯強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孩子。同時，通過近紅外光譜測量技術，研究者們也發現出生于中、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孩子們的大腦外側前額葉可以更快速地被激活，他們的大腦前額葉功能更強；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孩子的大腦中的海馬體、杏仁體與腦白質的體積較小，這可能與他們較差的記憶力、認知能力與學業表現有關。然而，在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不平等的研究中，學者們更多地聚焦于生命歷程開始之后，考察財富、權力、地位等社會經濟因素對人們收入、健康的影響，關注過程或結果層面的健康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卻忽視了由父母所決定的生育質量的分化問題，即生育不平等。

基于武漢出生隊列追蹤調查數據，可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闡釋社會經濟地位與生育質量的邏輯關系，論證生育不平等這一學術命題。沿著貝克爾的“質量-數量”替代理論和“生命早期1000天”理論，生育不平等指的是由社會不平等驅動的不同家庭生育質量的整體性分化。以基于嬰幼兒生命早期生長發育狀況構建的生育質量綜合評價體系，對生育不平等進行實證檢驗的研究結果表明，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家庭，其生育質量越好，新生兒的生理性和功能性特征得分都顯著更高。機制分析發現，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成員擁有更高的健康素養和健康水平，會有意識地通過采取備孕優生措施以及創造優質生育、養育條件提升孩子的生育質量。在三孩政策下，居民生育數量的增加又會如何影響生育不平等？研究發現，當孩子數量增加時，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生育質量差距會顯著擴大。由此而言，生育支持政策不能僅著眼于對生育數量的激勵，也要關注下一代生育質量的提升，尤其是為貧困、弱勢家庭創造條件，使其生育質量得到基本保障。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說

（一）生育不平等的文獻梳理

隨著“三孩政策”擴大了人們的生育選擇空間，生育不平等逐漸顯現。對個體來說，生育、培養孩子意味著生命的延續，甚至是一生的價值追求。對社會而言，生育意味著人口、勞動力的再生產，是維持一個國家最核心競爭力的必要條件。因而，生育不平等不僅事關個人及其家庭，也關乎國家，對此議題的研究十分必要。盡管目前直接與此相關的研究不多，學界也沒有系統地提出生育不平等理論概念，但沿著生育行為發生的時間軸，相關的既有研究可以分為三個方面。

一是作為生育前提的婚姻不平等。這一不平等主要表現為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在組建家庭時更加困難，婚姻穩定性也更差。愛德華·亞歷山大·韋斯特馬克在《人類婚姻簡史》中提及，貧窮的男人尋找配偶會更加困難，尤其在男性多于女性的社會中。古德在討論經濟地位與離婚率間的關系時提出，經濟因素會給婚姻制造困難，下層社會家庭的夫妻離婚發生率明顯高于上層社會家庭。二是生育過程與生育數量不平等。生育數量不平等是在成本約束下，由不同群體間獲取社會資源以及抗生育風險能力的差異引致的。在我國當前階段，這一不平等主要表現為高社會經濟地位群體更愿意、也更有能力多生孩子。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父母要為孩子提供持續性支持直到其建房、完婚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因此，對父母而言，每多生一個孩子，不僅意味著一筆彈性很低的長期的大額支出，還意味著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被孩子占用。同時，生育的痛苦、臨盆的風險都是女性在生育過程中必然的付出，即生育孩子還會影響母親的身體健康狀況。三是作為生育結果的子代健康不平等。現有研究普遍認為，與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相比，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孩子健康狀況較差，解釋路徑主要有三條：一是學歷高的父母有更強的學習能力、擁有更多的健康知識，對現代醫療方式的接受程度也更高；二是高收入、多財富的父母有更多的經濟資源，當孩子面臨疾病等健康沖擊時，能夠及時提供優質的治療與保健；三是高職業地位的父母享有健全的社會保障，給予孩子多樣的健康服務與支持。

現有研究提供了有益參考，但仍存在三點不足：第一，大多數學者關注社會經濟地位與婚姻、生育數量之間的關系，與生育質量相關的文獻很少，尤其缺乏基于生育質量的生育不平等理論構建。第二，有關生育不平等的研究大多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基于我國的研究不多。然而，生育問題的復雜性使生育不平等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都可能呈現不同的特征。第三，以往研究更多體現為一種相關關系，通過長時序數據的描述分析或簡單線性模型展開研究，少有研究對模型存在的內生性、選擇性問題進行科學處理。

