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稱，要避免黎巴嫩被伊朗“綁架”，必須加強黎巴嫩政府軍力量

以色列和美國有能力引導黎巴嫩從伊朗的傀儡政權過渡到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必須小心謹慎，不要破壞這一進程。

今年四月，黎巴嫩總統約瑟夫·奧恩宣布黎巴嫩將與以色列展開直接政治談判，此舉顛覆了黎巴嫩過去四十年來的政治格局。

多年來，貝魯特首次以主權國家的身份而非地緣政治博弈的戰場出現在談判桌上。這遠比解決技術性的邊界問題重要得多；它關乎黎巴嫩究竟是一個由民選政府統治的國家，還是僅僅淪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代理人這一問題的永久性解決。

多年來，伊朗一直將黎巴嫩視為一塊穩賺不賠的戰略要地，任由真主黨——“抵抗軸心”的掌權者——統治。德黑蘭即便重視黎巴嫩的主權政治機構，也只是視其為無關緊要的眼中釘，只需以民兵暴力相威脅即可將其脅迫屈服。

美國對此默許，認為自身無力撼動真主黨對黎巴嫩政府的控制。在與伊朗達成的伊核協議中，奧巴馬政府實際上已默認了真主黨在該地區的作用。另一方面，阿拉伯國家對真主黨代表伊朗向敘利亞、伊拉克和也門擴張感到憤怒，卻又無力扭轉局勢。

特朗普第二任期顛覆了這一現實。美國決定將黎巴嫩問題與伊斯蘭堡與伊朗的談判脫鉤，這無疑是對“必須容忍伊朗在黎凡特地區的霸權才能在其他問題上取得進展”這一觀念的沉重打擊。特朗普總統此舉明確表明，美國并不將黎巴嫩視為伊朗手中的一張牌，而是將其視為一個有權決定自身命運的獨立國家。

當然，要實現這一愿景，還需要采取許多后續步驟。真主黨遠未消亡；它仍然擁有相當規模的武裝力量，對黎巴嫩政府有著影響力，而且據以色列方面稱，其在黎巴嫩南部各地還隱藏著大量火箭發射器。

真主黨越是試圖阻撓黎巴嫩的談判，以鞏固其對該國的影響力，就越是在美國人看來，將黎巴嫩問題與伊朗問題分開處理是明智之舉。

同樣，伊朗試圖在伊斯蘭堡正在進行的談判中利用黎巴嫩問題進行談判——這是德黑蘭僅存的幾張有力牌之一——這與其長期以來關于真主黨僅僅是一個“獨立的黎巴嫩政黨”的荒謬說法背道而馳。

黎巴嫩能否在戰火中談判？

黎巴嫩選擇在最糟糕的戰場時刻參與談判。以色列單方面對黎巴嫩實施?；?，使其可以繼續隨意對疑似真主黨目標發動軍事行動。

“戰火下談判無異于自殺”的傳統觀念或許并不適用于黎巴嫩。如今，貝魯特只剩下兩個選擇：要么繼續將戰爭與和平的決定權交給真主黨和伊朗，要么在阿拉伯和西方大國的支持下，從弱勢地位出發與以色列進行談判。

這種力量失衡雖然在戰術上削弱了黎巴嫩談判代表，卻為貝魯特提供了一個正當的借口，使其能夠呼吁國際社會和阿拉伯國家進行緊急干預——將戰術上的劣勢轉化為戰略上的籌碼。華盛頓和阿拉伯世界都不愿看到一個溫和、開放的黎巴嫩國家同時在以色列和伊朗的雙重打擊下崩潰。

第二個悖論是，以色列自身比它愿意承認的更需要奧恩總統取得成功。如果黎巴嫩不進行談判，其結果并非建立一個更易于控制的國家，而是會造成權力真空，而真主黨會通過新一輪對抗來填補這一真空。出于以色列冷酷的自身利益，以色列決定給予貝魯特有限的談判勝利：以黎巴嫩武裝部隊的真正部署和武器沒收為交換條件，換取全面?；穑皇菍で笮呷枥璋湍?。

真主黨的武器庫是一條必須跨越的“紅線”。

邊界爭端——謝巴農場、13個爭議點以及戰略要地——在黎巴嫩問題上相對容易解決。真正困難且看似不可能的是解除真主黨的武裝。

真主黨將此視為一條生死攸關的紅線，其做法不無道理：一旦失去對反對派的暴力威脅，真主黨對黎巴嫩事務的主導地位將不復存在，其影響力也將迅速下降。因此，真主黨領導人關于永不解除武裝的豪言壯語必須認真對待。

地區歷史表明，在三種相互交織的壓力下，真主黨的紅線可能會被侵蝕：其地區支持者的垮臺、阿拉伯世界的敵對共識，以及什葉派社群情緒從狂熱轉向疲憊。

這三種情況如今都已不同程度地存在。伊朗不再是昔日的庇護者；它經濟疲憊，軍事失敗，在伊斯蘭堡的外交上也陷入困境。

以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約旦和卡塔爾為首的阿拉伯共識將真主黨的武器庫視為伊朗施加影響的工具，也是和平的障礙。海灣合作委員會成員國率先通過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的援助來增強黎巴嫩武裝部隊的能力，以支付軍隊的薪餉，避免其在黎巴嫩經濟危機面前崩潰。

經歷了兩年戰爭、破壞和領導層更迭之后，黎巴嫩人民再也無法承受新一輪的戰亂。奧恩總統要求“對任何一方的武裝示威活動采取零容忍態度”，這并非空談，而是對真主黨壟斷和平與戰爭決策權的明確宣戰，而這種壟斷權與伊朗的地區政策和利益息息相關。

今年早些時候，奧恩公開宣布真主黨武器非法，這一強硬對抗性決定得到了國際社會和阿拉伯世界的大力支持。近幾周來頻繁出入貝魯特的阿拉伯特使們提出了一個簡單的方案：黎巴嫩重新融入阿拉伯秩序，換取真主黨移除武器，以及一攬子慷慨的經濟援助，而這筆援助的前提是黎巴嫩政府壟斷武器。

什么因素可能破壞以色列-黎巴嫩和平進程？

這項脆弱的協議建立在一個不穩固的基礎之上，多種因素都可能迅速破壞進程，使黎巴嫩重回危機。其中三種致命的局面尤為突出：一是真主黨以“捍衛主權”為名挑起內部沖突，將談判演變為內戰；二是以色列采取極端政治手段，試圖強迫貝魯特接受屈辱性的條款，迫使奧恩總統為了維護其國內合法性而退出談判；三是美伊在伊斯蘭堡達成協議，以核讓步換取伊朗對黎巴嫩的影響力，這與2015年的模式如出一轍。

第三種情況最為危險，恰恰是因為它最難被外部勢力察覺。唯一能防范這種情況的保障是特朗普政府堅持黎巴嫩已被永久排除在伊朗的制裁名單之外——但這種策略能否經受住大規模核交易的誘惑，仍有待檢驗。

黎巴嫩如今正處于一個罕見的轉折點：一個它有機會重新定義自身的時刻。這并非一個“勝利”的時刻，甚至也不是一個和解的時刻。

相反，它標志著黎巴嫩長期作為人質國家的歷史即將終結。談判或許會以慘敗告終，也可能達成一項不盡如人意、超出真主黨接受范圍的混合協議。但這一聲明本身比其結果更為重要。一代人以來，貝魯特首次能夠為自己發聲。僅此一點就足以重塑黎巴嫩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