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老子》為何被視為一本兵書？

《中國兵學二十講》

作者：黃樸民

版本：新時代出版社

2026年4月

在中國歷史上，《老子》曾被不少人視為兵書。如唐代王真認為：“五千之言……未嘗有一章不屬意于兵也。”宋代蘇轍也指出：“……此幾于用智也，與管仲、孫子何異。”而《隋書?經籍志》子部兵家類則著錄有“《老子兵書》一卷”。他們的看法雖不一定完全恰當，但畢竟多少注意到了《老子》中含有較豐富兵學思想的這一事實，并初步揭示了它在古代兵學思想發展史上的地位，因此，還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老子》對戰爭持反對和否定的態度

與孔子和墨子等人一樣，《老子》對戰爭持基本反對和否定的態度，明確認為戰爭是不吉利的事物，“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并強調，對戰爭應采取遠而避之的立場，“故有道者不處”。換言之，其主張“以道佐人主”，而反對“以兵強天下”。很顯然，這集中地反映了《老子》一書對待戰爭所持的根本立場與基本態度，即從天道有好生之德、自然清靜無為的哲學原則立場，憤怒控訴當時戰爭所帶來的深重災難，嚴厲抨擊戰爭所造成的悲慘后果，進而全面否定、反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爭霸與兼并戰爭，對天下“和平”提出強烈的訴求。應該說，《老子》的這些思想，同儒家孟子對戰爭罪惡的斥責，以及后世“詩圣”杜甫對統治者窮兵黷武行徑的批判，實有異曲同工之效果，即所謂“天下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

《老子》堅持這種反戰觀點，不是偶然的。這首先是其立足于無為立場觀察探討軍事問題的必有之義。《老子》主張“無為”，認為“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因為“無為故無敗”，又“無為而民自化”，所以，高明的統治者應該致力于“無為”，做到“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并認為由此則可“無不為”，達到理想政治的最高境界。與“無為”相對立的則是“有為”。在《老子》看來，它是妄為，是無事生非，背“道”離“德”，害莫大焉。而戰爭則是最嚴重的“有為”，是違反自然本性的極致，因此理所當然要堅決地加以排斥和反對。

其次，《老子》反對戰爭，也是其考察了歷史和現實中的戰爭，充分看到戰爭種種消極后果的自然產物。《老子》認為戰爭的后果非常消極。它一是給農業生產和民眾的生計帶來了嚴重的破壞，“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后，必有兇年”，給社會物質文化造成可怕的損失。二是勢必導致慘重的人員傷亡，“殺人之眾”，違背“天道”厚生好德的本性，并釀成尖銳激烈的階級沖突。戰爭實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從這個意義上說，戰爭也應予以否定。

最后，《老子》反對戰爭，更是其樸素辯證法思想指導下戰爭觀構建的客觀反映。《老子》認為事物相互依存、相互轉化，是矛盾的對立和統一。在矛盾中，柔弱、虛靜的一面占據著主導的地位，制約著剛強、躁動、被動的一方，“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而戰爭的本質乃是剛強，表現的形式則是騷動、躁亂，因此它最終會走向自己的反面。換言之，戰爭本身意味著衰敗和死亡，即所謂“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因此，從“弱者，道之用”“柔弱勝剛強”的理論邏輯出發，對以“剛強”為本質屬性的戰爭活動也不能不采取貶斥和否定的立場與態度。

然而，面對春秋后期戰爭日趨頻繁與激烈的現實，《老子》也只好不情愿地承認，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暫時憑借戰爭的手段，來達到有限的政治目的。但是，就是在“不得已而用之”的情況下，《老子》也強調指出，不應該對戰爭進行贊揚，更不能以兵逞強，炫耀武力，忘乎所以，而應“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老子傳奇》（2016）劇照。

