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確定中前行：如何提升對未知的容忍力

記者西蒙·斯托爾佐夫在新書中探討了為何現代生活讓"不知道"變得更難接受，以及我們如何學會與不確定性共處。

西蒙·斯托爾佐夫形容自己"天生就是一個容易陷入不確定的人"，喜歡反復思考，也常常自我懷疑。這種特質在他的新聞工作中是一種優勢，但在生活中卻往往是把雙刃劍。

在紐約某雜志任職期間，斯托爾佐夫收到了一家舊金山設計公司的工作邀請。如今回想起來，他笑說自己當時面對"兩條都不錯的職業道路"時有多么痛苦。

但在那個時刻，"這件事讓我陷入了一種存在主義式的焦慮循環，"他說，"我能看到兩條分叉的人生路——記者西蒙和設計師西蒙——怎么想都無法做出決定。"

為此，斯托爾佐夫把自己的糾結傾訴給了所有人——"我的瑜伽老師、Uber司機、所有的朋友和家人……"他苦笑著說，"我那段時間真的讓人受不了。"

最終，他選擇了舊金山的工作：一個新城市，一個陌生的行業。這段經歷成為他新書的創作源泉——《如何接受不知道：在一個要求答案的世界里，不確定性的價值》。

如今從灣區的家中通過視頻通話接受采訪時，斯托爾佐夫回頭審視自己當年的困境，認為錯誤在于他執意追求確定感："正是我對不確定性的零容忍，制造了那么多的焦慮。"

他認為，試圖預測未來、信心滿滿地做計劃，是人類獨有的特質，本是為了幫助我們保持安全。但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時代，這種傾向很容易讓我們走偏："我們的大腦生來就想盡快逃離不確定，而如今的世界到處都是觸發這種反應的誘因。"

由于未來本就無法預知，真正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學會更好地與"不知道"共處。以下是對話的精華整理。

您為什么想寫這本書？

我的第一本書《足夠好的工作》探討的是工作如何成為我們身份認同的核心。讀者最常問我的問題是："面對AI和各種變化，我該如何思考自己的職業未來？"

說實話，我也不確定。我很想攤攤手說"我可是學詩歌的好吧"。但這個答案實在不令人滿意，所以我想深入探索"不確定性"這個議題，而不僅僅局限于職業層面。

有句話說，你寫的書，往往是你自己最需要讀的那本——我花了好幾年時間鉆研不確定性的科學與心理學，一部分原因正是希望自己也能因此變得更從容。

現代世界常被形容為動蕩不安，但我們對世界的了解也前所未有地多。為什么我們此刻仍然如此掙扎？

這確實是一個脆弱的時代。斯坦福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布魯姆自1980年代初就開始研究全球不確定性指數，測量值最高的五個時間節點，全部出現在過去五年內。

我認為真正新穎的地方在于：我們對不確定性的容忍度正在下降。研究發現，這與互聯網的興起，尤其是智能手機的普及高度相關。這些掌心里的電腦讓我們形成了一種預期：答案應該隨手可得。十年前，不知道某個演員的名字，我可能無所謂；現在，我會感到一種幾乎本能的沖動，必須立刻查清楚。智能手機還把世界上所有的不確定性都實時推到我們面前。

但那些實時更新和海量信息，往往只是放大了我們的焦慮，剝奪了我們練習"坐在未知中"的機會。提升對不確定性的容忍力，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過暴露練習——抵抗隨手就能得到的答案。而互聯網讓我們太容易逃避這種不適了。

更好地接受不確定性，有什么好處嗎？

很多人不愿意直面不確定性。他們可能早就知道自己的工作或感情關系不適合自己，卻寧愿守著熟悉的痛苦。但當你愿意擁抱未知時，往往會發現比你所預想的更好的東西。

我希望讀者讀完這本書后能明白：不確定性固然令人不安，但它也是一切可能性的起點。如果你愿意多忍耐一會兒，你會發現關于自己、關于他人、關于這個世界的全新面貌。

從心理健康的角度來看，理由也很充分：我們的大腦天生傾向于想象最壞的情況，容易災難化思維。我們大量的焦慮，其實都來自對那些還沒發生的事情的擔憂。如果我們能對未知多一些從容，整體的社會心理健康將大有裨益。

不確定性會被大腦解讀為威脅，從而觸發"戰斗或逃跑"反應。我們是否應該將對不確定性的不耐受，同時視為一個生理問題？

我們花了太多時間在腦子里打轉——尤其是像你我這樣的知識工作者——但很多智慧其實藏在身體里，大腦往往是在追趕的那一方。研究表明，當你能夠調節自己的神經系統時，你從字面意義上就能看到更多可能性；但當你處于戰斗、逃跑或僵住的狀態時，你根本無法進入那種穩定、清醒的狀態。

很多心理學家都告訴我，在面對不確定性時，放慢節奏至關重要——這能幫助你從"反應腦"切換到"分析腦"，從而真正評估各種可能性，而不是倉皇地逃離威脅。

問題的一部分似乎在于，現實本身就讓人感覺飄忽不定——我們對十年前深信不疑的事情，如今也不那么確定了。

完全是這樣——我們失去了可以踩穩的根基，也缺乏共同的真相基礎。一方面，在這個深度偽造和聊天機器人橫行的時代，我們應該保持更強的懷疑精神；另一方面，我們又如何找到共同的真相，而不是各自活在信息繭房里？

我認為，對不確定性的不耐受，正是當今政治極化如此嚴重的根源之一。如果我們不那么急于下結論——比如僅憑一個人的投票選擇就認定他是誰——這個世界會更加緊密相連。

就連孤獨感流行這件事，背后也有這個問題：你必須愿意去和一個陌生人接觸，哪怕不知道結果如何。我們必須走出去，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積累足夠多的內在經驗，證明不確定性并不可怕。