（二）基于生育質量的生育不平等

要研究基于生育質量的生育不平等，首先需要對生育質量進行科學界定。現有研究中，與生育質量相近的概念有兩類：一是出生缺陷，指的是個體在出生時所表現出的先天性結構異常或功能性障礙，染色體異常、神經管缺陷、先天性疾病等屬于典型的出生缺陷。二是出生結果，主要是在嬰幼兒出生時刻記錄下的體重、身長、孕周等。出生缺陷強調的是病理性特征，出生結果強調出生時的客觀指標，二者都不足以反映生育質量的豐富內涵。具言之，作為即時性指標，二者都忽視了新生兒階段個體狀況的長期影響，且無法反映嬰幼兒生命早期的發育進程。

“生命早期1000天”理論認為，從母親懷孕開始到嬰幼兒2歲左右是其大腦、神經等機體組織發育的關鍵時期，新生兒的體格生長及后續表現出的運動、認知、情緒、語言等各方面功能均高度依賴于這一階段的發育。因此，綜合測度嬰幼兒的生育質量既要考慮其在出生時的生理狀況，也要評估其在出生后一段時間內顯現出的運動、語言、社交情緒等功能性特征。具體而言，基于個體生長發育的特征規律，可從生理性特征和功能性特征兩方面構建生育質量。生理性特征主要指嬰幼兒出生時的生理狀況，如出生體重、孕周、出生缺陷等。這些生理狀況是嬰幼兒健康成長的基礎，是衡量生育質量的基礎性指標。功能性特征是嬰幼兒在生命歷程最初幾年逐漸表現出來的運動、語言、情緒等能力特征。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功能性特征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先天決定的，然而，由于成長發育的客觀規律，大多數功能性特征在出生時尚未顯現，只有在早期成長發育過程中才能對其開展評估。

當財富、聲望、地位不平等時，不同家庭的生育質量會受到極大影響。故生育不平等可被界定為社會不平等驅動下的，掌握不同社會優勢（財富、權力或地位）和社會資源群體的生育質量之間的結構性差距。主要表現為，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生育質量更高，其子女在生命早期就領先于其他家庭的孩子。從其概念內涵看，生育不平等可被理解為生命歷程起點的機會不平等。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孩子因他們在出生之前的“環境”優勢而獲得了生育質量優勢，在人生的起跑線上比其他孩子搶先一步。同時，生育不平等與生命歷程后續的機會不平等、教育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相互承接。如果個體在出生時就存在某一類先天劣勢，該劣勢會在生命歷程中循環累積，不斷拉大其與同齡人之間的發展差距。對個體而言，任何人都無法決定自己的出身和出生狀況，故生育不平等是不可控的，且生育不平等一旦產生，個體幾乎沒有機會通過主觀能動渠道縮小這一差距。由此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1：生育不平等表現為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生育質量更高。

新生兒生育質量的差距體現為不平等在兩代人之間的繼承和傳遞，根源是社會資源在不同家庭間的分配不均。基于布爾迪厄“文化資本”的理念，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可將各種社會經濟資源轉化為子女的生育質量優勢。這里的資源并不僅僅是父母所擁有的經濟資源，還包括父母對生育的態度、認識和行為方式。沿著新生兒“孕育—養育”的時間軸，生育不平等主要有以下形成機制：第一，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健康素養確保個體孕前健康水平更高。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健康知識更為豐富，個體更可能擁有良好的健康習慣并采取定期體檢等手段進行健康管理，在孕前可能擁有更高的健康水平。第二，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優生、備孕措施更加充分。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有更強的優生優育意識和經濟負擔能力，會主動采取更科學的備孕措施。個體在懷孕前會進行孕前咨詢、孕前醫學檢查，能夠提前發現潛在的生殖系統疾病、遺傳疾病。備孕個體會及時改正不良生活習慣、適量鍛煉、補充營養，這與優孕優生、生育質量關聯緊密。第三，高社會經濟地位女性享有更有力的社會支持。我國的產假、育兒假、生育津貼等緩解女性“工作-家庭”沖突的政策與職業掛鉤，政策主要保障正規就業的女性群體，低社會經濟地位女性往往從事非正規就業或靈活就業，難以享受這類政策帶來的福利。而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女性享有社會支持的差異，以及懷孕、生育導致失業風險的差異等，都會影響其在懷孕、生育過程中的心理和行為，進而導致生育質量的分化。第四，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養育照護條件更好。新生兒出生后接受的養育照護對其功能性特征的形成也發揮一定作用。具體而言，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養育照護條件優勢可能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充足的營養，尤其是0—6月齡時的純母乳喂養。二是交流與玩耍，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能提供更多種類玩具、游戲，管教方式可能也更科學。三是早期學習機會，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有資源能讓孩子參與專業的早教活動，為其身心發育提供指導。由此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2a：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健康素養與孕前健康水平更高。