具體地說，就是“善有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這里所謂的“果”，是指達到某種目的或取得有限的勝利。它的實現并非主觀的愿望，而是被迫選擇，如《孫子兵法?火攻篇》中所言：“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所以，即使是打了勝仗，也要視之如同兇喪之事：“戰勝以喪禮處之。”如果忘卻了這一點，以戰爭取勝而得意，津津樂道自己的斬將搴旗之功，這實際上是以殺人為樂事，是人道泯滅、人性沉淪的標志，所謂“人異于禽獸也幾稀矣”，最終必定會碰得頭破血流，冥冥之中受到“天道”的懲罰：“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老子》認為戰爭是巨大的災難

在表明自己堅決反戰立場的同時，《老子》也初步探討了戰爭的起因問題，這在中國古代兵學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首創的意義。《老子》認為，社會上有“五音”“五色”“五味”“馳騁畋獵”“難得之貨”等誘惑與享受，就會大大刺激人們的欲望和邪念，而有了欲望就會引起爭奪，爭奪愈演愈烈，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發生武力沖突，最終導致血腥殘酷的戰爭。

在《老子》看來，當時社會上之所以會出現戰爭不休、兵連禍結的“不道”現象，就在于統治者受貪得無厭的欲望的驅使，汲汲于追逐私利、圖霸稱雄，而不能夠做到淡泊悠然、清靜無為：“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為此，《老子》苦口婆心地提醒那些讓利益沖昏了頭腦、迷失了方向的統治者，警告他們：“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這種對戰爭起因加以考察探討的情況表明，《老子》不但旗幟鮮明地反對戰爭，而且已開始注意尋找消弭戰爭的根本方法了。

總之，《老子》認為戰爭是巨大的災難，是嚴重的罪過。換言之，它的作者是以戰爭的有無或多少，來區分天下是否“有道”和社會機制是否健康正常的，即“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

為了消弭戰爭，除了從根本上做到貴柔、守雌，“清靜無為為天下正”外，《老子》還幻想用“以靜為下”的道理說動當時的諸侯國，讓大國、小國都能夠“以下”對方，從而“各得其所欲”，彼此相安無事，和平共存，在放棄武力、制止戰爭的前提下，協調處理好當時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

具體地說，在《老子》看來，國與國之間的對峙與沖突乃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大國兼并小國，小國抗拒大國，作為普遍的社會現象，正愈演愈烈，不可收場。為了使敵對雙方不至于在斗爭中玉石俱焚、同歸于盡，應將沖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老子》認為，應該找到一個化解矛盾、減少震蕩的方法，這個方法就是各退一步，謙讓無爭，“兩者各得其所欲”，其中，“大”者以“仁厚”待“小”，不可錙銖必較，恃強凌弱，“小”者則以“睿智”事“大”，切不宜主動挑釁，以卵擊石。這樣便可以消弭爭端，彼此相安了。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一個人能耐再大，也不能包打天下。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泰山不卻微塵，故能成其高。

當然，《老子》既看到矛盾的全面性，更看到矛盾的重點性，他認為在當時大國與小國的矛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戰爭中，大國占有主導的地位，制約和規范著雙方關系的存在與發展。因此，解決問題的重點便落在大國的身上，大國應該首先切實地承擔起謙讓無爭的主要責任，“大者宜為下”，對“小”者以最大的包容，對“弱”者以最大的扶助。《老子》的這些論述，充分反映了其作者面對爭霸兼并戰爭日趨頻繁激烈的現實，致力于消弭戰爭，孜孜追求和平、構建合理的“國際秩序”的殷切期望。它雖然屬于無法實現的天真幻想，但其所蘊含的處理國與國關系的宗旨——謙讓和諧，卻是有價值的文化理念，對于我們從事現代外交事業仍不無積極的啟示意義。

《老子》認為，這樣一來，社會就可以真正邁入沒有戰爭的太平盛世，“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其孜孜追求的社會與自然之間均衡協調、和諧發展的理想就能獲得圓滿的實現。

《老子》的戰爭指導思想

《老子》否定和反對戰爭，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忽視對軍事問題的思考和探討。為了達到有限的政治目的，并進而減少戰爭的損失，最終消弭戰爭，《老子》一書中提出了不少重要的軍事原則，作為在“不得已”情況下實施戰爭的指導。其豐富的樸素辯證法思想，更與軍事斗爭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成為指導戰爭的有益思想啟示。

