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鳴旦｜在中國發現西學：一段與世界相連的明清思想史

《在中國發現西學：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的世界背景》，陳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將出版

如何研究明末清初中西相遇？陳拓給出了一套方案，本書既因應了近期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動態，又引領該領域進入新方向。其細致考察為明末清初思想史提供了引人入勝的新視角：通過在中國發現西學，揭示出一段同時與世界相連的中國思想史。

近期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動態

為展現本書如何因應了近期研究的新動態，我將置于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中加以介紹。首先，需要提及一位畢生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學者，來自荷蘭萊頓大學的許理和教授（Erik Zürcher, 1928-2008）。

2007年9月，在去世前幾個月，許理和在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的故鄉——意大利布雷西亞（Brescia）被授予殊榮。他曾深入研究艾儒略，陳拓對艾儒略也有討論。該典禮是為慶祝許理和第二部代表作——《口鐸日抄》英譯本（2007）的出版，它問世于許理和的首部巨著——《佛教征服中國：佛教在中國中古早期的傳播與適應》（1959年初版，1975年、2007年修訂，1998年出版中譯本）近五十年之后。許理和一生撰寫了約六十篇文章：其中一半聚焦于早期傳入中國的佛教，梁啟超（1873-1929）稱此為中國與外國思想的第一次大接觸；另一半則集中于明末清初基督宗教，梁啟超視其為中國與外國思想的第二次大接觸。許理和對這兩個時代的關注，源于他長期以來對“文化互動機制”（mechanism of cultural interaction）的著迷，即文明如何通過接觸而互相影響和彼此豐富。

作為一位主要研究前現代中國的漢學家，許理和將佛教視為對早期中國文明影響最大的外來文化。他尤其關注佛教在中古早期從印度、中亞傳入中國時所經歷的吸收與適應過程。許理和未將注意力集中于宗教的教義或教條方面，而是對什么造就了這種文化傳播感到好奇，他認為該過程非常復雜。

在研究過程中，許理和意識到，明清時期基督宗教從歐洲傳入中國，為學界提供了一個類似的案例。他探究了基督宗教如何在中國的環境中被接受與適應，其方式很像數世紀前的佛教。說到底，許理和是被更廣泛的文化互動現象所吸引，而這些現象正體現于佛教和基督宗教融入中國社會的過程中。

但為何要研究中國與其他文化的接觸，而非中國歷史本身？1989年，在一次面向西方漢學家、題為“當西方遇見東方”的系列訪談中，許理和承認其研究主題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是“當東方遇見西方”：“我的研究主要是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史，不僅是中、歐之間，而是中國與整個世界之間。”當采訪者問及：“中國佛教史和基督宗教史均屬于宗教領域。您為何選擇這個主題？您本人有宗教信仰嗎？”許理和答道：

不是的，至少不很明確。我宗教意識并不強，也不常去教堂。所以它是興趣問題，我的研究出自興趣，尤其對外來事物。從中國的角度看，佛教和基督宗教都是外來宗教。我相信中國文化在面對外來事物時，能最清楚地展現出自身的特質。如同處于沖突中的人——當你與鄰居爭吵時，你可能會說出或表現出一些你平時絕不會顯露的性格特征。同樣，中國人對佛教和基督宗教的反應，也體現出某些特定的特征。

此次訪談及許理和在布雷西亞的演講，都突顯了其學術研究的重心。他將自己界定為漢學家，強調漢學是以前現代中國為中心，并以中國文化為首要焦點。同時，我們也可以說他從邊緣看中國文化，而方法則是將外來宗教所引發的“中國反應”作為理解中國的關鍵。他推動了中國基督宗教研究的范式轉變：從聚焦于耶穌會士的宣教史，轉向考察西學，即西方思想如何適應與中國如何回應。他認為這一轉變使該領域回歸至“漢學的核心”。

此外，許理和選擇研究宗教，是因為他注意到文化與宗教之間的深厚聯系。在他看來，這兩個領域密不可分：每一種宗教均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運作，并通過該文化表達自己；而每一種文化均由一套宗教的或意識形態的信仰體系所凝聚。正如他在一場關于“跨文化形象營造”（transcultural imaging）的演講中所闡發的，其目的是展現文化和宗教如何形塑一個單一的連續體（continuum）。

該觀點揭示出貫穿于許理和作品中的辯證法：雖然他的首要焦點是深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但其研究也通過考察基督宗教、佛教等與中國社會的互動，反向闡明了這些外來思想。