假說2b：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備孕、優生措施更加充分。

假說2c：高社會經濟地位女性享有更有力的社會支持。

假說2d：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養育照護條件更好。

（三）“三孩政策”下生育數量與生育不平等的擴大

貝克爾和劉易斯提出“質量-數量”替代假說，認為生育數量和質量之間存在一種替代關系，人們會根據自身偏好在數量和質量之間權衡選擇。隨著生育數量的增加，孩子的整體素質和質量會降低，因此，更偏好于孩子質量的父母會主動地減少生育數量。“質量-數量”替代的核心機制是布萊克的資源稀釋理論。該理論認為，家庭擁有的資源數量是一定的，孩子數量越多，每個孩子能夠分配的資源份額就會越小，不利于孩子發展。現有文獻主要關注“質量-數量”間的替代關系，但忽略了不同家庭占有社會資源的差異很可能導致生育多孩時的不同結果。自生育政策調整以來，我國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占比由政策調整前的35%左右提高到近年的55%以上。那么，當生育數量增加時，不同家庭間的生育不平等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在固有的社會不平等格局下，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加，生育不平等將進一步擴大。社會經濟地位不同的家庭所占有的社會資源存在很大差別，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家庭生育更多孩子時，也有能力為孩子提供優渥的養育環境，可以保障每個孩子都能獲得充足的資源。而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或是較為貧困的家庭中，資源本身相對缺乏，當生育孩子較多時，每個孩子能分得的資源便會大幅減少。可見，盡管資源稀釋效應在哪一個社會地位的家庭都會存在，但由于其所掌握社會資源的巨大差異，生育的“質量-數量”替代彈性并不相同。孩子數量增加主要影響的是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生育質量，而對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影響很小。

從不同資源類型來看，隨著孩子數量增加，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主要受到以下三個方面的影響：首先，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能為每一個孩子提供的經濟投入減少。近年來，生育成本不斷抬升，經濟花費很高，年輕一代的父母戲稱他們年幼的孩子為“四腳吞金獸”。受限于有限的經濟資源，當生育數量增加時，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只能降低在每個孩子身上的經濟投入。其次，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中的母親的“工作-家庭”沖突更為劇烈。對母親來說，生育不僅意味著懷孕、分娩對自身健康的沖擊，還意味著之后的長期撫養壓力和生育帶來的勞動力市場歧視。孩子數量越多，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中的母親越難兼顧生育、養育與工作，時間和精力被嚴重擠壓。與之相比，高社會經濟地位母親不僅可享受產假、育兒假、生育津貼等社會福利支持，還可通過聘請保姆、育兒嫂等手段緩解孩子增加帶來的工作家庭沖突。最后，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氛圍和關系變差。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隨著經濟和家務負擔的加重，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很容易陷入一種壓力大、焦慮的生活狀態，導致家庭矛盾和沖突發生的概率很高。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說3a：隨著孩子數量增加，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生育質量不會發生顯著變化。

