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嬤說，不要喊我，我快要死了

沒想到，老了以后會這么累，這么辛苦。

這是全民故事計劃的第749個故事

01

笑著告別

阿嬤留給人間的最后一張照片，笑容燦爛，像真的痊愈了一樣。

那是二零二四年九月，她剛從醫院回來。醫生說了什么，大家都沒明講，但她精神出奇地好。那天下午，家里來了親戚，陽光斜照進來，灰塵在光里慢悠悠地飄。大伯拿起手機給她拍照，她對著鏡頭，笑得露出稀疏的牙床，眼睛瞇成了縫。任誰看，這都是一個從病魔手里贏了一回的老太太。

空氣里有夏末的氣息，混合著舊家具和陽光的味道。親戚們用閩南語和本地話交錯地閑聊，聲音不高，像背景里舒緩的河流。阿嬤靠在舊椅子里，身上蓋著薄毯，手放在毯子上，指節像冬天里枯萎的樹枝。

但她一直在笑，偶爾插一兩句話，聲音有些啞，卻清晰。她問她妹妹的近況，問老家的祠堂修到哪一步了，問對方女兒在哪工作、找對象沒有。那個下午的時間，仿佛被這笑容和陽光拉長了，粘稠，緩慢，帶著一種不真實的甜味。大家默契地不去談醫院，不去談身體，只是圍著這片溫暖的、短暫的陽光。

但我們知道，那天醫生說的，“年紀太大，沒辦法了，接回家吧”。意思是，該準備準備了。

三周后，她走了。走的前幾天，我堂哥龍哥去看她。屋里沒開燈，很暗。龍哥在門口喊：“阿嬤。”床上傳來微弱但異常清楚的一句回應，帶著一種不容分說的干脆：

“不要喊我，”她說，“我快要死了。”

這句話，是龍哥在守夜那晚告訴我的。

我看著靈堂中央阿嬤的照片，忽然全明白了。那照片里粲然的笑，是她最后一場漂亮的勝仗。她用盡力氣，把“快要死了”這個事實，嚴嚴實實地藏在了笑容后面。她駁斥了悲戚，用一種近乎強悍的平靜，給自己的退場調好了光。直到最后，她仍要自己來宣布終幕。

“不要喊我。”

02

阿慶嫂的勛章

阿嬤生于1938年，閩南的一個多子女家庭，作為八個孩子中的老大，小學二年級便是學業的終點。1960年，她跟隨阿公，像兩粒塵埃被時代的風吹到幾百里外的三明永安。阿公在打鐵鋪揮汗，她則在市政工程隊，和男人一樣挖土抬石。1961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夭折。苦難沒有預告。但緊接著，一個決定讓這個瀕臨窒息的家庭重新呼吸——他們抱養了房東新生不久的兒子，這就是我們的大伯。

不久，我的父親和小伯這對雙胞胎降臨。生存的砝碼更重了。她的戰場，也在那時轉移到了“農業機械廠”的食堂。

那里，成了她“不服”的魂魄，真正找到形狀和聲音的地方。

食堂，在計劃經濟時代龐大的肌體上，是一個奇特的穴位。百十個干重體力活的工人，脾氣和飯量一樣大。物資永遠緊俏，秤頭勺尖的些微偏差，都可能引發一場巨大的風波。這需要的不再是沉默的力氣，而是眼力、算力、心力，以及一種能鎮住場的、市井的“厲害”。

阿嬤就在這里，從一個最普通的炊事員做起。

她那雙抬過石頭的手，開始學習更精微的勞作。她不識字，就看。看老師傅的算盤怎么打，把“一上一”、“二上二”的口訣和手指翻飛的節奏暗記于心，等沒人的時候，在油膩的桌上憑空練習，直到那噼啪的脆響成為她指尖的本能。她不認識復雜的菜名、物料名，就用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號和圖畫，歪歪扭扭地記在小本子上，像一種秘傳的符咒，硬是把那些方塊字和具體的實物，刻進腦子里。

