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克鮮/文 在老齡化與獨居化背景下，如何處理無繼承人逝者（“孤獨死”）的身后事，正從邊緣個案變成公共治理課題。民政局擔任遺產管理人這一制度安排，之前引發(fā)了不小的爭議，被一些聲音斥為“與民爭利”“民政局只拿遺產不辦后事”。
上海五部門近日聯合發(fā)布《無繼承人逝者喪事承辦和遺產管理工作指引》，其最大的制度突破，就是把喪事承辦與遺產管理分拆——既是對民間習俗的尊重，更是對民政局“遺產管理人”定位的厘清，也破解了“人情事務與財產權責混同”的治理困境。
很多網友認為，既然民政局當了遺產管理人，就要負責承辦喪事，這是一個誤解。民法典只是原則性規(guī)定由民政部門或者村民委員會擔任遺產管理人，但在具體的操作中，出于種種考慮，民政局不是依職權、自動就能夠當遺產管理人的，而是需要利害相關人去起訴，再由法院來指定，是一個“被動的被告”，主要責任是充當適格的民事訴訟主體。
“人死萬事空”，當事人去世之后，債主找誰要錢？找誰起訴？親戚朋友想用逝者的遺產來給他操辦后事，購買墓地，怎么“合法”地動逝者的錢？當然“最簡單”的操作，就是親戚朋友使用逝者的銀行卡，但是怎么保證這些錢不被親戚朋友揮霍一空呢？制度約束在哪里？
所以，民法典設置了遺產管理人制度。當然這一制度還需要“打磨”，以更好地匹配現實習俗。比如，逝者雖然沒有法律意義上的繼承人，但還有不少愿意為其操辦后事的遠房親戚。民間“親友辦喪事”的習慣要和民政局當遺產管理人機制做必要銜接。
去年年底，46歲獨身的蔣女士去世，遠房親戚吳先生為其料理后事，結果和當地的居委會、民政部門產生了不少的矛盾和誤解，媒體將之概括為“親戚想用遺產買墓地被拒”。其核心沖突，還是民法典所規(guī)定的遺產管理人制度和實際上的喪事操辦是兩回事兒——愿意操辦喪事的，也能更好地滿足逝者生前愿望的，往往是其親戚朋友，但并不是法定的繼承人，理論上沒有這一民事權利；而民政局可以作為遺產管理人，卻事實上沒有操辦喪事的意愿和精力。
因此，上海此次出臺的工作指引將喪事承辦、遺產管理做了分離。
首先，制度賦權喪事承辦者——逝者的近親屬或者愿意承辦喪事的其他親屬，都可以當喪事承辦人，保障其順利辦理相應喪事，包括聯系火葬、領取骨灰、申請喪葬補助金（這項權利很重要）。
其次，由利害關系人，比如逝者生前的債主、喪事承辦者起訴，指定民政局作為遺產管理人。
再次，民政局再與喪事承辦人、其他債權人就申報的喪事費用進行協商；對于遺產余額足以支付且能達成一致意見的，從遺產中優(yōu)先支付該費用；協商不一致的，由當事人去起訴，民政局依判決支付相關費用。
上海探索的遺產管理和操辦喪事分離的模式，旨在實現人情治理和剛性法治治理的雙向適配。面對民間細碎化的身后事需求，保留親友參與的柔性空間；面對財產處置、法律糾紛等嚴肅議題，堅守法定程序的剛性底線，避免把人情性的喪事承辦和風險性的遺產權責捆綁，也消除了公眾對“遺產代管即占有“的誤解。
在深度老齡化的社會背景下，“孤獨死”的身后事處理是重要的公共治理課題。5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專門發(fā)布5件遺產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系統(tǒng)明晰了制度適用的邊界與裁判規(guī)則，明確要遏制“假放棄真逃債”、細化“酌情分得遺產”的裁量標準、規(guī)范遺產管理費用等。
上海此次制度創(chuàng)新，則在微觀層面上給出更細致的操作，劃清權責邊界、區(qū)分情理法理：確保承辦喪事的親友利益得到保障，遺產管理人也避免不必要的糾紛，并且通過民政、法院、社保及金管部門的協同，一起推動這樁“復雜事”的便捷化解決，讓傳統(tǒng)喪葬文化中“親友相恤”的民俗內核，得到制度層面的保護與尊重。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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