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耀湘被俘后才后悔：顧祝同衛立煌倆吵架，我要是不和稀泥多好？

在遼沈戰役中被俘的蔣軍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的真正軍銜是什么，不同史料有不同說法，有人說他是上校，有人說他是中將，筆者查到的資料顯示，這兩種說法都不是沒有依據的：1948年9月，廖耀湘正式從騎兵上校升為少將，那是真正的銓敘軍銜，也就是說他在同年8月就任第九兵團司令官的時候，銓敘軍銜確實是上校，一個月后才晉升少將。

蔣軍軍銜主要分銓敘和職務兩種（地方軍閥還可以私自給手下授銜上將，但“銓敘廳”根本就不承認），比如戴笠銓敘軍銜是少將，但因為擔任軍統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長，所以掛中將職務軍銜，廖耀湘就任兵團司令的時候，也必然掛中將職務軍銜，要不然就無法指揮該兵團新編第一軍軍長潘裕昆、新編第三軍軍長龍天武、新編第六軍軍長李濤、第四十九軍軍長鄭庭笈、第五十二軍軍長劉玉章、第七十一軍軍長向鳳武。

廖耀湘戰敗被俘，倒不是那些軍長不聽命令，而是在關鍵時刻他拉了松套，在被俘后才后悔：我和顧祝同在衛立煌家吃水果喝咖啡，他倆吵架我不該和稀泥——如果我態度堅決一點，不首鼠兩端，就不用出遼西“送貨上門”了。

廖耀湘的第九兵團有六個軍，跟邱清泉的第二兵團一樣人多勢眾（蔣軍兵團一般為四個軍，邱、廖兩兵團為六個軍，孫元良第十六兵團只有兩個軍）而且新一軍和新六軍都是全美式裝備，算是“王牌部隊”，也是難啃的硬骨頭。

有人說第九兵團只有五個軍，那是沒把鄭庭笈的第四十九軍算上，第九兵團司令廖耀湘指揮的確實是六個軍，這一點廖耀湘在《遼西戰役紀實》（收錄于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匯編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戰場記憶（之三大戰役）》）中寫得很清楚：“蔣介石召集我和趙家驤、羅又倫、羅澤闿四個人在他的私邸開了一個小型會議，他明白指示：新編第一軍、新編第六軍、新編第三軍和第五十二、第四十九、第七十一共六個軍加第二〇七師并附東北‘剿總’直屬的重炮及戰車部隊編為機動兵團，由廖耀湘統一指揮，隨時準備行動。”

廖耀湘之所以信心滿滿出遼西，是因為他認為這些部隊可以很快調集到他麾下：新編第一軍就在遼中，新編第三軍與第五十二軍在遼陽地區，新編第三軍沒有防務，可立即行動，于兩天內到達遼中以南地區，第五十二軍只有一部分暫待接防，而其主力也可以在兩天內到集中地點，新編第六軍與第四十九軍一部分，可以車運，兩天內也可到達遼中。

自以為出遼西能為老蔣建功，卻沒想到自己一去不回，甚至窘迫到用明碼通知各軍奔逃，鬧出了一個很大的笑話。

廖耀湘回憶胡家窩棚戰斗時一筆帶過：“二十六日早晨，解放軍第三縱隊及其以北的友鄰部隊第一棒就打碎了國民黨遼西兵團的‘腦袋’即兵團前進指揮所，同時打碎了新三軍、新一軍及新六軍三個軍的司令部。因為這些部隊都是處于行軍的狀態，原來就未建立好通訊聯絡的體系，所以當兵團部及三個重要的軍部被打碎之后，使指揮官陷于無法指揮，再也不能掌握部隊的境地。而部隊則因失去首腦，無所適從，以致陷于癱瘓和分崩離析的狀態。”

廖耀湘沒寫的細節，第四十九軍中將軍長鄭庭笈和七十一軍八十七師上校參謀主任胡鍛夫（胡云飛）在《遼西兵團的覆滅》和《“王牌軍”亦難逃覆滅》一文中寫了：“解放軍夜襲胡家窩棚新編第六軍指揮部，廖耀湘、李濤狼狽不堪，徒步逃到歷家窩棚新編第二十二師司令部，和各軍失了聯絡。兵團司令部及所屬炮兵和輜重兵部隊在胡家窩棚被殲后，廖耀湘率領少數侍從人員從胡家窩棚逃了出來，這時廖令第七十一軍歸新編第一軍軍長潘裕昆指揮，繼續進行掙扎。”