許理和（Erik Zürcher，1928.9.13—2008.2.7）

中國歷史與文化研究的新方向

許理和的見解、方法深刻影響了學界，并激發出中國歷史與文化研究的新路徑。此類影響在陳拓的著作中也很明顯，但本書并非對許理和學術觀點的簡單重復。相反，陳拓在這些方法的基礎上，拓展了新的方向。他通過對經典文本、事件和人物的研究，強調了中國與周邊地區間的文化互動，從而擁抱了向互聯（Interconnected）史觀的范式轉變。他更進一步視外來思想——無論佛教還是西學——為中國思想史的有機組成部分，而非只是外部的或外來的。他認為，僅在中外關系史或基督宗教史框架下考察西學是不夠的。相反，西學應被視為中國思想與文化中一個合理的、內在的組成部分。

可以說，該方法背后的核心理念是，無論個人身份還是文化身份，均通過與他者的相遇而形成。正如馬丁·布伯、伊曼努爾·列維納斯和保羅·利科等哲學家所揭示的，我們通過與他者的互動而成為自己。文化也是如此，文化在交流中發展壯大，而思想在與不同觀點的碰撞中欣欣向榮。任何文化均由他者所塑造。思想通過與他者有意義的對話而煥發活力，并在此過程中不斷演化和更新。正如巴赫金所言：思想恰于不同聲音的交匯處真正萌發和綻放。該觀點貫穿于陳拓的著作。

明末清初是探索來自兩種傳統的思想如何相互作用與演化的沃土。中西思想在當時因為交流而彼此豐富，所以在中國發現西學，不僅是對西方思想的解讀，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自我發現過程。正如陳拓有力論證的那樣，在中國發現西學，揭示了一段與世界相連的中國思想史。

關于西學如何融入中國思想史，本書從材料和方法上對其進行了更新、擴充，填補了學界一處重要空白。盡管部分學者已在該領域作出寶貴貢獻，但新的材料和方法仍能深化我們的理解。陳拓的著作在這方面邁出了重大一步，本書的豐富性在于跨學科研究方法：它以關鍵人物和文本為中心，將思想史、宗教史、文獻學、書籍史、知識史、科技史、性別史和數字人文等交織于一體。陳拓運用了多種寫作風格與方法，結合文本細讀、思想分析和故事講述，映照出明末清初的多元思想潮流。

陳拓坦言，本書并非一部從固定時間點開始和結束的系統編年史。相反，他專注于多個案例研究，而未強加一個籠統的理論框架。這種基于案例的靈活方法，便于他探索明末清初復雜的時代風貌和活躍的思想交流，并為讀者觀察動態演變中的思想景觀，提供了多方位視角。

因此，陳拓的書如同一張拼圖：各部分巧妙地組合在一起，形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全面的明末清初文化間思想圖景。我之前曾單獨閱讀過書中章節，而現在明晰了它們如何互相契合，并構建出該思想圖景的一個連貫視角。

羅雅谷等《人身圖說》的人體骨骼圖

本書在方法論上的五項優長

陳拓提供了一種構想該思想景觀的新路徑。我將通過選取“中國中心但全球相連”（China-centered, yet globally connected）、“邊緣史”（history of the margins）、“細讀”（close reading）、“文本史”（textual history）和“關注多樣性”（attention to diversity）等主題，來闡發本書在方法論上的五項優長。

本書的優點之一是其以中國為中心，但又與全球相連的研究方法。陳拓并未從外圍觀察中國思想，而是從中國自身的思想與文化邏輯出發，重審西學在中國的歷史：一方面，該書將中國置于全球背景下，肯定其與更廣闊世界間的互動；另一方面，又將西學嵌入中國，展示了外來思想是如何被納入中國的文本、知識體系與信仰結構。

至關重要的是，陳拓認為中西間的對話并非始于傳教士的到來。相反，傳教士加入了一場已在中國知識界展開的對話。該視角將焦點從外部影響轉向中國自身正在進行的內部交流。本書深入探討了以前未曾觸及的話題，例如晚明文人如何將歐洲教宗視為政治典范。在此期間，教宗成為中國學者爭論的話題：一些人倡導教宗制，認為其與儒家的禪讓思想和“師”的角色相契合；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教宗制對君權構成了威脅。這些不同的觀點揭示出晚明文人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的隱微思考。

教宗只是本書鼓勵讀者和研究者超越線性因果史觀的眾多例子之一。本書沒有僅關注西學對中國的沖擊，而是強調了思想交流的復雜性，啟發我們以更開闊的視角，去感知這段中西互動多彩期的文化與思想動態。

在某種程度上，陳拓的書也是一部邊緣史。印在中國或歐洲古籍邊緣的注釋，通常會概括正文內容、提供額外細節或提煉核心觀點。同樣，社會邊緣人群也有助于我們觀察是什么驅動著更廣泛的主流文化。該觀點將焦點從單一的歐洲影響轉向中國復雜的思想和社會世界，而歐洲只是其中一部分。

