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偉飾演的王博士，研究一棵銀杏樹，用傳感器接收樹的“信號”

（來源：中國環境報）

轉自：中國環境報

看完電影《寂靜的朋友》，我有一種持久的感動。銀幕上的畫面已經消失，那棵古老的銀杏樹仿佛還在那里，靜靜地站立著，像一位沉默的哲人，等待人們去理解它所見證的一切。

這是一部安靜的電影，安靜到有些觀眾可能會覺得沉悶。但對我來說，這種安靜恰恰是它最珍貴的地方——它讓我們有機會停下來，去聆聽那些平日里被我們忽略的聲音：植物生長的聲音，時間流逝的聲音，以及不同時代的人們試圖跨越物種、跨越時空，去建立連接的聲音。

人也是大自然

觀影時，我想起一位科學家朋友說過的話：“人也是大自然，大自然也是人。”

這句話初聽有些玄妙，細想卻蘊含深意。我們常常把“人”和“自然”對立起來，仿佛人是自然之外的某種存在。但事實上，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們的身體由自然界的元素構成，我們的呼吸與植物的光合作用相互交換，我們的生死榮枯與萬物的生長凋零遵循著同樣的節律。

然而，人的傲慢往往讓我們忘記這一點。我們以為自己可以主宰自然，以為萬物是為人類準備的資源。這種傲慢，讓我們失去了傾聽其他生命的能力。

電影中，梁朝偉飾演的王博士是一位腦科學研究者，他原本研究嬰兒的大腦活動——那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寂靜的聲音”，嬰兒還不會說話，但他們的神經網絡中蘊含著豐富的信息。因為疫情被困在馬爾堡大學后，他偶然開始用研究嬰兒的方法去研究一棵銀杏樹，用傳感器接收樹的“信號”，在電腦屏幕上看到如煙花般絢爛的波動。

這個設定，讓我想起自己剛剛由紅旗出版社出版的新書《古樹中國：文明根脈的守護與傳承》（以下簡稱《古樹中國》）。為了寫這本書，我采訪了浙江農林大學的許多位林業科學家，了解到他們如何用應力波檢測儀為古樹做“體檢”，如何用根脈探測儀“看見”地下的根系分布，如何用液流監測儀聆聽樹木的“脈搏”。這些科學儀器，本質上都是在做同一件事：跨越物種的界限，去傾聽另一個生命的表達。

電影中的王博士用的傳感器，和我采訪的科學家們用的儀器，何其相似。它們都是人類試圖與自然對話的工具，是我們承認自己“聽不懂”，因此努力去尋找翻譯的體現。

萬物平等，眾生平等

電影用三個時代的故事，講述了同一棵銀杏樹見證的不同人生。1908年，第一位女學生格雷特在男性主導的學術環境中掙扎，她用相機拍攝植物，也在鏡頭前探索自己的身體；1972年，文學系男生漢內斯愛上了一個研究天竺葵“語言”的嬉皮士女孩，他在守護植物的過程中發現了新的世界；2020年，王博士在疫情隔離中通過傳感器與銀杏樹對話。

三個時代，三種人的孤獨，也是三重對“連接”的渴望。

導演茵葉蒂用她獨特的視聽語言，讓觀眾看到——那些被認為“沉默”的生命，其實一直在表達。格雷特拍攝的植物照片顯示出生命的形態，漢內斯的天竺葵通過感應裝置為他開門，王博士的傳感器把銀杏樹的“神經活動”轉化為絢麗的圖像——它們都在說話，只是我們需要學會傾聽的方式。

這讓我想到一個古老的觀點：萬物有靈。在科學昌明的今天，我們當然不必回到原始的自然崇拜，但那種對萬物的敬畏之心，那種承認其他生命也有其內在價值的態度，卻是文明真正進步的表現。

一棵古樹，活了數百年甚至上千年，它見證了多少王朝更迭、人事變遷？它的年輪里記錄了多少氣候的秘密？它的基因里儲存了多少進化的智慧？在漫長的生物演化過程中，樹很可能獲取了我們尚未了解的智慧，存儲了我們尚未能讀取的信息。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棵古樹的生命，可能比一個人的生命更“偉大”，更“智慧”——當然，這里說的偉大和智慧，不是人類尺度下的概念，而是另一種維度的存在方式。

我們對待古樹的態度，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們對待自身文明的態度。浙江的古樹保護實踐，從“一樹一策”的精準管護到“空天地一體”的數字化監測，從《浙江省古樹名木保護辦法》的率先施行到全國首個古樹保護基金會的成立，都體現了這樣一種理念：古樹不是資源，不是景觀，而是與我們共享這個星球的生命主體。

三個故事，一個故事

電影還有一個非常打動我的地方，是它的敘事結構。

1908年、1972年、2020年——三個時代，三組人物，看似毫無交集，卻被同一棵銀杏樹串聯起來。導演沒有用傳統的情節邏輯來銜接這些故事，而是通過夜空、風雨、陽光和植物的影像，創造了一種“通感”的敘事邏輯。