廖耀湘敗得徹底，逃得狼狽，他被俘撰文盤點自己的損失，計有新一軍、新六軍、新三軍、第七十一軍、第四十九軍五個軍，共十二個師再加上一些游雜部隊和直屬的重炮單位全部丟掉，廖耀湘“辛辛苦苦”奔波一場，變成了“送貨上門”，其部隊絕大部分被俘，所有的重武器都落到了東北野戰軍手里。

老蔣是運輸大隊長，廖耀湘這個兵團司令，也算得上運輸中隊長，他一路奔逃，被打掉首腦機關后，根本就沒有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廖耀湘和軍長李濤、向鳳武、鄭庭笈均被活捉，廖耀湘感嘆：“遼西戰役是解放軍戰史上最成功的戰役之一，一舉殲滅了國民黨軍早就想拉出去的東北主力，沈陽解放可以說是遼西戰役的直接結果。遼西戰役也直接決定了國民黨最后完全撤出東北，它開了解放戰爭三大戰役勝利的端緒。”

廖耀湘原本是可以避免戰敗被俘的，因為當初他和東北“剿總”上將總司令衛立煌一樣，都是反對出遼西的，但衛立煌一直堅定堅持自己的主張，廖耀湘卻在關鍵時刻掉鏈子，充當起了顧祝同和衛立煌爭吵的“和事佬”，結果把自己搭了進去。

實事求是地說，廖耀湘并非無能之輩，抗戰期間也頗有戰功，但是在老蔣一意孤行瞎指揮下，他也變得沒了主意，只能唯命是從，結果是在老蔣的指揮棒下頭也不回地奔向了絕路。

廖耀湘命運的轉折點就在1948年9月，解放軍進兵錦州，蔣介石下令要沈陽國民黨軍主力直出遼西徑解錦州之圍，衛立煌拒絕服從，老蔣把衛立煌召到南京當面下令，衛立煌依然不為所動，老蔣無奈之下只好派參謀總長顧祝同與衛立煌一同返回沈陽——這就是要讓顧祝同越過衛立煌，直接給各兵團甚至各軍下命令了。

顧祝同和衛立煌私交不錯，9月26日到了沈陽先去衛立煌家吃飯，衛立煌也只叫了廖耀湘作陪，喝酒吃菜的時候氣氛親熱融洽， 衛立煌和顧祝同暢談他們當年東征北伐并肩戰斗的情誼——兩人回憶愉快的過去，自然有各自的目的，吃完飯到小房間喝咖啡吃水果，兩人在真正步入正題。

衛立煌不想讓顧祝同難堪，就先闡明觀點：“總統要求沈陽主力直出遼西，一路側敵行軍，遠出解錦州之圍的方案，實行起來危險太大。因為解放軍很可能圍城打援。廖司令官在東北比較久，對東北各方面的情況，比我更熟悉。他又是主要負實際責任實行命令的人，你可以問問他，聽聽他的意見。”

衛立煌不好意思說的話，原本就應該由廖耀湘來說，廖耀湘當時也跟衛立煌意見相同，他攤開地圖進行了一番闡述，提出了沈陽主力單獨出遼西，背三條大水，一路側敵行軍，有被節節截斷、分別包圍、各個擊破的危險。

衛立煌也插話強調如果廖耀湘出遼西，不但錦州之圍難解，沈陽主力也會被斷送，同時還給老蔣留了個臺階：“要沈陽主力出遼西直接解錦州之圍，很可能是羅澤闿等人的紙上計劃，圖上作業，不一定是總統的真正意旨。”

顧祝同礙于情面，或者已經被衛立煌廖耀湘說服，就于當晚給老蔣發電報，結果第二天老蔣回電，嚴令顧祝同督促衛立煌廖耀湘執行他制定的出遼西計劃，顧祝同有些不好意思見衛立煌，近在咫尺卻用電話傳達老蔣命令。

