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證券要來了！空軍一號上的這個金融大鱷，下了一盤大棋

作者 | 圍觀群眾

空軍一號上的17個商界精英里，率先露出笑臉的，很可能是花旗集團CEO范潔恩（Jane Fraser）。

因為幾乎在飛機落地的同一天，花旗的中國業務向前跨了一大步。

據財新，花旗證券（中國）有限公司的《證券公司設立審批》在監管許可審批進度中已不再顯示，這很可能意味著其審批工作即將走完流程。

屬于花旗的第七張外商獨資券商牌照，即將到手。

這張牌照拿得并不容易，花旗為此苦等四年，甚至一度希望接盤瑞信證券，以求“曲線救國”。

放眼全球，在100多個國家布局業務網點的花旗被視為“大而不能倒”的真實寫照，亦被視為“跨國企業的全球資金大動脈”，更坐擁無數行業標準制定權，業內甚至戲言：同行不是在與花旗競爭，就是在與花旗的‘徒子徒孫’競爭。

而當這家真正意義上的金融巨鱷，終于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在華經營權之后，又將為中國金融體系帶來怎樣的改變？

最直觀的信號，是中國金融衍生品市場的機遇，很可能不遠了。

中國衍生品市場起步較晚，這導致其與成熟衍生品市場相比，呈現出迥異的特點。

其一是規模較小。中國場外衍生品存量名義本金合計只有數十萬億，而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和美國貨幣監理署聯合統計，早在2023年6月底，美國場外衍生品名義本金就已高達221.9萬億美元。

其二是產品結構存在顯著差異。全球場外衍生市場中，利率、外匯類金融衍生品是絕對主力，服務于全球債券、外匯市場的龐大對沖需求。中國市場則以權益類和商品類為主，較為單一。

其三是功能定位比較簡單。全球成熟市場以利率、匯率風險管理為絕對核心，而中國市場則大多為產業客戶提供風險對沖，或是成為機構對沖/交易獲利的策略工具。

市場呈現這些特點，有其客觀原因：比如企業大量融資仍以固定利率的貸款為主，對沖需求并不充分；比如高昂的交易成本，讓大量中小企業仍處于“裸奔”狀態；再比如專業能力上的受限復雜的會計口徑，使得對衍生品的需求僅停留在基礎階段，對動態對沖、多工具組合的使用較少。

但到了今天，當越來越多中國企業走向世界，前所未有的產業轉型和出海浪潮，同樣呼喚衍生品體系走向完善。

頂層設計已為衍生品指明了方向——“十五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指出要“穩步發展期貨、衍生品和資產證券化”。

5月11日，央行發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更指出：

“引導企業和金融機構增強風險中性理念，指導金融機構基于實需原則和風險中性原則積極為中小微企業提供匯率避險服務，為實體經濟營造穩定的匯率環境。”

而衍生品市場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也正被逐步掃除。

比如資金門檻，3月2日開始，央行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20%下調至0。

在此之前，銀行每做一筆遠期售匯，都必須把20%的本金凍結在央行，資金占用產生的巨大成本，最終會以手續費的形式轉移到企業頭上，成為套保業務的最大阻力。

風險準備金率“歸零”，意味著交易摩擦被顯著降低，以千萬美元級別的合同為例，單次套保成本能剩下數萬至數十萬美元。

比如制度完善。年初，監管將《衍生品交易監督管理辦法》列為2026年度“力爭年內出臺的重點項目”，其正式落地將填補金融機構和衍生品交易的制度空白；

2月，央行發布的《銀行間外匯市場管理規定》正式施行，專門針對人民幣外匯衍生品的交易規則、清算機制和境內外機構參與規范，做出了系統性安排。

一系列措施，意味著衍生品市場將成為服務企業出海的重點發力方向，這要求機構在實務層面的步調一致。

盡管在基礎證券交易商，國內外券商的水平正在拉近，但在高端、復雜的金融衍生品和大宗商品交易領域，以花旗為代表的華爾街老手，擁有絕對的“定價權”和風控優勢。

比如FICC（固收、外匯及大宗商品）業務，據上海證券報，花旗每日處理業務資金量高達6萬億美元，具備雄厚實力和經驗。

誠然，華爾街的做派和經驗很難直接“平移”：監管口徑并未明顯放松，資本項目管制亦使得跨境衍生品的設計空間受限，在這樣的背景下，花旗無疑是“戴著鐐銬跳舞”。

但引入衍生品領域的佼佼者，主動增加本土券商與國際一流投行之間的碰撞，無疑能加速國內衍生品市場走向成熟，進而推動“金融基建”進一步完善。

另一信號，是倒逼本土券商提高專業度，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券業航母”。

中國券業正在進行一場深度變革，從國泰海通到國聯民生，券業合并潮正在加速上演，其最終目的，就是為了打造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一流投行。