假說3b：隨著孩子數量增加，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生育質量顯著降低。

三、研究設計與數據來源

（一）調研與數據

為加深對三孩政策下生育不平等的認識與思考，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口與健康研究中心組織實施了武漢出生隊列追蹤調查（Wuhan Birth Cohort Studies，WBCS）。截至2025年，WBCS已經完成1次基期調查和1次追訪調查。第1期調查開展于2020年，重點記錄孩子剛出生時的生理性指標。第2期調查開展于2021年7月—2022年8月，在孩子的“生命前1000天”以內，與基層社區協同配合開展入戶調查。調查全程使用計算機輔助面訪系統（CAPI），并組建專門的質控小組，在調研進行時、完成后開展多輪質量控制。調查按分層、多階段、等比例的抽樣方法，在武漢市14個區（含功能區）中先隨機抽取280個社區，再在社區中等比例隨機抽取家庭開展調查。在剔除研究中所需變量缺失的樣本后，最終獲得有效樣本量2273例。調查問卷采用了大量國際前沿的成熟量表，如年齡與發育進程問卷（ASQ3；ASQ-SE2）、養育環境量表（FCI）、養育效能量表（C-PSOC）等十余項。家庭問卷包括嬰幼兒信息、母親信息、父親信息、祖輩信息、家庭信息五個模塊。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嬰幼兒早期發育、家庭養育情況，以及家庭核心成員的健康、教育、職業、遷移、生育等個體信息，幾乎涵蓋了個體和家庭發展的所有內容。

（二）變量測度

1.生育質量。生育質量指標體系的建構參考了石智雷和滕聰波的研究（見表1）。該指標體系包含了生理性特征和功能性特征兩個維度：（1）生理性特征包括出生體重、分娩孕周、1分鐘內阿氏評分、出生缺陷等最能直接評估新生兒出生時健康狀況的指標。（2）功能性特征包括三個維度：一是基本發育體征，以Z評分、嬰幼兒睡眠情況衡量；二是運動、語言等能力發育，使用年齡與發育進程問卷（ASQ3篩查量表）來測度；三是社交-情緒發育，以社交-情緒（ASQ：SE2篩查量表）來測度。根據數據結構的特點，可使用基于實數編碼加速遺傳算法的投影尋蹤評價模型進行指數測算。

2.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有關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一直是社會分層領域的主流話題，相關文獻很多。其中，布勞和鄧肯使用教育和收入擬合而成的一個指標，基本上與人們對社會經濟地位或職業聲望的主觀評價相一致，這一指標已經被廣泛用于研究中。同時，一些學者指出，自評社會經濟地位作為個人對自己的總體性評價，能夠較好地反映出個人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與教育、收入、職業、健康等社會經濟因素表現出顯著相關性。基于此，可綜合考慮教育、收入和主觀社會經濟地位構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綜合指數。合成方式同樣采用投影尋蹤模型，與生育質量指數的測度保持一致。

（三）模型構建與描述性統計

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分別對應假設1和假設2構建了兩組模型。第一組模型被用于研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生育質量的影響，以驗證基于生育質量的生育不平等假說：

其中， 代表新生兒的生育質量指數，或是生理性特征、功能性特征的分維度指數； 為核心解釋變量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為一系列控制變量； 為城區固定效應； 為調查期固定效應； 為模型中的隨機干擾項。回歸中，模型使用社區層面的聚類標準誤。基于兒童特征、父母特征、家庭特征、社區特征等，孩子性別、母親生育年齡、父母健康狀況、父親陪伴、父母遷移經歷、祖輩同住、家庭社交網絡、社區環境等被選為控制變量。具體的控制變量與描述性分析如 表2 所示。

盡管基準回歸充分控制了個體、家庭、社區特征及城區、調查期固定效應，但其仍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導致估計結果有偏差。為得到一致的估計結果，需要尋找合適的工具變量及使用IV-2SLS模型克服模型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借鑒陽義南和連玉君的研究，將孩子祖輩社會經濟地位作為其父輩社會經濟地位的工具變量，具體而言，以學歷在高中及以上的人數作為祖輩社會經濟地位的測度指標。

第二組模型用以驗證三孩政策下生育質量的社會分化假說，即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加，不同家庭間的生育不平等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基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綜合指數的中位數，樣本被區分為高社會經濟地位和低社會經濟地位兩組。如果隨著孩子數量增加，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生育質量差距不斷擴大，這一假說得以驗證。具體而言，構建以下模型進行分組回歸。

該模型的核心解釋變量為 Child Quanlityi ，即孩子數量。模型其他控制變量與固定效應設置均與上一模型一致。此外，為排除內生性的干擾，選擇一孩性別和父母兄弟姐妹數作為孩子數量的工具變量。這組工具變量的合理性在于：第一，在性別偏好的影響下，一孩性別與父母再生育決策密切相關，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隨機變量，對新生兒生育質量不存在直接影響，也與其他隨機干擾項不顯著相關，滿足工具變量外生性要求 。第二，生育觀念存在一種代際傳遞關系，兄弟姐妹數量越多，個體的生育意愿越高 ，滿足相關性假定。同時，兄弟姐妹數量是客觀的原生家庭特征，與新生兒生育質量不直接相關，符合外生性的基本要求。