這首先表現為“善勝敵者不與”的戰略指導。《老子》從“不以兵強于天下”的基本立場出發，明確提出，在戰略上所應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為“善勝敵者不與”。其要云：“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所謂“不與”，就是“不爭而善勝”，即避免和敵人作正面的沖突，以“無為”“不爭”的方式來實現戰略上的全勝。《老子》的這一思想和孫子“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全勝戰略頗有相通之處，也與《逸周書?柔武》所倡導的基本觀念如出一轍，“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斗，故曰柔武”。只不過孫子所說的“全勝”立足于“兵不頓而利可全”的原則，且有“伐謀”“伐交”等積極有效的手段作為保障；而《老子》所言的“不與”，則是其“無為”思想在戰爭問題上的演繹、貫徹。同時，《老子》也未曾提出保證其得以實現的具體方法，僅僅是侈談“以無事取天下”，這樣就多少有點陷入主觀臆想的泥淖，走入某種思維誤區了。

《老子傳奇》（2016）劇照。

《老子》的戰爭指導思想，其次表現為揭示了用兵打仗的基本特點以及克敵制勝的重要條件。《老子》在歷史上第一次區別了治國與用兵的不同方法要領：“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意謂用正規的方法（即清靜無為之道）治理國家，用奇譎詭詐的方法來指導用兵打仗。即如范應元注云：“兵以禁亂除暴，不得已而用之，不可以為常也。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以奇異之謀也。”這充分體現了它對從事軍事活動和政治活動不同特點的認識，準確概括了軍事斗爭崇尚奇變、詭詐為本的本質屬性。這是對西周以來舊“軍禮”傳統的一個否定，用班固《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序》的話說，就是“自春秋至于戰國，出奇設伏，變作之兵并作”。

盡管《老子》對“奇”“正”范疇的基本內容，以及如何“以奇用兵”還沒有做出具體深入的闡述，但提出“奇”“正”范疇這件事本身，已足以表明《老子》開始觸及軍事斗爭的內在規律，這對于中國古代兵學思想的充實和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至于對克敵制勝條件的認識，《老子》的識見也不乏精辟獨到之處。他強調在戰爭中要注意避免犯“輕敵”的錯誤，認為輕敵自大是用兵的最大災禍，會使自己走向徹底失敗的深淵，“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這一觀點與孫子“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的思想實相吻合。在說明“輕敵”危害性的同時，《老子》還進而闡述了不“輕敵”的益處，“故抗兵相加，而哀者勝矣”。敵我兵力相當，哀兵一方之所以取勝，就是因為其能清醒地意識到自己處于不利的地位，從而引起警戒，激起斗志，全力以赴，克敵制勝。

《老子》還十分重視政治條件的優劣對奪取戰爭勝利的影響。它指出：“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所謂“慈”，就是仁慈、寬容。在老子看來，在軍事活動之中，“慈”的重要性顯然毋庸置疑，對統治者來說，它既是愛心與同情心，又是包容性，是領導的胸襟與肚量，既要做到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也要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不以個人的好惡與是非為標準，避免出現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的窘境。總之，“慈”就本質而言，就是包容與親和力，有了它，人類才能夠友好相處，才能夠化解矛盾，團結一致，凝聚起最大的力量，所謂“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老子》進而指出，統治者如能做到謙恭自律，以寬容、仁慈的態度對待臣民與士卒，就會贏得他們的信任，獲得他們的支持，這就叫作“善用人”，善“用人之力”。無論進攻還是防守，都將應付自如，無往而不利，所謂“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應該說，《老子》這一思想是同春秋時期以“重民輕神”為中心的民本主義思潮勃興之歷史大趨勢相一致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與進步性。