她的“厲害”，很快在窗口顯現。

一勺菜，如何能在有限的油水里，讓每個盛到碗里的人都心服口服？這不僅是手藝，更是本事。她眼睛毒，手穩。更厲害的是她的嘴。遇到想多占多拿、胡攪蠻纏的刺頭，她不怵，也不高聲叫罵。她只是把勺子往菜盆邊一搭，腰身微微一直，看著對方，用清晰、平穩、甚至帶著點冷誚的永安本地話，幾句話遞過去，句句在理，字字釘在關節上，常常讓對方噎在那里，訕訕地端著飯盒走開。她懂得何時必須鐵面無私，分毫不能差；也懂得何時可以悄悄在老師傅的病號飯里，多埋一片薄薄的肉，而不落人話柄。

“阿慶嫂”—— 是《沙家浜》里那個機智潑辣、能左右周旋的茶館老板娘。

這個外號，不知從哪個工人嘴里先叫出來，然后像炊煙一樣，悄然傳遍了食堂，乃至整個廠區。

這是對她能力的最高褒獎，也是對她這個人最生動的畫像。一個沒讀過幾年書的鄉下女人，憑借一種從生活泥漿里摸爬滾打出的智慧、膽量和一張利嘴，在這個粗糲的、男性主導的工廠社會里，為自己掙得了一席之地，一份不容小覷的尊重。

她從炊事員，到小組長，后來成了食堂的“班長”。這個頭銜沒有干部編制，卻有著實打實的分量：安排每日活計，核算全廠伙食的復雜賬目，在有限的配額里絞盡腦汁地調劑，還要擺平手下幾個脾氣各異的炊事員。

鍋爐轟鳴，蒸汽氤氳。大鐵鍋里的水永遠在翻滾，洗菜池的水聲嘩嘩不斷，工友們飯盒的碰撞聲、吃飯的咀嚼聲、叫罵的喧嘩聲，混成一片充滿煙火氣的嘈雜交響。而阿嬤的聲音，常常能穿透這片嘈雜，清晰地下達指令，或者，平息某處剛剛冒頭的爭執。那是她生命中最響亮、最有韌勁的時期。她的“不服”，在這片充滿煙火氣的戰場上，終于化成了響亮、韌勁，和一份能穩穩端住全家飯碗的硬氣收入。

父親回憶，那時家里有個帶鎖的鐵皮餅干盒，是阿嬤的“寶貝”。

里面沒有餅干，有時會藏著一點廠里年節特供的、極其難得的糕點糖酥。鑰匙在她身上。她和阿公那點微薄的工資，要養活一大家子，算計到骨頭縫里。但在食堂，經手無數的糧食和油腥，她的指尖從不為自己多沾一粒米。晚上回家，有時變魔術般，從口袋里掏出用手帕小心包著的、幾塊幾乎碎成渣的桃酥或餅干末，分給眼巴巴的兒子們。

那是她從分發時難免磕碰產生的碎屑里，仔細收集起來的，是清貧歲月里，一個母親能創造的、關于“甜”的全部魔法。

03

秀娥的國度

時代的浪潮緩緩轉向，但阿嬤和阿公的生活，卻在廠區那棟老舊的宿舍樓里，沉淀出另一種扎實、溫潤的節奏。那是我童年寒暑假的“原鄉”。

那時他們都退休了。阿公身體硬朗，精神矍鑠，他的世界是武俠小說里刀光劍影的江湖。一摞摞翻得卷邊的《今古傳奇》、《武俠春秋》，金庸、古龍、梁羽生，是他沉默而浩瀚的王國。

他愛在樓下樹蔭里擺開棋盤，楚河漢界，殺伐無聲。

而阿嬤的王國，則是整個單元樓，甚至前后幾棟房子。她似乎天然有一種“引力”，鄰居家的婆媳矛盾、夫妻口角、甚至孩子上學擇校的煩惱，都會在傍晚時分，化作小心翼翼地敲響我家門板的聲音，和一句：“秀娥在嗎？有點事想問問她……”