陳拓選取了一些在某種程度上處于歷史研究邊緣的人物，并采用一種獨特的方法加以研究，即雙線結構——選取兩位能相互映照和影響的人物。例如他選擇了受洗的明遺民馮文昌和祝石，來闡述他們如何在傳播漢文西學書籍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并促進了西學在明末清初中國思想界的滲透。

另一個例子則是對明中后期兩位人物——道教和佛教的女導師曇陽子、天主教的男圣徒張識的考察。他們的故事由家人、追隨者，以及王世貞一類的名流和歐洲傳教士共同傳述，故事中融合了人性與神性，為觀察晚期帝制中國的宗教信仰和精神生活提供了啟發性見解，并揭示出隱于思想史背后的人類情感與經驗。

尤求繪《曇陽仙師像》（上海博物館藏，局部）

即使在精英階層中，也能發現邊緣。例如在晚明內閣閣臣鄭以偉的研究中，陳拓對比了鄭以偉為西方水利技術著作所撰序言的教內、教外版本。盡管鄭以偉重視西方知識，但在關鍵問題上又與傳教士存在分歧，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關于文化間思想交流的細膩視角。

為全面理解個體和群體的思想、社會風貌，本書還大量采用細讀來化解資料有限的問題。該方法帶來了新的發現，例如雖然先行研究表明王宏翰是第一位接受西洋醫學的中國醫生，但陳拓令人信服地證明，明遺民祝石早于他。祝石提倡西方解剖學并批評中醫，引發了中西醫間的辯論，故祝石是一位被遺忘的中西醫匯通先驅。

另一個例子則揭示了知識的接受問題。陳拓研究了漢文西學書籍的流傳情況，特別是西班牙傳教士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所著的《七克》。雖然早期版本已經佚失，但陳拓對序跋和征引的分析表明，《七克》曾被廣泛地刻印和傳播，而類書的編纂者并未完全接受其中關于七宗罪的教義。通過細讀，陳拓展現出西方知識在華接受過程中的這些重要細微差別。

陳拓使用的另一種方法雖與細讀相關，但更側重文本史，特別是文本的不同版本，它有助于理解文本的流傳情況和內容變遷。例如1624年，晚明內閣首輔葉向高為楊廷筠的天主教著作《西學十誡初解》撰寫了序言，該序后來被移至另一部書中，并在一個世紀內被基督徒重新編輯了兩次。通過分析這些變化，陳拓揭示出葉向高與教會之間在信仰、耶穌降生等問題上的分歧，以及葉向高的形象如何隨時間推移而演變。該例子說明了漢文天主教文獻的層累性，這些文本往往經歷了多次修訂。因此，在研究它們時，必須考慮其在何時、由誰、為何而修改。其中許多修訂都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動態變遷。

日本內閣文庫藏欽一堂繡板《天學十誡解略》書影

本書在方法論上的最后一項特點是對多樣性的關注。通過剖析不同個體與文本，本書使我們對明末清初中國文人生活有了更豐富、全面的理解。陳拓指出該時代存在多元思想維度：尋求挑戰長期固有觀念的思想解放，關注現實世界問題的經世之學，以及強調克制欲望的道德嚴格主義。陳拓揭示出這些不同面向的中國思想，如何與西學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思想異端者從西方思想中汲取靈感，經世者發現了對治理有價值的知識，道德嚴格主義者則從西方傳統中借鑒了自我約束的方法。在此過程中，西學從外來之物轉變為內在的切己之物，并促進了中國文化內部更廣泛的自我發現。陳拓通過挑戰二元對立論來構建這一復雜圖景，他反對將科學與宗教、理性與非理性簡單對立的看法，超越了將中西文化本質化的刻板印象。

陳拓通過精心運用上述五項方法之長，并采用一種更細致入微的視角，揭示出這些不同的思想潮流是如何融合并塑造文化景觀。

小結

許理和對比了明末清初的文化變遷與佛教早期傳入中國的情況，而另一個值得探討的是其與十九世紀中國的關鍵聯系，彼時明末清初輸入的西學成為一種本土思想資源。這些知識幫助中國人接觸新世界，應對不斷變化的現實，并與近代西學相銜接。陳拓的下一部書將深入探討該話題，我們非常期待其真知灼見。

本書拓寬了史學的視野，并為中國和西方的新一代歷史學家提供了靈感，鼓勵他們以更加互聯的方式，重新思考文化交流與思想史。

（本文為陳拓著《在中國發現西學：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的世界背景》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