四、基于生育質量的生育不平等：回歸結果

（一）社會經濟地位對生育質量的影響

表3匯報了工具變量模型（IV-2SLS）的估計結果，呈現的是社會經濟地位對生育質量的影響。模型的核心解釋變量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在模型（1）、模型（2）、模型（3）中使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綜合指數進行衡量，在模型（4）、模型（5）、模型（6）中使用父母的最高受教育年限進行衡量。

在解決內生性問題，并控制住父母、家庭、社區等多層次特征與城區、調查年份雙向固定效應后，估計結果表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孩子的生育質量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從表3模型（1）、模型（4）可以看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綜合指數每上升1個標準差，孩子生育質量得分上升0.8535個標準差。從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看，受教育年限每上升1年，孩子生育質量得分上升0.0505分，占生育質量得分標準差的13.44%。可見，不論在經濟意義還是統計意義上，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生育質量的影響都是顯著的。

將生育質量進一步分解后發現，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孩子的生理性特征與功能性特征維度得分都越高。從表3模型（2）—（6）可以看出，不論采取哪一種測度方式，估計系數都顯著為正。同時，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功能性特征的影響略微大于對生理性特征的影響。從系數估計結果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綜合指數每上升1個標準差，孩子功能性特征得分上升0.6487個標準差，略高于生理性特征的0.6032個標準差。可能的原因是，與生理性特征相比，功能性特征的良好發育更依賴于科學營養、孕育理念和養育環境，其對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變動更為敏感。

圖1展示了不同社會經濟地位水平下，孩子生育質量預測值的分布情況。從圖1可以看出，隨著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孩子的生育質量逐漸上升。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孩子的生育質量預測均值為3.7697，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孩子僅為3.0951，前者比后者高出21.80%。此外，在中高社會經濟地位以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每增加一個等級，孩子生育質量預測值都有比較明顯的上升。而中高社會經濟地位和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孩子生育質量預測值非常接近，僅相差0.0355。可見，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生育質量存在系統性差異，呈現明顯的不平等特征。與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相比，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孩子有更高的生育質量，生理性特征和功能性特征表現都更好，理論部分的假說1得以驗證。

（二）穩健性檢驗

為了獲得更加穩健的結果，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并沿用前文中的工具變量回歸設計。

1.將生育年齡限制在更小范圍。隨著母親年齡的增大，孕育孩子的機能逐漸衰弱，出現出生缺陷的概率大幅提升。盡管基準模型已經控制了生育年齡因素，但為了進一步排除生育年齡對研究結果的干擾，以高齡產婦的年齡標準為界，僅保留35歲以下的樣本再次進行回歸。結果仍然是穩健的。

2.剔除孩子有先天性問題的樣本。如果孩子有染色體疾病、心臟病等先天性問題，那么其生育質量將大概率處于極低水平，可能對估計結果產生較大影響。為驗證結論是否為少數特殊樣本帶來的影響，在剔除這些存在先天性問題的樣本后再次進行回歸。估計結果與基準結果高度一致，驗證了結果的穩健性。

3.限定孩子的父母都是初婚。調研發現，現實中的婚姻狀況非常復雜，孩子母親有112例樣本不是初婚，孩子父親有118例不是初婚。其中，大多數屬于再婚的重組家庭，母親再婚的有95例，父親有105例。那么他們的孩子有可能不是與當前伴侶而是與前妻或前夫所生。為排除這種較為特殊的家庭結構帶來的影響，僅保留孩子的父親、母親都處于初婚的樣本再次進行回歸。回歸結果仍然是穩健的。

4.使用Kinky Least Squares （KLS）模型估計。KLS模型不依賴于尋找工具變量進行模型的內生性處理，而是基于內生變量和誤差項相關系數的區間假設進行參數估計和統計推斷。參考梁若冰和謝騏宇的設定，假設KLS模型的內生性相關程度的范圍為（-0.75，0.75），并分別在內生相關性系數取值為-0.2、-0.4、-0.6時輸出估計結果。回歸結果表明，不論如何調整內生相關性系數，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都對生育質量存在顯著正向影響。