我常見這樣的場景：阿嬤系著圍裙，手上還沾著米粒或菜葉，就被拉到門口或樓下。她聽著，時而點頭，時而插一兩句，聲音不高，卻有種讓人安靜下來的力量。那不再是食堂里鎮住場面的“厲害”，而是一種基于多年閱歷、公道和熱腸的“調解”。事情往往在她幾句樸實的話里，被捋順了毛躁，顯出了最簡單的解決之道。人們嘆著氣來，舒著眉頭離開。她轉身回屋，繼續淘米、切菜，仿佛剛才只是摘了兩根蔥一樣平常。

傍晚時分，門口的空地上總會擺出幾張矮凳。阿嬤和幾個老姐妹坐在那里，手里的活計不停，或是剝毛豆，或是補衣服。她們聊天的聲音，和鍋灶里柴火噼啪的響聲、公路上隱約的車聲混在一起。到點了，她拍拍衣襟起身：“該做飯了，老頭子該餓了。”

廚房里是柴火灶。阿公會劈好整齊的柴垛。灶火舔著黝黑的鍋底，映亮阿嬤專注的臉。熱油下鍋，“刺啦”一聲，香味瞬間爆發，能飄出好遠。那是煤氣灶永遠無法復制的香氣。阿公愛吃紅燒肉，尤其愛顫巍巍、亮晶晶的肥肉部分；阿嬤則專挑精瘦的吃。一盤紅燒肉上桌，兩人各取所需，是煙火日子里的黃金搭配。

阿嬤還不時養幾只兔子，在柴火間角落用木板釘了籠子。假期里，我最愛的做的事就是跟著她，拎個小竹籃，穿過宿舍樓后邊那邊小路，走進那片開闊的農田。

田埂小路七拐八彎，我們辨認著各種野草，掐下兔子最愛吃的嫩芽。夏日的陽光灼熱，蟬聲震耳，風里有禾苗和泥土的氣息。傍晚飯后，暑氣稍退，同樣的田埂小路，會迎來我們仨的散步。

阿公和阿嬤走在前面，我蹦跳著跟在后面。穿過整片田野，走過一道簡陋的人行橋，就到了河邊。河風濕潤涼爽，帶走一天的燠熱。偶爾，阿公來了興致，會拍拍他那輛老舊的、車筐掛在左邊的三輪車，對阿嬤說：“老太婆，走，我載你兜風去！”

這時，阿嬤會笑著，眼里有光，像個小姑娘。她拉上我，下樓，在三輪車的車斗里放兩個小竹凳。我們坐上去，阿公在前面慢悠悠地蹬著車。車輪軋過廠區不平的水泥路，發出咯噔咯噔的輕響，晚風拂面，路邊的街燈一盞盞亮起。

這一切，在2006年初，戛然而止。

阿公的身體一直極好，那個冬天卻突然倒下。

起初是小感冒，然后迅速惡化，像一棟看似堅固的大廈，內部忽然被抽走了關鍵的梁柱，轟然坍塌。整個過程快得讓人茫然。

對我而言，那是少年時代第一次直面至親的永別，哭到昏厥，世界塌了一角。可讓我至今困惑又震撼的是，在我的記憶里，阿嬤——這個失去攜手近半個世紀的人——沒有在人前哭過。至少，沒有讓我看見。

她沒有哭天搶地，沒有陷入無法動彈的悲傷。她只是沉默地料理完一切，然后，繼續生活。

不久后，老房子拆遷的通知也下來了。

她和阿公經營了半生、裝滿了我整個童年記憶的“王國”，連同那柴火灶、兔籠、門前固定的幾張矮凳、咯噔作響的三輪車，都將被推平，歸于塵土。

這無疑是另一重巨大的失去。失去了實體空間的憑據，那些鮮活的記憶仿佛瞬間成了漂泊的幽靈。然而，阿嬤從未對搬遷、失去這所房子有過任何抱怨。她平靜地收拾，揀選，把能帶走的有限物件都整理好，幾次搬家后，最終住進了小伯單位那套一樓的老房子。她迅速適應了新環境，依然不關門，很快在新社區找到了聊天、散步、看人種菜的生活節奏。

