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講話十周年|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邁向何方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十年來，中國經驗越來越豐富，中國實踐越來越復雜，但中國學術能否把這些經驗轉化為自己的概念、理論與學科結構，仍然是決定自主知識體系能否真正立起來的關鍵。研究中國，不等于能夠闡釋中國；闡釋中國，也不等于能夠命名中國。一個學術傳統只有在概念層面形成自覺，才能在理論層面形成主體性，直至在知識體系層面形成穩定支撐。

長期以來，中國學術并不缺現實素材，也不缺問題意識。但很多時候，我們在研究中國問題時，會不自覺地使用甚至依仗外來的概念、理論或框架；討論的是中國經驗，卻難以把這些經驗進一步提升為中國自己的理論表達。結果往往是，材料越來越多，分析越來越細，但概念的統攝力不強，理論的生長力不足，體系的自主性自然難以真正建立起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討論標識性概念的實質，是深思中國學術能否從經驗提供走向概念生產，從研究積累走向理論建構。

一、標識性概念決定闡釋框架

概念問題之所以重要，在于知識體系首先是概念體系。沒有概念，經驗只是堆積，材料只是排列，判斷只能停留在現象層面。概念不是研究結束后的附屬品，也不是文章寫完后貼上去的標簽，而是界定對象、組織問題、提煉關系、形成闡釋框架的基本工具。一個學術體系是否成熟，不只看它處理了多少材料，更看它能否提出若干具有統攝力的概念，借此把分散現象轉化為可以持續討論的理論對象。沒有自己的核心概念，研究很容易止步于描述經驗或現象；沒有具有辨識度的概念體系，自主知識體系也就難以真正建立起來。

因此，今天中國學術重視標識性概念，本質上是在追問：我們的學術主體性究竟體現在哪里？若長期依仗外來概念組織中國經驗，研究對象即使在中國，理論重心也未必在中國。外來概念當然可以借鑒，但借鑒不等于替代，更不等于依附。問題在于，當既有概念不足以覆蓋本土經驗時，我們能不能從自己的歷史、制度、生活與實踐中提煉出更貼切的表達。自主知識體系的自主是不把別人的概念當作唯一入口，不讓中國經驗始終停留在被他人范疇命名的位置上。

從研究走向命名，說到底就是要求學術繼續向前推進。研究解決的是看到了什么，命名解決的是如何理解。研究如果停留在材料層面，經驗就很難上升為理論；命名如果不能建立自己的概念框架，知識體系就很難真正擁有主體性。強調標識性概念，正是要推動中國學術從對象意識走向范疇意識，從經驗描述走向結構提煉，從研究中國走向用中國自己的概念闡釋中國。

二、單個概念不夠，還要形成概念群

一個有生命力的標識性概念，往往不會孤立存在，而會圍繞核心經驗不斷分化、聯結、擴展，形成彼此支撐的概念群。概念可以打開一個問題，概念群才能支撐一個體系。沒有概念群，概念很容易停留在亮點層面，成為一個引人注意的提法，卻難以沉淀為持續生長的理論資源。只有當若干相關概念形成內在關系，能夠共同組織經驗、彼此闡發、相互推進時，一個概念才真正有可能從語言表達進入理論建構。

這正是今天討論標識性概念時尤其需要補足的層次。過去我們往往更重視提出若干有辨識度的新說法，卻相對忽視這些說法之間是否形成了穩定聯系，是否具備進一步展開的理論能力。一個真正成熟的概念，不只是能說出一個點，而是能夠帶動一組問題，牽出一套范疇，打開一個領域。也就是說，衡量一個標識性概念是否真正成立，更要看它能否衍生出與之相配套的概念群，能否在更大范圍內組織理解、建構理論、支撐研究。

世界上真正有影響力的概念，往往都不是單兵突進，而是以概念群的方式群策群力。馬克思的理論影響力源于他圍繞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邏輯形成了一整套彼此支撐的概念結構，如商品、價值、剩余價值、資本、勞動異化、階級、生產關系等。這些概念相互嵌合，共同構成了一種闡釋現代社會經濟結構與歷史運動的理論框架。再如日本美學的一些概念之所以能夠在國際傳播和學術討論中保持較高識別度，原因也在于此。無論是物哀、侘寂、幽玄，還是禪、間等，它們圍繞日本思想、審美和感知方式形成了彼此勾連的意義網絡。

概念群之所以重要，因為它能夠把分散問題組織為問題域，把局部判斷轉化為闡釋鏈，把經驗材料提升為有內在結構的理論框架。今天中國學術要增強原創性和主體性，應圍繞中國經驗中的核心問題，逐步形成具有內在邏輯、相互支撐、能夠不斷生長的概念群。只有當概念之間形成穩定的結構關系，中國學術才可能從點狀突破走向系統建構。

三、好概念都從文明經驗和現實問題中長出來

真正有影響力的概念，無論是單個概念還是概念群，都不是憑空制造出來的，而是從文明經驗和現實問題中長出來的。它們之所以能夠被記住，是因為它們闡釋了某種長期存在卻難以被既有范疇充分囊括的經驗結構。一個概念一旦成立，往往意味著一種新的觀察方式被確立，一組原本分散的現象被重新組織。

國際學術史上，許多真正具有持續生命力的概念都來自對現實問題的深刻把握。韋伯提出理想類型，是為了更有效地把握現代社會現象的結構特征；福柯提出規訓，是為了說明現代權力如何深入日常生活；布迪厄提出慣習，是為了揭示社會結構如何沉積為行動方式……這些概念之所以能夠進入全球學術討論，是因為它們抓住了現實運行的關鍵機制。

中國學術中最有生命力的概念，同樣來自對中國經驗的深刻把握。費孝通提出“差序格局”，抓住了中國社會關系中最核心的組織方式；王國維提出“境界”，高度凝練了中國詩學和審美經驗中的核心結構；趙汀陽提出“天下體系”，旨在為全球秩序提供和平合作的治理框架……這些都說明好概念不僅可以闡釋本土經驗，也可以從本土經驗出發介入普遍問題，它受到關注，不只是因為重新激活了傳統詞匯，更因為它試圖把天下、秩序、世界制度、關系理性等問題組織成具有當代討論價值的概念結構。

同樣值得重視的是，當代中國實踐本身也在持續生成新的概念資源。現代化產業體系并非僅是政策提法，它試圖概括中國經濟發展中產業結構、產業組織、科技創新、區域協同、數字轉型等多重關系的新形態。政法這一范疇也是如此。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法律術語，也不是簡單行政稱謂，而是在中國政治法律實踐中長期形成、不斷沉淀的本土概念，所對應的是一種特定的組織邏輯、制度安排、治理方式和實踐場域。這說明，真正有生命力的好概念，會進一步走向概念群，走向原創性理論，走向自主性學科。

說到底，從研究走向命名，是要求研究繼續向理論深處推進。好的概念不是編出來的，而是長出來的。它長在文明經驗內，長在現實問題里，長在制度實踐和歷史演變之中。只有從中國經驗中長出來的概念，才能真正闡釋中國；只有能夠組織概念群的概念，才能真正生成理論；只有能夠持續生長為原創性理論和自主性學科的概念，才稱為標識性概念。

（作者為溫州商學院商港文化新媒體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

原標題：《具有生命力的標識性概念應該具備哪些特征》

欄目主編：王多

文字編輯：王多

本文作者：徐婷婷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

圖片編輯：徐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