但要成為券業航母，體量只是一方面，專業度更不容忽視。

提升專業度，鲇魚不可或缺。

早在2021年，花旗就宣布要逐步關閉中國大陸的個人銀行業務，此后徹底完成了信用卡、存款、保險等零售板塊的退出。

但若就此斷定花旗“很菜”，則太過表面。

在中國，零售依然是一門高度依賴物理網點、流量入口和客群規模的生意，本土銀行在這方面得天獨厚，而對只有幾十個網點的花旗而言，這門生意無異于“賠本賺吆喝”。

某種程度上來說，跨境開展傳統零售業務，是花旗的弱項，而它真正的強項，是服務大企業、跨國公司和政府部門。

因而與其說花旗關閉零售業務，不如說是將主要精力集中于自己最具優勢、利潤率最高、前景最豐厚的藍海之上，站在這個角度來看，它比大摩、渣打、瑞穗這些更早獲批牌照的、啥都想要的“前輩們”清醒。

目前，花旗在中國服務著約70%的財富500強企業，超過300家中國頭部企業以及兩千多家新經濟獨角獸企業，對于這些巨頭而言，花旗真正的吸引力，在與能在紐約、倫敦和新家坡無縫協調巨額資金的高速流轉。

這尚且屬于比較基礎的業務，若再結合券商牌照，花旗就能順成章地開展投行、經紀、自營和資管業務，一個涵蓋直融、跨境并購、資金避險的投行生態瞬間閉環。

而若是“完全體”的花旗，在全球舞臺上競爭，則具備三個顯著優勢。

其一，是獨一無二的“全球網絡密度”，用花旗自己的話來說，是“高效統一的跨境金融服務能力”。

當大量中資企業走向世界之后，他們將面臨極其復雜的跨國資金管理、外匯對沖、海外融資和法務需求，而在這一點上，花旗遍布全球各個國家的網點，將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他們能提供的絕非簡單的資金，而是涵蓋資金、財富管理、風險對沖、當地準入的一攬子綜合解決方案。

其二，是資金與項目的“國際頂尖紅娘”。花旗與全球主權財富基金、養老基金、跨國險資等“長線大鱷”有著緊密合作關系。

毫不夸張地說，當中國優質企業需要尋求海外流動性時，花旗一個電話就能牽線搭橋。

這種頂尖的跨境撮合能力，是絕大多數本土券商難以企及的。

除了人脈，頂尖外資投行成熟的全球定價模型，往往更受國際投資者認可，這意味著他們在爭取跨國大單時往往更具說服力，且具備更強議價權。

其三，是其在中美金融博弈的大局中，扮演著“溝通橋梁”的特殊角色。

美國頂級金融機構多如牛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美國銀行等無數機構老板搶空軍一號上的一個座位，為啥最后搶到的是范潔恩？

不僅僅是因為花旗落地中國時間較早，更與范潔恩在公開場合多次表達對美國債務問題的擔憂，并對中美脫鉤持堅定的反對態度有關。

這種專注全球經濟金融穩定的姿態格局，讓她成為了鏈接華盛頓與北京最理想的金融橋梁之一。

這極有可能意味著，花旗日后能第一時間洞察政策風向，甚至在某些跨境資本流動的試點業務中，獲得本土券商難以企及的“試點權”。

站在這個角度，花旗對本土券商而言無異于一個來勢洶洶的對手，但對密集出海的中國企業而言，它無疑提供了另一種選擇。

事實上，中國企業的密集出海，同樣為金融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潛在紅利，當這一紅利與金融領域的持續擴大開放并行，就會激發以開放促改革的強大化學反應。

花旗這只“鲇魚”終于拿到夢寐以求的牌照，躍入中國金融改革的深水區背后，不僅僅是一場跨國資本逐利的狂歡，更是中國金融體系加速擁抱全球規則的催化劑。

畢竟，衡量一個國際金融實力的，始終都在于能否在開放的對弈中，孕育出足夠強大的本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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