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齊亞德·穆罕默德·卡烏什來自巴勒斯坦加利利地區米龍村，現居賽達。他曾在艾因·希勒韋難民營的一所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學校擔任校長超過15年，目前已經退休。
卡烏什說，和許多關注巴勒斯坦問題的人一樣，他過去和現在一直關注的一件事，就是讓“災難日”問題始終留在巴勒斯坦一代代人的意識之中。
他認為，這場悲劇的開端是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在他看來，這一宣言向猶太人作出了承諾，要以犧牲巴勒斯坦人民為代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家園。
巴勒斯坦“災難日”并非這片地區歷史中的一個短暫事件，而是現代史上最大的人道與政治悲劇之一。直到今天，它的影響仍然存在于數百萬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
在卡烏什看來，“災難日”不只是一個民族被迫離開土地，更是一場試圖將巴勒斯坦人從自身歷史、身份認同和民族記憶中連根拔起的過程。
卡烏什在艾因·希勒韋難民營的一所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學校擔任校長期間，一直認為學校不只是傳授學業知識的地方，也是守護巴勒斯坦身份認同、避免其被侵蝕和遺忘的民族與教育空間。
他說，出生在難民營的新一代需要真正了解自己的根，也需要了解是什么樣的歷史處境把巴勒斯坦人民推向了流亡現實。
他說，在委任統治時期，英國當局一方面推動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另一方面又為猶太復國主義計劃提供政治、行政和安全支持，這一局面一直延續到1948年。
至于第三個階段，則是最終導致“災難日”發生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其結果是數十萬巴勒斯坦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城市和村莊。
卡烏什說，這一階段的突出特點是，巴勒斯坦人民幾乎在極其有限的條件下獨自抵抗，幾乎是“以血肉之軀”應戰。在軍事和組織能力都十分薄弱的情況下，與之相對的是，猶太復國主義武裝從英國和國際力量那里獲得了大量支持。
盡管“災難日”和流亡生活極為殘酷，巴勒斯坦人并沒有失去與故土的聯系。相反，新的一代在內心深處承載著這一事業，并隨著時間推移，逐漸形成了更成熟的政治和民族意識。
這種意識后來催生了多個巴勒斯坦民族運動和組織，例如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和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線等。這些力量都承擔起了解放與回歸的事業。
卡烏什說，巴勒斯坦詩人、作家和思想者很早就意識到，意識之戰并不比任何其他斗爭次要。因此，他們的創作始終圍繞鞏固民族歸屬感、強化巴勒斯坦記憶展開。
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之一，是詩人哈倫·哈希姆·拉希德。他在詩作中呈現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和對故土的思念。
他的著名作品之一《總有一天我們會回到我們的街區》，后來由費魯茲演唱，并成為寄托回歸愿望和巴勒斯坦鄉愁的情感象征。
卡烏什也特別提到艾哈邁德·亞馬尼“阿布·馬希爾”所發揮的民族作用。他創立了巴勒斯坦童子軍，這一組織幫助巴勒斯坦青年培養了民族意識和歸屬感。
他還提到詩人優素福·哈松，認為其通過巴勒斯坦民間詩歌和口語表達，展現了“災難日”和流亡之苦。
談到回歸權時，卡烏什表示，他曾是“歸來者”組織的創始成員之一。
他說，這一組織聚集了一批巴勒斯坦知識分子和思想者。他們都認為，必須在巴勒斯坦新一代中重新喚起回歸權的觀念，并強調這一權利不是一種情緒化口號，而是一項不會因時間流逝而失效的法律、歷史和人道權利。
卡烏什還強調，整理和保存巴勒斯坦口述歷史非常重要。
他說，隨著親歷“災難日”并見證離開巴勒斯坦那一代人年事漸高，他們的證詞和記憶已經成為無法估量的民族與人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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