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不只特朗普：真正失控的，是美國不受約束的戰爭機器

作家諾曼·所羅門說，在所謂“反恐戰爭”中，被美國殺害的人幾乎全都是有色人種。2026年5月13日，兩名女性站在伊朗德黑蘭阿爾沙賈拉·阿爾塔伊巴學校的廢墟前。

在此之前，特朗普還曾威脅伊朗政府：“把海峽打開，不然你們就等著下地獄吧——走著瞧！贊美真主。”這不僅談不上有什么“總統風范”，更暴露出一種扭曲的道德判斷，也顯示出說話者根本沒有理解人的生命所具有的尊嚴與珍貴。

即便這些威脅最終沒有付諸實施——包括他此后發出的那些威脅——它們本身也已經足以說明，這種威脅在根子上是何等卑劣、可憎而恐怖。伊朗有超過93000000人口，這意味著，特朗普幻想的是把這些人徹底消滅。這毫無人性，也冷酷無情。可以說，這是邪惡的。

為討論特朗普失衡的道德判斷，我對“根源行動”全國主任、“公共準確性研究所”執行主任諾曼·所羅門進行了這次獨家訪談。他著有《被隱形的戰爭：美國如何掩蓋其軍事機器造成的人類代價》。所羅門敏銳指出，眼下牽涉到的是一個更大的生存性問題，它關乎美國軍國主義的歷史，以及這種力量如何把恐怖擴散到世界各地。在這一背景下，特朗普本人固然不適合擔任公職，但他更像是美國更深層、且不受約束的軍事權力的一種癥狀。

從很多方面看，我們當下所面對的危機，可能是任何一代人一生中最極端、也最威脅人類生存的危機。因為特朗普毫無羞恥地放大并強化了核時代歷任總統的種種傾向，同時又迎合并煽動美國社會中最陰暗、最有毒的部分，公然散播種族主義、排外情緒、厭女傾向，以及對非白人、非富人、非男性群體的蔑視。

指出這一點，并不會絲毫減輕特朗普在犯下反人類罪方面所負的巨大責任。

同時也必須看到，他的許多前任同樣犯下了可怕的戰爭罪，其中包括紐倫堡法庭所稱的“最高國際罪行”——侵略戰爭。本世紀以來，已有四位總統下達過相關命令，按所羅門的說法，這足以讓他們站上國際法庭的被告席，面對戰爭罪指控。“本世紀以來，已有四位總統下達過相關命令，足以讓他們站上國際法庭的被告席，面對戰爭罪指控。”

去年夏天和今年，特朗普對伊朗發動了一場完全無端的侵略戰爭。喬·拜登總統則被所羅門形容為加沙種族滅絕的直接同謀，因為他堅持向以色列輸送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武器。

巴拉克·奧巴馬總統擴大了無人機戰爭。對許多生活在無人機陰影下的人來說，那些無人機就是來自空中的恐怖工具。他還把駐阿富汗美軍人數增加到100000人，是原來的三倍。

喬治·W·布什總統發動并延續了所謂“反恐戰爭”。根據布朗大學“戰爭代價”項目的數據，這場戰爭已直接造成接近1000000人死亡；如果算上間接后果，死亡人數至少達到4500000人。

沒錯，特朗普顯然不適任。只要他還坐在總統位置上，這本身就會對美國乃至世界構成一個全天候、巨大的問題。他的政權之所以能在許多方面取得并維持近乎高度集中的權力，也離不開美國民主長期嚴重不足這一現實。過去15個月，這種不足明顯惡化，但它其實一直存在，不管公民教材曾經如何描述美國。

你在《被隱形的戰爭》一書開頭引用了作家、哲學家奧爾德斯·赫胥黎的兩句話。其中一句是：“宣傳者的目的，是讓一部分人忘記，另一些人也是人。”我了解種族主義宣傳在美國及其他地方的歷史，也知道它如何把黑人去人化，以及白人如何把這種宣傳內化。

正因如此，在美國，許多白人才會如此輕易地參與對黑人的私刑，并把那種恐怖場面當成“野餐”。再比如19世紀80年代的柏林會議，14個歐洲國家和美國聲稱要主導并控制非洲，把這片土地瓜分殆盡。我認為，這種暴力殖民工程之所以能被構想出來，與一種極其惡劣的觀念密不可分：黑人不能治理自己，他們“低人一等”，缺乏真正的政治主體性。請談談特朗普在對伊朗這場自選戰爭中如何使用宣傳，或者也可以談談作為軍事戰爭機器的美國本身的宣傳。

從一開始，種族主義、按種族劃分人類高下的觀念，以及有害的“西方”中心主義，就內嵌在所謂“反恐戰爭”之中。近25年過去，特朗普如今所做的很多事，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這場持續侵略戰爭的延伸，只不過被重新包裝成了“防御行動”。

盡管特朗普在公開表現上與拜登、奧巴馬或布什有很多不同，但人們很容易忘記，對五角大樓火力另一端的大量民眾來說，結果其實大同小異。美國納稅人支持下加諸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一切，之所以能夠被遺忘或輕描淡寫，離不開各種個人偏見和結構性的遺忘機制。正是這些機制，讓美國外交政策的本質——以及美國社會的很大一部分——得以逃避追問。美國在世界上的整體角色，也因此被一并開脫。