從軍事哲學高度闡述“后發制人”作用和地位

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老子》的戰爭指導思想，表現為對“不敢為天下先”后發制人原則的闡發。“后發制人”是軍事學上的一個重要命題，其實質就是積極防御，即以防御為手段，創造有利條件，以實現反攻殲敵為目的的攻勢防御。它與“先發制人”是辯證的對立統一，“先發制人”重在先機之利，而后發制人重在待機破敵。古代兵家都重視后發制人在戰爭中的作用，早在《軍志》中就有“先人有奪人之心，后人以待其衰”的論述。

《老子》是中國歷史上從軍事哲學高度闡述“后發制人”作用和地位的第一家。《老子》思想的基本特色之一，是主張以退為進，以柔克剛。這反映在戰爭指導上，就是欲取先與，后發制人，即所謂“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其含義就是：要戰勝敵方，首先要實施退卻防御，使對手驕橫自滿，忘乎所以，然后再尋找戰機予以打擊，一舉破敵。在《老子》看來，如果主動進攻，便會陷于失敗，“舍后且先，死矣”，真正高明的戰爭藝術，在于“進道若退”，在于“不敢為天下先”。

應該說，《老子》有關柔弱勝剛強、后發制人等主張，非常深刻地道出了弱者一方絕處逢生，高明逆襲制勝強者的真正奧秘，“反者，道之動”。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始終處于不斷變化、互相轉化、循環往復狀態之中的，“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這既是自然界的一般規律，也同樣是社會領域的普遍屬性，用《孫子兵法?虛實篇》的話說，就是“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處于柔弱的一方，只要能真正做到韜光養晦、隱忍待機，“不為天下先”，以時間換空間，暗中積蓄力量，創造條件，欲擒先縱，后發制人，必定能巧妙順利地完成優劣態勢的轉變，化被動為主動，轉弱小為強大，變不利為有利，最終觸底反彈，否極泰來，順利地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

《東周列國?春秋篇》（1996）劇照。

在中國歷史上，周室統治者向商紂王故示恭順，“陰謀修德，以傾商政”，最終牧野一戰，“小邦周”一舉聚殲商紂王統率之軍，推翻“大邑商”的統治；越王勾踐屈辱事吳，韜光養晦，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最后一舉滅亡吳國，成為春秋時期的最后一位霸主；漢初統治者卑辭厚幣，與匈奴“和親”，待準備就緒后大舉反擊，戰勝匈奴，迫使“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等等，均充分證明了《老子》兵學上這一重要策略原則的普遍指導意義。

不過，受其哲學上貴柔守雌理念的制約，《老子》對后發制人原則的闡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拘泥偏頗的局限，這體現為它一味主張“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把防御提高到不適當的位置，而不敢實行有利條件下的主動進攻。換言之，我們看到《老子》在講進退、剛柔、強弱、先后、得失之時，總是無條件地強調退、柔、弱、后、失，提倡所謂的“不敢進寸而退尺”，而一味否定進、剛、強、先、得的必要性與合理性。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消減了其樸素辯證法的邏輯力量，就等同于將后發制人的原則凝固消極化了，以致窒息了它本身應有的旺盛生命力。

在這方面，與《老子》基本處于同一時期的范蠡，其相關認識，似乎就顯得更為辯證，更為合理。在范蠡那里，后發制人和先發制人的內在關系乃是辯證的、相輔相成的。后發制人固然占據主導地位，但這并不排斥一定條件下的先發制人。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在作戰指導上，后發制人和先發制人方針的不同應用，都必須隨時隨地、靈活機宜地加以處置。在實行后發制人的原則時，要取法于陰象，即沉著應付，不動聲色；在先發制人時，則要取法于陽象，即雷厲風行，迅猛進攻，所向披靡！對此，范蠡本人曾做過深刻系統的論述：“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后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

從范蠡“因”情用兵的理性認識可以看到，其思想既淵源脫胎于《老子》，但又有所發展和豐富。范蠡避免了機械化和簡單化的傾向，主張量敵用兵，靈活機動，或進或退，或剛或柔，或先或后，顯然前進了一大步。

本文選自《中國兵學二十講》，文中小標題為摘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黃樸民

摘編/何也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