衛立煌萬般無奈，只好再找廖耀湘商量，廖耀湘也是一頭霧水：“為什么蔣介石一定要堅持出遼西？沈陽主力不能在葫蘆島、錦州兩地部隊未會師之前單獨出遼西！這是在時間和空間上如何配合的問題，我們不是不愿意執行或故意抗拒總統的命令，而是為了如何更好地挽救當前的局勢，為了救全沈陽的主力。我認為總司令應該再犯顏直諫，堅持我們共同認為是真理的主張。”

廖耀湘可能是情急失言，連“總統”都不叫而直呼其名，衛立煌也對廖耀湘的“真理說”十分贊同，就拉著他一起去找顧祝同。

衛立煌再次闡明觀點，并對顧祝同近乎懇求：“我們兩個是多年同事和共患難的好友，我的事情，就好像你自己的事情一樣。我這次遇到生平以來從沒遇到過的困難，無論如何希望你幫忙解決。我們不是不愿執行總統的命令，也不是不愿意行動，只是在空間和時間上如何配合的問題。我們只是要求在葫蘆島與錦州的部隊會師之后，東西兩方同時并進，以避免被各個擊破。”

顧祝同估計昨晚被老蔣訓得不輕，所以不管衛立煌如何懇求，他翻來覆去就是一句話：我是來監督命令執行的！

衛立煌被氣急眼了，這才說出“打賭畫十字”篤定出遼西必將全軍覆沒的話，還沒等顧祝同反駁，廖耀湘先慫了，他先是請顧祝同考慮衛立煌的意見，又對衛立煌說“我們回去再詳細考慮一下再同總長會商。”

一看行動計劃的具體執行者廖耀湘松了口，顧祝同當然趁熱打鐵，第二天（9月28日）一大早就把廖耀湘找去單獨談話，而把衛立煌晾在一邊：“他責我不應助長衛固執己見，而應勸衛執行蔣介石的命令。顧祝同訓斥我說：‘……你們已耽誤好幾天時間，這樣貽誤時機，我再不能代你們負責任。你們必須服從命令，先開始行動，才能再說話。’我發現這里的門尚半開著，馬上對顧說：‘我愿去同衛總司令商量，我們先令部隊向巨流河、新民地區集中，請總長再把我們的意見報請總統最后裁決。’”

廖耀湘自作聰明地認為顧祝同這些話是說給衛立煌聽的，就馬上表示自己可以去做衛立煌的工作：“我當即去找衛立煌，報告我同顧祝同的這番對話，并說：‘我們如果不表示先遵令開始集中軍隊，顧祝同似乎也不便再向總統進言，無法回去交代。只要他肯負責向總統再一次轉達我們的意見，我想總統不會一點都不考慮，那么事情就有轉機。’”

廖耀湘和稀泥，這也讓老蔣看到了突破口，他于10月2日蔣飛到沈陽，先單獨召見衛立煌，衛立煌依然堅持意見不動搖，老蔣只能吃柿子撿軟的捏，把廖耀湘叫來一頓訓斥，廖耀湘再次認慫，表示“我們不是不愿意奉命，是是在實施方法上有點意見”。

老蔣說服不了衛立煌，對付廖耀湘還是綽綽有余，他三言兩語連哄帶嚇唬，廖耀湘馬上找不著北了：“蔣介石說完之后，我也感覺錦、葫距離短，又有這么大的陸海空軍的力量，加上充足的油彈補給，迅速打到錦州，不會成什么大問題，就對蔣介石說：‘我決心執行總統的命令，立即行動。’”

我們老家有一句老話，叫“腳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廖耀湘想兩頭都不得罪，甚至幻想事事都聽老蔣的，可以在兵團司令的基礎上再進一步，他拍著胸脯給老蔣打包票，結果把自己拍進去了——讀者諸君可以試想一下：如果廖耀湘堅定地站在衛立煌一邊，那么老蔣是不是有可能放棄西進計劃？即使老蔣不放棄西進計劃，是不是也只能臨陣換將，讓別人取代廖耀湘指揮西進兵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