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專訪以色列央行前行長雅各布·弗蘭克爾：應對全球金融碎片化，防范危機遠比“救火”更重要

5月18日，“2026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在四川成都開幕。本屆論壇以“變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戰、新機遇、新發展”為核心主題 。在論壇首日舉行的“國際貨幣體系的重構”主題論壇中，三十人小組（G-30）董事會名譽主席、以色列央行前行長雅各布·弗蘭克爾（Jacob A. Frenkel）出席并參與深度討論。

作為橫跨頂尖學術界、國際多邊組織與全球核心金融市場的資深專家，弗蘭克爾曾于1991年至2000年期間連續兩屆出任以色列央行行長，并曾長期擔任芝加哥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顧問兼研究部主任。在論壇間隙，弗蘭克爾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獨家專訪。

面對當前發達經濟體政策路徑的分歧以及地緣局勢帶來的金融“碎片化”隱憂，弗蘭克爾對全球多邊協作和防范系統性風險提出了新的治理思考。他表示，國際貨幣體系已轉變為由私營部門和資本市場主導的新現實，要求決策者必須提供更加清晰、透明的前瞻性指引，并通過國際清算銀行（BIS）等平臺強化跨國政策溝通。同時，針對許多新興市場面臨的潛在債務與流動性壓力，他認為全球宏觀治理亟需打破慣常的“背水一戰”救火模式，應當將更多機制化精力和資源傾注于危機前的系統性防范，以長遠視野推動包容性與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以色列央行前行長雅各布·弗蘭克爾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全球經濟治理呈現“碎片化”表征

在探討國際貨幣體系的歷史演進與未來重構方向時，弗蘭克爾將視線投向更具歷史縱深感的宏觀演變歷程。他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指出，1945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剛建立時，全球經濟的底層運行邏輯與如今截然不同。彼時，國家間的雙邊與多邊聯系主要聚焦于實體層面的商品貿易，而在這場全球互動中扮演絕對主導角色的實體是各國政府。

然而，審視當下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國家間的依存機制早已超越了單純的商品貿易范疇，而是深度依托于全球化且高度互聯的金融與資本市場。弗蘭克爾強調，一個根本性的結構性轉變在于，如今引導跨國資本流動的核心主體不再僅僅是政府，而是極其龐大且敏銳的私營部門。在資本賬戶主導的現代金融體系中，資金的跨國騰挪往往在瞬息之間完成，且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市場對未來政策走勢的預期。這意味著，傳統的“政府對政府”式決策已無法涵蓋當前的治理需求，政策制定者在推出任何宏觀政策時，必須重視與私營部門的溝通，并提供極其清晰、透明的前瞻性指引，以降低任何政策溝通不暢對資本流動造成的劇烈沖擊。

這種新現實也對主要經濟體當前的貨幣政策分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弗蘭克爾認為，在全球市場高度交織的背景下，各經濟體由于面臨的周期階段和內部結構挑戰各異，其央行必然要優先捍衛其法定職責，即確保本國的價格穩定與金融穩定。政策路徑的差異化是宏觀周期運行的客觀表現。

弗蘭克爾指出，任何一個核心經濟體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時，都必須對可能產生的全球政策溢出效應保持清醒的認知。盡管在當前復雜的地緣博弈中，全球經濟治理格局呈現出某種“碎片化”表征，不同國家對世界格局的認知存在差異，但這并不意味著全球依存度的下降。事實上，沒有哪個經濟體可以徹底孤立于全球金融體系之外，外部市場的風吹草動都會通過跨境資本流向迅速傳導至國內。因此，他高度評價了跨國央行間系統性溝通的積極作用，并特別提到BIS在其中起到的機制化多邊平臺功能。只有通過這種連續、穩定的多邊溝通，主要央行才能在確保本國政策目標的同時，最大程度實現宏觀政策的協同，降低溢出效應對全球市場的非理性沖擊。

宏觀經濟治理必須超越“滅火”誘惑

在當前高利率與地緣政治動蕩的多重壓力下，新興市場所面臨的債務積累與跨境流動性波動，正成為全球金融治理無法回避的痛點。當談及如何通過多邊金融機構改革來防范大面積債務危機時，弗蘭克爾基于其在國際多邊組織的操盤經驗，提出了一套直面治理慣性的反思哲學。

他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闡釋，在現代宏觀經濟治理的邏輯中，任何一場系統性風險或經濟危機都可以被清晰地拆解為三個獨立的階段：危機防范、危機管理以及災后的危機解決。從理想的金融治理角度來看，危機防范應當是整個政策體系中最為核心、最值得傾注資源的重中之重，其本質是通過前瞻性的制度建設和硬性的規則約束，將系統性風險扼殺在萌芽狀態。危機管理則是風暴來臨時的緊急對策，而危機解決則是震后對金融市場與資產負債表的清理與出清。

然而，現實的全球金融治理往往陷入了一種短視的路徑依賴。弗蘭克爾坦言，在絕大多數實際治理場景中，政府和多邊機構的資源和注意力都被壓倒性地吸引到中段的“危機管理”上。盡管從學理和政策宣示上，所有人都會強調風險防范的極端重要性，但在長期的體制實踐中，危機防范機制卻往往處于缺位或被邊緣化的尷尬境地。

弗蘭克爾深入剖析了這種體制惰性的深層原因。他指出，縱觀近年來的多次國際金融震蕩，許多危機在本質上都是可以通過前瞻性的政策調整進行規避的。但體制的現實之處在于，政府和政策制定系統往往只有在“背水一戰”、面臨迫在眉睫的災難性事件時，才能展現出最高的決策和動員效率。這種慣于在“危機模式”下運行的治理邏輯，必然會導致政策視角的嚴重短期化。當決策者將所有精力都用于充當“消防員”去撲滅眼前的火情時，宏觀政策往往會演變為應激性的“滅火”操作，而無暇顧及中長期的制度建設與結構平衡。

在采訪的最后，弗蘭克爾向全球政策制定者發出呼吁，宏觀經濟治理必須超越純粹的“滅火”誘惑。為了實現真正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的長期增長，決策者必須扭轉這種應激式的短視傾向，將更多機制化精力和資本傾注于危機防范的基礎設施建設上。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全球治理變局中，只有告別“背水一戰”的被動邏輯，重建基于規則的多邊防線，全球經濟才能真正鍛造出抵御風暴的內生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