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半月罰沒超8億 銀行罰單金額已超去年上半年

2026年以來，銀行業監管罰單呈現出數量、力度雙升級態勢。

經濟觀察報記者根據企業預警通數據統計，2026年1月1日至5月14日，金融監管部門開出超過2200張銀行業罰單，較2025年同期增加超過百張，罰沒金額達8.15億元，被罰銀行超過400家。而2025年上半年，金融監管部門累計開出超過2700張罰單，罰沒金額7.9億元。

值得關注的是，信貸領域依舊是處罰的“重災區”，數據報送與治理違規攀升成為新的關注點。

罰單全景

監管的穿透力正在持續增強，并日益內化為銀行業日常經營必須面對的“新常態”。

從歷史數據對比來看，企業預警通數據顯示，2024年全年金融監管機構開出6541張罰單，罰沒金額18.20億元，被罰銀行1036家；2025年全年罰單數量增至6677張，罰沒金額升至26.62億元，被罰銀行達1075家；截至2026年5月14日，年內銀行業罰單開出2247張罰單，罰沒金額達8.15億元。

從被處罰的銀行類型來看，不同規模、不同類型機構的違規成本呈現出差異化特征。2026年以來，國有大行、農商行合計被罰金額分別超過2億元，成為被罰金額最高的兩類機構；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合計被罰金額分別超過1億元，村鎮銀行、信用社、政策性銀行合計被罰金額分別超過2000萬元。

在處罰金額100萬元以上的大額罰單中，農商行成為重點受罰對象，其中杭州聯合銀行在2026年2月收到的千萬元級罰單，尤為引人關注。因貸款管理不到位、數據報送不準確等主要違法違規行為，浙江金融監管局對其罰款1110萬元，這也是2026年銀行業開出的首張千萬元級罰單。

國有大行被罰金額多，與其業務規模龐大、網點眾多直接相關。同時，監管部門對國有大行的合規標準和要求也更為嚴格，任何疏漏都可能被放大審視。而農商行成為“重災區”，則暴露了其內部治理的短板。

博通咨詢金融行業首席分析師王蓬博表示，中小機構被罰的主要原因在于這類機構普遍處于區域經營狀態，資源投入有限，在快速響應市場變化的同時，合規體系和風控能力未能同步匹配業務節奏，導致操作風險和監管風險持續暴露。

這背后也反映出考核機制與風險控制之間的失衡。部分銀行在業績壓力下，對一線業務人員設定了較高的增長目標，而配套的合規培訓、系統支持和過程監督未能同步跟進，使得違規行為在不同時間、不同網點重復發生。

數據治理成“新焦點”

拆解罰單的案由結構，記者發現，2026年以來，信貸業務違規依舊是頑固的老問題，而數據治理等新的問題也正在凸顯。

以往，信貸業務違規長期占據主導地位，是處罰的“重災區”。企業預警通數據顯示，2026年以來，信貸業務違規罰單共計1406張，占據罰單總量的主導地位。對比過往數據，2024年全年信貸業務違規罰單達3992張，2025年降至3182張。

具體來看，信貸違規主要包含貸款三查未盡職、違規辦理及發放貸款、信貸資產分類不準確、違規處置或掩蓋不良資產、保理融資業務違規、超越權限審批貸款等多種情形，這些違規情形均有明確罰單數據支撐，是當前銀行業合規管理的薄弱環節。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處罰表面是信貸、內控或資產質量問題，底層往往指向數據、流程、規則和責任鏈條的管理能力。在穿透式監管背景下，金融監管部門關注的不只是“是否完成報送”，而是數據是否真實、口徑是否一致、來源是否可追溯、邏輯是否可校驗、結果是否反映業務實質。

數據報送與治理違規的罰單數量，也直觀反映出監管對數據合規的重視程度。企業預警通數據顯示，2026年1月1日至5月14日，因數據報送與治理違規開出的銀行罰單達328張，幾乎與2024年全年的329張罰單數量齊平。

而2025年因全年數據報送與治理違規罰單為459張，雖高于今年以來的數量，但結合前5個月的時間進度計算，2026年監管對數據合規的查處力度正在進一步加大。

除了精準打擊各類違規行為之外，2026年以來，金融監管部門“雙罰制”力度持續加碼。企業預警通的數據顯示，2026年1月1日至5月14日，共有4人被取消董監高資格。例如，吉安金融監管分局于2026年4月公開處罰信息，因虛增貸款規模、違規增加小微企業融資成本、貸款管理不到位等，對江西新干農村商業銀行處罰150萬元，并取消相關責任人的董監高資格2年。

“不只是銀行，整個金融業都在強化雙罰制，即同時處罰機構與責任人。”王蓬博稱，這種處罰模式的主要目的是推動責任鏈條向具體崗位下沉，促使機構在內部管理上更注重職責明確和過程留痕，也在倒逼其優化問責機制、加強員工行為管理，并可能加快合規系統與業務系統的融合進度。

（作者 劉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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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穎

經濟觀察報金融市場新聞中心記者，關注銀行、消費金融、平臺金融、AMC、融資租賃、擔保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