當她提起阿公時，語氣有一種帶著笑意的懷念。“老頭子那時候，就愛吃肥肉，一口下去，嘖嘖……”“你阿公啊，還說以后要帶我去哪里哪里玩……”

也許，在小伯單位那棟老房子一樓的門前，在新的樹下，她坐著，看似只是和老姐妹閑聊。在她腦海的某個頻道里，依然能聽到農機廠老房子柴火灶的噼啪聲，能聞到紅燒肉出鍋時的濃香，能感覺到晚風穿過農田拂面而來，能看見阿公蹬著三輪車的、微微佝僂卻有力的背影。

然而，時間最終拖慢了一切，包括她“不服”的步伐。

04

病榻之上

那場九月宛如“痊愈”的歡聚，像一陣短促而耀眼的光，倏忽而過。之后，是肉眼可見的、不可逆轉的衰落。我連著兩天傍晚到阿嬤家，門都半掩著，屋里一片昏暗，她總在睡。

我輕輕進去，在黑暗里坐下。耳邊先是門外淅淅瀝瀝的雨聲，漸漸，更多聲音從寂靜中浮出：隔墻中學廣播站放的、聽不清詞的流行歌，更遠處預警大隊訓練時隱約的吹號與口號。然后，是床上傳來的、蓋過這一切的呼吸聲——有點喘，有點重，但規律地起伏著，反而奇異地讓人安心。仿佛只要這聲音還在，阿嬤的時間就還沒有走到它最后的刻度。

不知過了多久，小伯回來，屋里亮了燈。他叫醒阿嬤，熱了晚飯，是燉得爛熟的豬心蓮子湯，加了提鮮的蟶干。阿嬤慢慢吃完一小碗，有了點力氣，被扶到門口那張舊藤椅上坐下。

我搬個小凳坐在她旁邊，聊天。她的耳背更嚴重了，常常答非所問，對話像斷線的珠子，四處滾落。偶爾，信號對上，她的話便清晰起來。她說起2013年拆遷的老房子替換的新樓，如今終于封了頂；說起農歷十一月，老家的宗祠要祭祖。她也問我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以及擔憂我的結婚事宜。

然后，在雨聲短暫的間歇里，她低聲說出了許多愿望：想回老家參加祭祖，想坐一次現在“開得飛快的火車”，想住進新房子里“享受一下”，想嘗嘗北京烤鴨——“更年輕時在福州吃過，忘了味道了”。每一個愿望，都像一個微弱的火星，但每一個火星后面，都跟著一陣冷風般的自語：“如果我有力氣站起來”，“如果我還撐得到”。

天徹底黑了，雨忽大忽小，填充著我們之間越來越多的沉默，卻始終蓋不住她喉嚨里那拉風箱般沉重的喘息。在某個停頓的、只聞雨聲的片刻，她忽然說：“你大伯總問我，為什么老哼哼。”她停了一下，像在積蓄力氣，“心臟不行，受累。我告訴他，如果哪天不哼哼了，那才完蛋。”

我的心猛地一縮，像被那只無形的手攥緊了。我幾乎是慌不擇路地，用一句最無關緊要的話，生硬地轉開了話題。我承受不了她那句話里，那過于清醒的、關于生命盡頭的隱喻。

雨停了，我該走了。扶她從椅子起身，回到幾步之外的床邊。那三四步的距離，她走得緩慢、蹣跚，仿佛跋涉了千山萬水。安頓她躺下，我關了燈，在關門時習慣性地留了一條縫。她躺在昏暗的床邊，輪廓模糊，輕聲向我告別。我退出來，心想，那些愿望，哪怕只有一個，能實現嗎？我在心底無聲地祈求：讓這場告別，再漫長一點，再漫長一點吧。

我在家待了兩周，阿嬤的情況時好時壞，但衰弱的趨勢已無可阻擋。她似乎仍在用盡最后一絲力氣，不服地攀住時間的崖壁。父親看我心神不寧，說：“你先回北京工作吧，這里有我們。”

