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在田里，卻寫出了中國人最向往的田園。

——課本里的古詩詞——

鐘鼎山林都是夢，

只消閑處遇平生。

1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晚清名臣曾國藩給弟弟寫了一封信。

在這一封信中，曾大人倒是沒有多提家中雜事，反而和弟弟聊起了詩詞歌賦和人生理想。大概是他弟弟最近在讀邵堯夫的詩作，并將自己的感悟?qū)懶鸥嬖V了哥哥曾國藩。曾大人對于弟弟的長進甚感欣慰，并在回信中多有提點。

他說“自古圣賢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而后有恬淡沖融之趣。如李白、韓退之、杜牧之則豁達處多，陶淵明、孟浩然、白香山則沖淡處多”。

曾大人就是曾大人，從詩歌的角度將“志趣”兩字解讀得如此透徹。

接著他更是現(xiàn)身說法，悉心教導(dǎo)弟弟治事和遠趣之道。他說“吾輩現(xiàn)辦軍務(wù)，系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nóng)之力穡，如賈之趣利，如籬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卻須有一段豁達沖融氣象，二者并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曾大人口中的“勞謙君子”想必就是中國士人心目中最完美的人設(shè)。可惜，封建社會前后2000年，真正能夠臻至此境者鳳毛麟角。就像他信中提到的李白、孟浩然，終其一生都在尋找“勤事”的機會，而隱逸豐碑陶淵明，后世敬仰的沖淡里又有多少的“委曲求全”？

2

或許是孟浩然經(jīng)常在詩作里有意無意地提及對偶像陶淵明的崇拜，后世詩評家們向來喜歡將孟浩然的定位延展為“山水田園派”。似乎只有陶征君的田園，才能安放孟襄陽的滿腔失意。

私以為，孟浩然的“田園詩人”之稱實在是有些牽強。細讀孟浩然的作品，真正涉及田園的實則不多，而最出名的那首《過故人莊》更像是酬唱之作，離陶淵明的“帶月荷鋤歸”的躬耕境界遠矣。

《過故人莊》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中國人向來有好客的天性，每逢客至，家里便殺雞宰羊，杯杯盤盤堆滿一桌，大有要將桌腿壓斷的趨向。孟浩然的這位農(nóng)友顯然也是如此，早早就準備了肥美的土雞和新鮮的菜蔬，以候貴客臨門。村落寧靜，綠樹成蔭，“青山郭外斜”一句寫得靈氣十足，也極度貼合襄陽城郊的風(fēng)貌。

大約是微風(fēng)不燥的春末夏初，所以他們在院子里開筵，在長勢喜人的田園中，喝著小酒，聊著農(nóng)事。喝到興起，便相約待到秋高氣爽之時，再來把酒賞菊花。

置身于田園的孟浩然是極度適意和放松的，他仿佛天生就屬于這片鄉(xiāng)土，了了數(shù)句，就能摘得情深意厚。但他又并非真正甘愿于此，你看他的《田家元日》，“我年已強仕，無祿未尚農(nóng)”，字里行間皆是不甘。對于這片田地他從未真正傾情融入，因而“桑野就耕父，荷鋤隨牧童”的情景，怎么看都像只是貴公子的閑遠雅趣。

3

孟浩然的詩總有一般靜謐幽獨的氣息，尤其是他的一系列禪院詩作，讀來總有一番幽然自恰的況味。如果非要從前代詩人里找出相同范型，私以為在后世名不見經(jīng)傳的郭璞的作品倒與他頗有相通之處。最喜歡郭璞的《幽思篇》兩句，“林無靜樹，川無停流”，字字句句不曾寫靜，卻通篇皆是靜氣。

孟浩然的詩作也是如此這般的靜氣彌漫。

山水清靈的襄陽城郭給了他無數(shù)隱逸的靈感，比郭璞幸運的是，他生活在安寧的盛世，因此詩作里的老萊子、漆園吏，不是崇拜的偶像，而是模仿的范式。郭璞時代的“靜嘯撫清弦”、“嚼蕊挹飛泉”之苦隱，也早已升級成為焚香煮茶、鵝趣鶴舞的盛世富隱。

你看他的一首《晚春遠上人南亭》，就寫照了多少的閑人雅趣。

《晚春遠上人南亭》

給園支遁隱，虛寂養(yǎng)閑和。

春晚群木秀，關(guān)關(guān)黃鳥歌。

林棲居士竹，池養(yǎng)右軍鵝。

花月北窗下，清風(fēng)期再過。

這首詩是他為遠上人南亭寫的題壁詩，開篇兩句寫遠上人于虛寂之中養(yǎng)閑和之氣。晚春時節(jié)的南亭，枝木蔥蘢，鳥鳴悠悠，閑來種竹養(yǎng)鵝，怎一個逍遙了得。

清凈雅致的環(huán)境，高雅脫俗的意趣，是孟浩然為我們織就的一派田園隱逸的夢境。

4

他這樣的詩作還有很多，《游精思題觀主山房》里有“舞鶴過閑砌，飛猿嘯密林”；《尋梅道士》里，也有“彭澤先生柳，山陰道士鵝”；《宿立公房》里，“自入庭戶間”的一方石巖讓他頗為得趣，竟然“吟臥不知還”；有位滕逸人的別業(yè)就更加厲害了，不僅有“澗影見藤竹，潭香聞薺荷”，更有“野童扶醉舞，山鳥笑酣歌”。

但如果說這就是所謂的孟浩然的田園，怕是謬之大矣。

私認為，與其說這是詩中的田園，不如說這是年輕的孟浩然為我們留下的，大唐開元年間鄉(xiāng)野隱士的生活樣本，也是讓他眷戀一生的澗南園為他籠織出的清幽的夢境。

真正的田園當(dāng)然不乏詩意，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便是曠古的詩意。可田園里更多的是“草盛豆苗稀”的尷尬和無奈，還有“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的悲哀。

陶淵明用半輩子的躬耕，提煉出了源于田園的原始的詩意。這些殘酷的浪漫充斥著永恒的哲學(xué)命題，都來源于農(nóng)人的自洽和自贖體驗，也恰恰是田園生活的本質(zhì)。

孟浩然的生命，顯然是缺乏這種傷痛的錘煉的，所以他無法如陶淵明一般，將這些刀鑿斧劈般深刻的傷痛，化解成那些更催人心肝的肺腑詩語。

5

如果說陶淵明是靜水流深般的淵峙，那么孟浩然就是涓涓溪流般的清澈。

他就如一個優(yōu)秀的田園風(fēng)光攝影師一般，忠誠地用詩歌記錄著襄陽城的繁華與寧靜。一幀幀唯美的田園畫卷，是盛世大唐的有力注腳，也掩蓋了生活的不堪。

不是說孟浩然不深刻，也不是說他不慈悲，而是他的階級圈層和時代背景，決定了他的狹隘和單薄。

這也并不是說孟浩然不如陶淵明，只不過每一個個體在每一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因緣際會。大唐盛世的孟浩然學(xué)不來東晉亂世陶淵明的靜穆，相反的，繁華盛世滋養(yǎng)出來的孟浩然刻在骨子里的閑雅，也是于亂世中掙扎的陶淵明絕難擁有的。

400年前，陶淵明在南山下時時眺望遠方，而400年后，襄陽城外漢江畔的孟浩然，則時不時眺望著陶淵明。

兩個永遠無法交集的生命，在浩瀚的歷史河流里，寫出了華夏田園的正反兩面，一面是生命的莊重，一面是生活的自在。

終究殊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