心理學教授菲利普·泰特洛克分析了20年間的公眾預測后發現，普通專家的準確率"和一只隨機投擲飛鏢的黑猩猩差不多"——這個結論讓我印象深刻。我們通常在哪些方面對未來的判斷最容易出錯？

心理學家丹尼爾·吉爾伯特提出了一個叫做"歷史終結錯覺"的概念：我們常常假設今天的自己是固定不變的。我們很難意識到，十年后自己做的工作、喜歡的伴侶類型、愛吃的食物，可能和現在大相徑庭。

這倒給了我一些安慰：回顧過去，我曾經面對過很多不確定性，也都走了過來。我們往往低估了自己糾錯和適應的能力。有些決定——比如"我該買這套房子嗎？""我該和這個人結婚嗎？"——確實值得更審慎地思考，因為很難反悔；但大多數決定其實都是可以調整的。

如果我們把那套高度分析性的框架，用來決定"今晚在Netflix看什么"，代價是巨大的。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大家不要把不確定性或疑惑，當成阻止自己做選擇、采取行動的理由。

您書中的核心結論，似乎是：面對不確定性，行動比等待更好，而不是坐等一個絕對正確的答案，或陷入癱瘓。

我最常回到的那個比喻是"在迷霧中劃船"：你可能看不清前方，也不知道最終會到哪里，但你必須繼續劃。

我們沒有人掌握完美的信息——我們只是竭盡所能，以此刻的自己，做出當下最好的判斷。我的思路是：你能不能做一個強化你想成為的那種人的決定？如果你的行動與自己的價值觀一致，即便結果不如預期，你依然可以坦然接受這個選擇。

同時，我也不是在鼓勵大家主動尋求不確定性。適度的確定感，反而能幫助我們在生活中更好地承載不確定性——即使你對未來感到非常焦慮。書中最實用的建議之一，就是找到你的"錨點"——那些無論風云如何變幻都會保持不變的東西。對我來說，是家人、我的價值觀，以及我對家的承諾。

您曾前往太平洋島國圖瓦盧采訪，那里正面臨海平面上升的迫切威脅，這段經歷給您帶來了什么感悟？

那是整個寫作過程中最令我心動的采訪。氣候危機從字面意義上已經拍打在海岸上了。圖瓦盧人面對這一切的方式，深深地激勵了我。一位受訪者是自給農場主，專注于如何實現更高的自給自足；另一位是國際外交官，致力于推動集體依存。這是應對不確定性的兩種路徑，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兩者并舉。

這對我們正面臨的很多其他危機，是一個很好的類比——比如AI與就業。你可能想讓自己免受即將到來的技術變革沖擊，努力掌握相關工具，思考AI如何優化你的工作流程；也可能選擇通過人際網絡和關系，建立集體連帶和抗風險能力。兩種做法都好。媒體往往把它們塑造成對立面：要么是"AI支持派"，認為技術能讓你專注于更高層次的工作；要么是"反AI派"，認為機器人正拿著裁員通知書向你走來。我認為真相大概在兩者之間。

您提出，對不確定性的不耐受，與對死亡的恐懼密切相關——但兩者都是人類境況的核心，也正是它們讓生命顯得珍貴。

直面死亡，能幫助我們看清自己想要怎樣活著。我們習慣于對自身的必死性視而不見，代價是我們無法感受到生命在其有限性中的珍貴。盡管人們熱衷于追求長壽甚至永生，但我認為那并不是通往有意義人生的最佳路徑。正是因為生命不會永遠延續，它才有了意義。如果我們確切地知道自己會在何時、以何種方式死去，那恐怕才是一件糟糕的事。

總體而言，如果你想推動改變、想有所作為，就不該對2050年的世界持有固定的想象——因為那會讓你喪失能動性，覺得自己無力成為那種改變。正是在不確定之中，奇跡、驚喜與喜悅才得以生長。

西蒙·斯托爾佐夫所著《如何接受不知道：在一個要求答案的世界里，不確定性的價值》現已出版發行。

Q&A

Q1：西蒙·斯托爾佐夫的新書《如何接受不知道》主要講什么？

A：這本書探討了現代人為何越來越難以忍受"不知道"的狀態，以及如何提升對不確定性的容忍力。作者結合心理學、社會學研究與個人經歷，提出"在迷霧中劃船"的核心比喻：即使看不清前路，也要繼續行動，并找到自己的"錨點"——那些在變化中保持穩定的價值觀與關系，以此在不確定中保持方向感。

Q2：智能手機和互聯網為什么會讓人更難接受不確定性？

A：斯托爾佐夫指出，智能手機讓人形成了"答案應隨手可得"的預期，一旦遇到未知就會產生強烈的沖動去立即搜索。這剝奪了人們練習"坐在不知道中"的機會。研究發現，提升對不確定性的容忍力需要通過暴露練習，也就是刻意抵制那種快速獲得答案的沖動，而互聯網恰恰讓逃避這種不適變得極為容易。

Q3：面對AI帶來的職業不確定性，斯托爾佐夫有什么建議？

A：斯托爾佐夫認為，應對AI帶來的職業變革，不必在"擁抱AI"和"抵制AI"之間非此即彼。你可以一方面積極學習和使用AI工具，優化自己的工作流程；另一方面也通過人際網絡和關系建立集體韌性。兩種策略可以并行，不是對立關系。他還建議，與其焦慮地等待一個確定的答案，不如以符合自身價值觀的方式持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