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總供給部政委，遵義會議反對正確領導被撤職，后知錯能改復職

江西萍鄉湘東區老關鎮三角池村，村子位于湘贛邊界，緊靠320國道，這里地勢東高西低，狹長的盆地上依山而建的民居，形成幾個建筑群，其間是蓮田和稻田，這登高一望便把村舍田園盡收眼底。

遠眺三角池村

在村子里有一幢建筑占地面積260平方米，土木磚瓦結構，座北朝南的老房子，村里人告訴我，你要是站在村子旁邊的高處看這幢老房子，這里地處一把形狀像一把太師椅的山凹，再仔細看房子后面有座大山，門口有水塘，據說以前附近還有一個肉鋪，一個鐵匠打鐵的地方，加上山上有一山松樹，可謂金木水火土，五行不缺，據村里上了年紀的老人介紹，此處可謂是出大人物的地方。

不過，此地有族譜記載從清初何姓開山祖宗斌公搬到這里居住，已經逾近三百年，并立下家訓：勤儉持家，耕讀為本之外，除了部分后代家庭富庶，也沒有出過什么大人物，倒是在清朝快要滅亡的時候，從村子里走出一名在紅軍時期可謂是叱咤風云的人物，那就是曾經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和書記，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蘇維埃共和國執委、中央軍事委員、政治局委員、宣傳部部長等重要職務，成為中央核心領導層的副國級領導干部的凱豐。

因此，在三角池村建有凱豐的故居，有廳堂、臥室、廚房、農具雜物間、豬舍、牛欄等九間。室內陳設解放前和家里使用的各種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現在，故居室內物品基本齊全，重現了當年凱豐家庭的場景，成為當地一份活生生的革命傳統教材，緬懷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

凱豐，原名何克全，1906年2月出生在這個村子，青少年時期在老家的中學讀書時，就受到我黨早期領導人在安源策動路礦工人運動的影響，積極追求進步，帶領學生罷課游行，開展反帝反封建活動，后考入國立武漢大學，這時風起云涌的工農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

在武漢讀書期間，他向魯迅主辦的《莽原》雜志投了一封稿件，并在《給魯迅先生的一封信》中，以辛辣的筆調諷刺批判了當時北洋軍閥對先進文化實行圍剿的政策，該文章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給青年學生以很大的啟迪和鼓勵，這期間他便入了團組織，并當選這全國學生代表大會秘書處成員。

因為他工作積極，被列入北洋軍閥反動派抓捕的對象，組織為了安全，把他送到莫斯科學習。在學習期間，凱豐結識了很多早期黨的領導人，加入了黨組織，并當選團中央委員，回國后，凱豐擔任過兩廣團省委書記、團中央宣傳部部長，化名“開封”，按諧音寫成“凱豐”。他還曾經因為被叛徒出賣被捕入獄，不過凱豐從來沒有想過背叛革命。

隨后，凱豐跟隨上海總部轉移到中央蘇區，在瑞金蘇區臨時中央政府工作，先后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和書記，增補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

凱豐劇照

這期間，凱豐參與了中央許多重大事項的決策，并投身到反國民黨軍向中央蘇區的瘋狂“圍剿”中。他對蘇區共青團發展壯大、教育普及、出版事業強化、勞動競賽開展、貪污腐敗預防和懲處、少共國際師的組建壯大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后，由于受到“三人團”錯誤軍事路線的影響，明明知道紅軍裝備不好，敵人兵強馬壯，卻依然選擇了和敵人硬拼的陣地戰，本來實力差別就很懸殊，還放棄了紅軍本來擅長的游擊戰和運動戰，結果是節節失利，最后不得不被迫轉移。

凱豐劇照

長征時，凱豐派往紅九軍團擔任中央代表，他與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一道，浴血奮戰，使九軍團勝利完成了以中央機關為中央縱隊的左翼護衛任務（后期任紅軍總供給部長）。

紅軍長征開始后，“三人團”依然指揮錯誤，導致血戰湘江后8萬中央紅軍僅剩3萬余人。面對嚴峻的形勢，紅軍上下廣大干部和指揮員開始反思錯誤的軍事路線，要求主席出山指揮軍事，然而仍有一些以“三人團”為首的干部沒有及時反省過來。這就形成了兩派，關于軍事路線的爭論，為了解決錯誤軍事路線的問題，1935年1月15日我黨召開了著名的遵義會議，在會議上，很多同志旗幟鮮明地指出“三人團”的錯誤，并要求取消博古、李德兩人的軍事指揮權，參加會議的代表大部分表示贊成。

此時，紅軍總供給部政委的凱豐作為重要的成員參加會議，他卻沒有認識到錯誤軍事路線的危害，并錯誤地站在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三人團”一邊，進行了言辭激烈的發言，并在會議中與主席爭辯，唱反調，甚至于稱：“頂多是看《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打仗！”

最終，凱豐的反對無效，“三人團”交出了紅軍的軍事指揮權，但凱豐心里不服氣，會后不久組織上決定撤銷他在紅九軍團中央代表的職務。但兩個月后，他看到長征路上紅軍正是靠著主席的正確指揮，成功跳出了敵人的重重包圍，并且重新燃起了斗志，就慢慢地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開始全力支持，他在云南威信召開的中央領導干部會上，他認識了錯誤，“收回了遵義會議上的發言”，認為“只有主席才能我們的紅軍。誰反對主席，我就反對誰！”堅決支持正確領導，旗幟鮮明，態度堅決。

凱豐改正錯誤并恢復職務，紅軍長征勝利之后，他任中央軍事委員、政治局委員、宣傳部部長等重要職務，一直是中央核心領導層的副國級領導干部，隨后他前往東北工作，任東北局宣傳部長正部級干部，參加解放戰爭。建國后，凱豐任沈陽市委書記。

凱豐自1927年參加革命后，一直沒有回過家鄉。他在家鄉生育二個女兒，當時家里人只知道他參加了革命，被北洋軍政府通緝，后來便杳無音訊，他自己也從來沒有與家里聯系過，在他老家所有的親戚朋友都以為他犧牲了。

直到全國解放后，凱豐沈陽市委書記時，才通知他家里的女兒何淑英去沈陽相見，女兒給凱豐捎了點家鄉的臘肉，當時，沈陽剛剛解放，百廢待興，為抓好這座大城市的生產、市政、社會秩序和戰爭后勤工作，凱豐竭盡全力，堅定沉著，有條不紊地領導開展各項運動和民主改革、支援抗美援朝戰爭。

身為市委書記的凱豐沒有太多的時間來陪陪自己從未見過面的女兒，更沒有帶女兒到四處看看風景，他只是囑咐女兒和弟弟回家安心務農，積極參加新中國的建設，靠勞動養活自己。臨別時，他甚至沒有給女兒一分錢，也沒買一件新衣服。

凱豐的女兒何淑英第二次見到父親，是1955年凱豐重病住院期間去北京見面，躺在病榻上的凱豐聽到女兒在組織的關懷下被安排參加速成學習班學習，后分配在湖南省合作事業管理局下屬的一個加油站做會計。凱豐很高興，他反復交代女兒從事經濟工作一定要廉潔自律，管公家的錢，一分一毫也不能動。幾天之后，1955年３月凱豐就因病去世，終年49歲，安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