回北京的那天早上，我去看她。前幾次去，她總躺著，只能通過是否“哼哼”來判斷狀態。那天，屋里很靜，她沒有哼哼。我坐到床邊那把需要折著腰才能坐穩的舊椅子旁，聽她相對均勻的呼吸，以為她睡得還好。不知過了多久，窸窸窣窣的聲音響起，是她無力地翻動被子。我以為她要起身，趕緊湊過去。

“起不來，”她聲音含糊，“只是熱，蓋不住。”說完這句，她才似乎從昏沉中辨出是我，“是小杰嗎？”

我說是。

“什么時候走？”

“今天。”

“今天幾號？”

“3號。”

“這么快就3號了啊……”她喃喃道，時間在她那里，可能早已失去了連貫的意義，只剩下一些離散的、不斷溜走的數字。

接著，她忽然切了話題，帶著點孩子氣的抱怨：“豬腳不敢再拿來了，吃怕了。”——前幾天，她說想吃我爸煮的紅燒豬腳，第二天，父親就燜好軟爛的幾塊送來。

之后的話，便零零碎碎，不成片段。她聽得吃力，回答也常常對不上。當我坐到床邊，握住她的手時，她用手指摩挲著我的虎口，說：“手這么粗了。”

然后，她望著蚊帳頂，像是嘆息，又像是終于對自己承認：

“沒想到，老了以后會這么累，這么辛苦。”

阿嬤的住處｜作者供圖

我瞬間扭過頭，拼命瞪大眼睛，把喉嚨里涌上的熱流死死咽回去。她并沒太多力氣一直看著我，眼睛浮腫，常常疲乏地半闔著。

她開始催我回去吃飯，一遍又一遍。我說“好”，卻又搜腸刮肚地找些話頭，延長這告別的片刻。恐懼像冰水浸透四肢——我恐懼這是最后一次。我向她保證：“下個月還回來。”

實在不得不走了。起身時，一個念頭擊中了我。我知道她一直惦記著什么。我彎下腰，靠近她，對她說：

“阿嬤，我在談戀愛了。”

那個瞬間，如同奇跡。她臉上所有萎頓的、被病痛刻蝕的紋路，驟然被一股力量推開。她轉過頭，努力睜大眼睛看向我，那雙有些渾濁的眼睛里，迸發出一種近乎璀璨的光彩。一個巨大、純粹、毫無保留的笑容，在她臉上綻放，露出稀疏的牙床。

“好，好，太好了。”她連聲說道，每個字都帶著笑意。

“還沒成呢，剛在聊。”我趕緊補充。

“沒關系，”她聲音里滿是寬慰和鼓勵，“有在聊就好。”

說完，她又催我回去吃飯，仿佛了卻最大一樁心事，便可以安心催促我離開了。我邊應著，邊慢慢朝門口退去，一步一回頭，說了四五遍“阿嬤我走了，下次再來看你”。她躺在床上，已沒有力氣揮手，只是微微抬了抬手，向我招了招。

關上那扇熟悉的房門，走到屋外。戴上頭盔，準備發動摩托車的剎那，整個世界的聲音和景象瞬間模糊、隔絕。眼淚毫無預兆地沖垮了所有堤壩，洶涌而出。我伏在車把上，無聲地，劇烈地顫抖。

原來，哭是這么簡單的事。

05

不要喊我

擺靈堂的三天，天氣好得不像話，秋陽明亮卻不灼人，把門外那兩盞紅燈籠照得愈發通透。那是八十歲以上才可懸掛的顏色，謂之“喜喪”。最后一晚守夜，親朋散盡，只剩自家人。我和堂哥龍哥靠在墻邊，守著長明燈跳躍的火苗。

夜深人靜，白日的哀戚暫時退潮，疲憊帶來一種奇異的松弛。我們低聲聊起小時候，寒暑假擠在阿嬤農機廠的老房子里，晚上一起睡在阿公那張寬闊的舊床上，嘰嘰喳喳說個不停，總要等到阿公在外屋一聲帶著笑意的呵斥：“還不睡覺！”才在黑暗里憋著笑安靜下來。