幾年前，我寫《被隱形的戰爭》寫到一半時，才意識到一個明明擺在眼前、卻一直被遮蔽的現實：在所謂“反恐戰爭”中，被美軍殺害的人幾乎全都是有色人種。在美國主流媒體和政治領域，指出這一現實似乎成了一種默認的禁忌。而這種隱性的禁忌，恰恰在相當程度上解釋了赫胥黎那句話所描述的機制為何能夠運轉：它讓人們太容易“忘記另一些人也是人”。

這正是戰爭發動者的一項核心任務。他們出現在新聞發布會上，發表被大肆渲染的演講，并在美國企業媒體的采訪中得到過度恭敬的對待。各種委婉說法和民族主義空話，對語言進行這種簡單卻影響深遠的系統性扭曲——把人類語言擰彎、勒緊，直到它只能服務于非人的目的——正是赫胥黎所說那種機制得以運作的重要原因。

當我們對唐納德·特朗普或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如何動用他們宣傳武器庫中的詞語感到震驚時，也不應忽視另一點：拜登或他的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那種更平滑、對大多數人來說也沒那么刺耳的說法，往往也在發揮類似作用，同樣讓公眾變得麻木，也同樣依賴委婉掩飾。

幾十年來，美國的戰爭機器一直在多個層面高速運轉。美國在東南亞發動大規模戰爭并制造慘劇之后，20世紀70年代后半期曾出現過某種停頓。但到了80年代，戰爭機器再次提速，先是以入侵格林納達為預熱，接著又轉向巴拿馬。

此后，美國肆無忌憚轟炸的國家名單越來越長。自去年年初以來，特朗普已下令轟炸七個國家，國際水域中的船只還不算在內。在這一過程中，他也以一種直白方式開辟了新的煽動政治路徑。他那種惡毒、毫不掩飾的種族主義，甚至連自己對種族等級觀念的認同都懶得遮掩，如今卻已被逐漸常態化。

過去80年里，美國發動的每一場戰爭，都是美國政府高層作出的選擇，而且本不該作出這種選擇——這些戰爭都是侵略性的，而非防御性的，并且幾乎總是建立在謊言之上。我在《讓戰爭變得容易》一書中用大量令人痛苦的細節記錄了這一點。這本書出版于2005年，而此后這種強迫性重復從未被打斷。

歷任總統都作出過發動侵略戰爭的選擇。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美國戰爭”和“侵略戰爭”這兩個說法幾乎是同義反復。美國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戰爭國家，這種“領先”并不光彩。它不僅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擁有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且也始終愿意肆意動用這種力量，一次又一次攻擊眾多國家，并持續施加毫不松懈的暴力。

圍繞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對特朗普決定對伊朗開戰的影響，外界存在很大分歧。我其實更想說：是他煽動了這場對伊朗的戰爭。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如果攻擊伊朗的理由是伊朗即將獲得核彈，那么已有專家對這一說法提出異議，認為“沒有證據表明伊朗已接近擁有核武器”。

以色列至少擁有數十枚核武器，而這一事實在美國媒體中幾乎從不被提及。很難想到過去這些年里，還有哪個國家比以色列表現出更少的克制。近來，以色列確實一直在伊朗和黎巴嫩制造恐怖；而在更長時間里——實際上是數年乃至數十年——它也一直在加沙恐嚇巴勒斯坦人，并且在約旦河西岸愈演愈烈。

在圍繞核武器的種種討論中，人們很少清楚談到美國與伊朗在2015年達成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這項協議之所以能夠達成，是因為伊朗和奧巴馬政府都促成了它。該協議在嚴格且有效的核查機制下運行得相當不錯；如果它能繼續維持下去，那么伊朗發展核武器這條路本可以被明確堵死。但特朗普在2018年第一任期內毀掉了這項協議，而拜登未能讓它起死回生。

內塔尼亞胡在很多方面都與特朗普形成一種令人不安的對應：兩人都極度自我中心，也都過于樂于制造大規模死亡與苦難。很多支持以色列的人愿意相信，以色列的主要問題只是它的總理是內塔尼亞胡。我認為，這是一種方便的幻覺。真正的問題，是“以色列主義”這一被付諸實施的意識形態，以及它在這個國家不斷擴張的事實邊界內對猶太人至上地位的堅持。其可怕后果之一，就是巴勒斯坦人至今仍在遭受種族滅絕式對待。

你也知道，今年1月27日，負責維護“末日鐘”的《原子科學家公報》表示，世界距離午夜只剩85秒。這里的“午夜”意味著，我們正逼近一場可能讓地球變得不再適宜居住的全球性事件。這簡直像噩夢。我知道你沒有魔法水晶球，但你認為，我們正走向哪里？

核軍備競賽已經失控，而世界上已有九個國家擁有核武器。美國一邊拆解軍控協議，一邊推進大規模核武器“現代化”計劃，在把世界推向末日這件事上起了帶頭作用。除非我們能夠阻止美國軍國主義迅速升級，否則末日鐘只會繼續朝午夜走去，而那樣的午夜將恐怖到我們誰都無法真正想象它意味著什么。

我有幸在2014年弗雷德·布蘭夫曼去世前認識了這位反戰和人權活動家。比起其他任何人，他都更有效地挑戰了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對老撾石缸平原實施的大規模致命轟炸。

當我問他，如何看待希望時，他說：“當我更深入地審視自己的人生時，我發現我的人生現在不是、過去也從來不是建立在‘希望’之上的。老撾就是一個例子。我去了那里，我開始熱愛那些農民，轟炸從根本上震撼了我的心理和靈魂，于是我作出了回應——不是因為我懷有希望，也不是因為我絕望，而是因為我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