（三）生育不平等的形成機制

前文的實證結果證明了基于生育質量的生育不平等假說，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生育質量更高，表現為嬰幼兒的生理性特征和功能性特征都更好。該部分將進一步實證檢驗這種基于生育質量的生育不平等形成機制，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和假說，沿著新生兒“孕育-養育”的時間軸進行機制討論。

1.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健康素養與孕前健康水平更高。從是否定期接受健康體檢，洗手、公筷使用等健康習慣衡量家庭健康素養，使用孕前是否超重衡量孕前健康水平，分析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素養和孕前健康水平的影響。從表4模型（1）—（4）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健康素養越高。具體而言，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定期體檢的概率顯著更高，洗手、公筷使用等健康習慣顯著更好。同時，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女性孕前健康狀況更好，孕前超重的發生概率顯著更低。

2.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備孕、優生措施更加充分。從是否接受孕前專業咨詢，是否進行孕前優生優育檢查，是否改變不良生活習慣，是否進行適當運動鍛煉四個方面反映父母的備孕措施。從表4模型（5）—（8）估計結果看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在懷孕前科學備孕的概率越高。具體而言，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更可能主動地尋求孕前專業咨詢，并進行孕前醫學檢查。同時，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父母有更強的備孕意識，會在懷孕前有計劃地改變吸煙、酗酒等不良生活方式，進行適當的運動鍛煉。

3.高社會經濟地位女性享有更有力的社會支持。從是否有生育保險、生育保險總報銷金額、是否有產假三個方面衡量社會支持力度。從表4模型（9）—（11）可以看出，高社會經濟地位女性生育時受到社會經濟支持更大，表現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越高，有生育保險的概率越高，從懷孕到分娩生育保險報銷的總金額明顯更多。同時，在生育的時間支持上，高社會經濟地位女性擁有產假的概率明顯更高，有更充足的時間和精力恢復身體，照養新生兒。在社會強有力的生育支持下，高社會經濟地位女性能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在備孕期、孕期不會面臨失業風險，產檢、分娩費用可以從生育保險報銷，分娩后也可以按規定休產假。

4.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養育照護條件更好。從科學母乳喂養、玩具與游戲種類、管教方式和早教獲得四個層面衡量家庭養育照護條件。從表4模型（12）—（16）看出，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嬰幼兒養育照護條件更好，科學母乳喂養的概率更高，擁有更多種類的玩具和親子游戲方式，曾參與過專業早教活動的概率越大。可見，與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相比，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在嬰幼兒養育照護的各個方面都有顯著的優勢，進一步擴大了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生育質量的差距。

五、進一步討論：三孩政策下生育數量與生育不平等的擴大

伴隨著三孩政策對生育選擇空間的擴大，很多家庭正在計劃或已經完成二孩與三孩生育。前文的理論分析發現，在三孩政策下，社會經濟地位不同的家庭的生育質量可能存在著一種社會分化效應。隨著生育數量增多，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生育質量的差距逐漸擴大。

為驗證這一理論假說，以孩子數量為核心解釋變量，以生育質量為被解釋變量，基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的中位數進行分組回歸。為排除模型中潛在的內生性，選用父母兄弟姐妹數量和一孩性別作為工具變量。這里的模型構建同樣引入了與前文模型一致的控制變量和固定效應。回歸結果表明，孩子數量增加會導致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生育質量得分顯著降低，但對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不存在顯著影響。進一步將生育質量分解后發現，孩子數量增加對功能性特征的影響更大。每多生育一個孩子，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功能性特征指數顯著降低0.1239分，占標準差的38.51%。孩子數量對生理性特征的影響系數也為負向，但在統計意義上并不顯著。