龍哥說著說著，聲音就低了。他抹了把臉，告訴我，阿嬤走的前幾天，他去看她。屋里沒開燈，昏昏暗暗的。他站在門口喊：“阿嬤。”床上靜默了一會兒，傳來她清晰、平靜，甚至帶著點干脆的聲音：“不要喊我。我快要死了。”

整個出殯過程，哭得最兇、最難以自抑的，除了從老家趕來的、阿嬤最小的妹妹，就是龍哥。他哭得像個孩子，毫無遮掩。

我想起2023年，我父親突發重病，也是龍哥開車，連夜載著小伯和我母親，將父親送往福州。原以為只是疏通血管的小手術，卻在醫院被醫生緊急告知，雙腿保不住了，必須立刻高位截肢。在那樣毀滅性的消息面前，率先崩潰痛哭的，也是龍哥。

阿嬤出殯那天的早晨｜作者供圖

葬禮過后，我和父親在社區旁的小公園散步。

走累了，就在一張長椅上坐下。遠處是城市的燈火，近處只有草叢里秋蟲最后的嗡鳴。父親沉默了一會兒，說：“阿嬤很照顧我們家。前陣子家里茶葉的事，忙得人仰馬翻。她像是曉得，等我們忙完了這陣，才走。”

我點點頭。我們都愿意相信這個。年紀越大，對所謂“天命”，反而生出一份愿意理解和接納的柔韌。就像出殯前后那幾日，天色澄澈，星河低垂，儀式順遂。我們相信這是一種預兆，一場屬于她的、幸與不幸之間的莊重安排——幸在走得安詳體面，不幸在終究要走。

父親接著說，阿嬤走得安靜。

最后的那段日子，小伯夜夜去她那里睡，警醒得很。凌晨四點多，他一直留心聽著，隔壁屋那熟悉的哼哼聲，忽然停了。停得那么突兀，以至于寂靜本身變成了一聲驚雷。小伯沖過去看，阿嬤已經走了，面容平靜，甚至稱得上安詳，仿佛終于卸下了一副扛了太久、太累的重擔，沉沉睡去。沒有掙扎，沒有痛苦，如秋葉墜地，自然而然。

她提前知曉，也默默安排好了許多身后事。

如今，她的骨灰已和阿公的合葬在一處。兩個并排的名字，結束了十八年的山水相隔。燒給她的“房子”和金銀紙扎，火焰很旺。父親看著，輕聲說：“給你阿嬤燒了個大的。你阿公那時候，都沒燒這么大。” 我望著那熊熊火光，接話道：“沒事。現在匯合了，阿公阿嬤一起住，剛好都有了。”

火焰吞噬了紙屋、元寶、還有她生前的一些舊衣。物質世界的痕跡，在高溫中卷曲、變黑、化為輕盈的灰燼，隨著熱風上升，飄散。而一些無法被焚燒的東西，留了下來：在“阿慶嫂”的傳說里，夏夜令人心安的清淺鼾聲，空氣里紅燒肉的香氣，田埂上尋找兔草的身影，三輪車“咯噔咯噔”穿過夕陽的聲響，病榻上沉重卻堅持的呼吸，那張燦爛的笑臉，那句冷靜的“不要喊我”，以及那扇永遠開著、等孫兒歸來的老房子的門框里。

靈堂外，那對紅燈籠在雨夜中早已摘下。但我知道，它們象征的東西還在。

凡人皆有一死，無論彼岸是否存在，以何種形式存在。“不服”的靈魂，歸于泥土，也歸于記憶的永恒循環。阿嬤用她八十七年的光陰，將“不服”活成了一種堅韌的生存，一種體面的老去，一場平靜的告別。她不再“哼哼”了，但我的心里，那關于她的、萬籟俱寂后的回響，正絲絲縷縷，清晰起來。

作者蘇自由，現為編劇

編輯｜蒲末釋

全民故事計劃正在尋找每一個有故事的人

我們將奉上每篇2000元的稿酬

講出你在乎的故事，投遞給

tougao@quanmingus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