這讓我想到，如果在銀杏樹的時間維度下，三個故事不過是一個故事。

對于一棵活了近兩百年的銀杏樹（電影中那棵樹是1832年種下的），一個人的一生不過是它生命中的短暫一瞬。1908年的格雷特，1972年的漢內斯，2020年的王博士——在樹的眼中，他們都是匆匆過客，都是它沉默見證的無數生命中的幾個。

這種時間尺度的轉換，讓我重新思考“非虛構”“虛構”的關系。電影是虛構的，人物是編造的，但它所傳達的那種人與自然的連接感，卻是真切的、普世的。

我甚至覺得，這部電影更接近于一部“非虛構散文”——盡管它是故事片，但它的敘事方法是紀實的、觀察式的，它沒有戲劇化的沖突，沒有刻意煽情，只是靜靜地看著，靜靜地聽著，像一棵樹那樣。

這和我寫《古樹中國》時的感受很像。在書中，我試圖記錄的是真實的古樹、真實的人和真實的故事——陜西黃陵那棵歷經艱險移植成功的老君柏，天目山那些患了“癭瘤病”的古老柳杉……這些都是真實的存在，它們的故事不需要任何修飾，就已經足夠動人。

而電影《寂靜的朋友》，用虛構的方式，抵達了同樣的真實。

科學，是接近萬物的方式

電影中有一個細節讓我印象深刻。王博士的學生在視頻里問他，一個人待在那里會不會覺得孤單。他說不會。

我完全理解這種感覺。一個人并不等于孤獨。孤獨是一種連接的中斷，而不是物理上的獨處。當王博士與銀杏樹建立連接，當他通過傳感器“聽到”樹的聲音，當他和管理員逐漸成為朋友，他其實一直處在連接之中。

這讓我想到科學的意義。

我們常常把科學理解為冷冰冰的數據、儀器和公式，但科學的本質，其實是人類試圖理解世界、與世界建立連接的嘗試。

從暗房里的顯影技術到今天的基因測序，從手繪的根系圖到三維數字孿生模型，從“移樹無時，莫教樹知”的經驗智慧到“一樹一策”的精準管護——所有這些，都是我們跨越物種界限、學著去理解其他生命的努力。

科學，正是我們接近萬物的方式。

浙江農林大學的科學家們用應力波檢測儀為古樹“把脈”，用基因組測序技術破譯古樹長壽的密碼，用液流監測儀聆聽樹木的“脈搏”……這些工作，表面上是在做科研，本質上卻是在搭建人與自然的對話橋梁。

《古樹中國》這本書，記錄的正是這樣的努力。中國，尤其是浙江，在古樹保護領域從技術探索、制度構建到文化覺醒的歷史演進，正在成為生態文明建設中國方案中一個充滿溫度與智慧的注腳。

電影結束的時候，王博士和管理員坐在長椅上，等待著銀杏樹的信號。那一刻，他們不是科學家和工人，而是兩個同樣在尋找連接的人。

我想起《古樹中國》后記里寫的一段話：“也許我們無法成為書中寫到的科學家、護林員或藝術家，但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某個路過的時刻，認出一棵樹的古老與珍貴。我們可以給孩子講一棵樹的故事，阻止一次對樹木的傷害，可以為遠方的古樹貢獻一份微小的關心，或者，很簡單，去擁抱一棵樹。”

在書的后記中，我說，“擁抱一棵樹，或者，讓樹擁抱你。”

這不是矯情的抒情，而是一種真實的連接。當我們用手掌觸摸粗糙的樹皮，當我們仰頭望向如蓋的樹冠，當我們靜靜地坐在樹下聆聽風過林梢的聲音——那一刻，我們就不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融入了一個更宏大的生命網絡。

《寂靜的朋友》告訴我們，寂靜不是沉默，只是我們還沒有學會傾聽。而《古樹中國》則試圖記錄，我們正在如何努力去學會這種傾聽。

這不僅是科學的任務，更是文明的使命。

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更遼闊的地球圖景，便會發現，古樹的命運從來不是一片土地、一個文明的獨奏，而是人類與自然共生歷程中一曲跨越山海、交織古今的宏大交響。

作者簡介

周華誠，作家，出版人。曾獲三毛散文獎、草原文學獎等多種獎項。出版散文集《儀式：中國人的時間哲學》《不如吃茶看花》《德壽宮八百年》《陪花再坐一會兒》等三十多部，其中散文集《流水辭》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散文集《野外的事情》入選“1978—2023中國散文60強”書系，非虛構作品《德壽宮八百年》被評為年度“浙版好書”，列入“浙江省黨政干部閱讀推薦書目”，入圍第八屆華語青年作家獎。

編輯：李夏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