為進一步佐證該觀點，圖2繪制了隨著孩子數量增加，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生育質量預測值的變動趨勢。由圖可知，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加，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生育質量預測值的差距呈現明顯擴大趨勢。在一孩家庭中，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生育質量非常接近。在二孩家庭中，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生育質量已經明顯高于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而在孩子數量為三個及以上的家庭中，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間生育質量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基于理論分析，可以從資源稀釋的視角闡述孩子數量增加導致的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生育質量的進一步分化。而對其進行的實證檢驗也證明了這一理論分析（結果見表5）。第一，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經濟投入隨孩子增加顯著降低。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孩子數量每增加一個，對樣本嬰幼兒的投入就要減少44.46%，而孩子數量對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不存在顯著的影響。可見，盡管中國的父母都非常重視對下一代的培養，但在高昂的生育成本與有限的經濟資源約束下，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不得不減少對每個孩子的經濟投入，導致生育質量差距進一步擴大。第二，低社會經濟地位母親的“工作-家庭”沖突隨孩子數量增加顯著變大。孩子數量每增加1個，母親的“工作-家庭”沖突得分增加5.5738分，占標準差的92.82%。但孩子數量對高社會經濟地位母親的影響并不顯著。第三，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家庭關系隨孩子數量增加變差。每多生育一個孩子，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家庭關系得分顯著降低3.0931分，占標準差的94.14%。孩子數量增加會通過破壞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的家庭關系間接擴大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生育質量差距。

六、研究結論

社會經濟地位與生育質量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系？基于武漢出生隊列追蹤調查數據（WBCS），在處理了模型內生性問題，充分考慮婚姻狀況、孩子健康等一系列潛在干擾因素的基礎上，識別了社會經濟地位與生育質量間的因果關系，并關注這種關系在三孩政策下如何導致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生育質量的分化。研究結果表明，社會經濟地位對生育質量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即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家庭，生育質量越好，生理性和功能性特征得分都顯著更高，這被界定為生育不平等。根據預測值估計，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生育質量分化程度明顯。在95%的置信區間下，高社會經濟地位群體生育質量的下限比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生育質量的上限還要高。與以往文獻不同，研究發現進一步拓展了不平等的代際傳遞機制，深化論證了基于生育質量的生育不平等，即從一個人出生時的生長發育狀況開始，就在不同社會經濟地位間存在整體性的分化。

沿著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念，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在生育方面的態度、認識和行為方式是生育質量分化關鍵因素。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有更高的健康素養和健康水平，會有意識地通過采取備孕優生措施，提供優質生育、養育條件來提升孩子的生育質量。實證結果表明，在孕前階段，高社會經濟地位父母主動采取孕前咨詢、孕前檢查的概率更高，也會有計劃地改正不良生活習慣和規律鍛煉來改善身體狀態；在孕后及養育階段，高社會經濟地位父母能夠提供更好的養育、早教條件。同時，生育保險、產假等社會支持給予高社會經濟地位女性更多的經濟資源和時間資源去平衡生育和個人事業的關系。而從事非正規就業、靈活就業的低社會經濟地位女性不僅難以享受生育支持帶來的福利，還很可能會由于生育面臨就業歧視甚至失業。可見，社會經濟地位對生育質量的影響不僅僅局限在經濟層面，而是全方位的。即使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擁有更多的財富，由于文化資本的缺失，他們也缺乏將經濟資源轉化為子女生育質量優勢的能力、渠道和動力。

那么，在三孩政策下，生育數量的增加如何影響生育不平等？研究發現，當孩子數量增多時，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間的生育不平等逐漸擴大。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加，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生育質量顯著下降，但對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沒有顯著影響。可見，我國的生育支持政策不能僅僅著眼于對生育數量的激勵，也要關注和加強不同家庭間尤其是貧困弱勢群體多孩生育時生育質量的基本保障。

在經典理論中，布爾迪厄認為教育是不平等再生產的主要機制和關鍵場域，而從個體生命歷程起點開始就已經存在一種生育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來自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所掌握資源的差異，表現為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新生兒生育質量明顯優于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隨著生命歷程的推進，生育不平等可能進一步轉化為教育、收入、健康等方面的不平等。可見，現實并不像羅默所設想的“機會平等”狀態，即個體成就僅取決于其努力，而非其所處的不可控環境。恰恰相反，作為生命歷程的起點，生育不平等幾乎完全由“環境”塑造，自身“努力”難以發揮作用。而沿著加里·貝克爾提出的“質量-數量”替代理論的拓展性研究發現，孩子質量不僅僅由教育資源投入驅動，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加，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經濟資源、時間資源更加稀缺，甚至家庭關系也會惡化，這些因素在對生育質量的影響中發揮重要作用。

排版 | 劉若飛

編輯 | 郝云飛

審核 | 魏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