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萬跨越階層？婚介承諾讓女孩賭上全部積蓄

成功無法一蹴而就，圈套也是。

再附上看似誠懇的標題：“真的要求不高，有看上的嗎？”發帖者往往自稱是征友主人公的朋友或熟人。

刷到帖子的單身女性隨手評論了一下，靜待好運降臨。還沒等來真命伴侶的消息，紅娘們的私信已前赴后繼。那些帖子里的“室友”“朋友”“同事”，此刻都被打回原形，化作了“我們的優質會員”。留下聯系方式后，很快就會接到打來了解個人信息的電話，緊接著是殷勤而急切的線下邀約，理由冠冕堂皇：為了保證雙方信息的真實性。

嫌麻煩想拒絕？對方會說男方的興趣愛好跟你非常匹配，就當交個朋友，甚至“多名優質男性急待見面”；況且“線下咨詢不收費”，打消你的后顧之憂；要是還不“上道”，話術會瞬間轉為貶低和制造焦慮：“你都這么一大把年紀了，還怕別人圖你什么呀，一點信任都沒有怎么真誠交友？嘴上說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樣，老了以后大不了進養老院唄，還怕別人騙你什么呀？”

此時，任何別的安排都要讓步于這場突如其來的會面，要是急著去逛街，對方便會搬出終極武器：“買衣服重要，還是你未來的幸福重要？！”

誰不想要幸福呢？

這樣的故事，在全國各地的高檔寫字樓里上演。紅娘們在電話中通常不會透露婚介機構的名稱，只發一個地址。當客戶踏進門，發現貨不對板，不是自己在網上看到的集體活動或公益組織，紅娘便立馬搬出五花八門的名號來挽留，“××局旗下的，很正規”；“上過《××報》，比較靠譜。”

這些“名號”往往經不起推敲。位于上海市中心南京西路某大廈九樓的婚介所，因差評和投訴太多，在大眾點評上早已銷聲匿跡，它一再“改頭換面”，同一經營地址注冊了兩家公司：上海×嘉緣婚姻介紹服務有限公司和上海×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據2026年2月“12345”市民服務熱線統計，這兩家公司的名字都出現在該月上海市婚介機構實體門店投訴量前十的榜單上。

2026年4月，《南方人物周刊》記者來到這家婚介所。大門正對的墻上，掛著“女子嫁校”“東方×緣婚戀中心”的牌匾，還有許多過了有效期的牌匾寫著：“誠信示范經營認證企業 有效期至：2022年8月5日”“誠信創建企業 2011年11月-2012年11月”“中國婚介服務國標執行單位 2015年11月23日”……

2026年4月，上海，一家婚介所大門正對的墻上，掛著“女子嫁校”的牌匾，還有許多過了有效期的牌匾

在類似這樣的婚介所，“獵物”被竭盡全力地招待。機構會派出一名或多名紅娘游說，在沒有窗戶的小房間里，進行動輒幾個小時、從白天到黑夜的“促膝長談”，說的話往往針對客戶的“痛點”。

對于在深圳做編外網格員的小李來說，她的痛點是“平庸”和“壓抑”。她住在1000元/月、不過10平方米的城中村單間里，日常開銷被壓縮到了極致——剛出來實習時，她一個月吃飯只需300元，天天自己帶飯，9.9元一大塊的雞胸肉吃三頓。

才畢業兩年，小李已經靠著省吃儉用攢下10萬元。對于未來，她時而堅定地打算“干脆一輩子不結婚”，因此比同齡人加倍努力地攢錢，立志40歲之前攢夠100萬，“能在長沙買個二手房，找個清閑的工作，哪怕不結婚也能給自己托底”；一回到湖南老家，“趁年輕趕緊找個好的嫁了”的親友催促又占了上風。她架不住父母的渴望，過年期間，三天見了六個相親對象。

就在踏進婚介所的前幾天，小李再次接到父親劈頭蓋臉的電話，“你知道親戚都不喜歡你嗎？你不愛說話，又很不懂事，什么條件都很一般，你有什么資格挑剔我們給你介紹的那些男的？”

去婚介所前，小李在深圳參加過社區組織的青年集體交友活動，20名男生與20名女生聚在一起，做手工、聊天。最后，每人可以送出手中的玫瑰花表達心意。當天收到玫瑰花最多的兩個女生，一個是985高校的研究生，一個是老師，兩人年齡都不大。小李替同場另外幾位精致漂亮、工作能力強但都因過了三十而無人問津的女生感到可惜。

有個男生放話：“如果今天能成的話，我就在深圳給我們買套房。”散場時，小李萌生過加那個男生微信的想法，但很快作罷，“我一直想象的還是像校園戀愛一樣，比較開心，哪怕一起過個窮日子也可以，反正我也習慣了。”

她一次次硬著頭皮走上相親戰場，欣賞他人、不卑不亢、不埋怨出身、勤奮堅韌的品質在這些交鋒中不值一提，勝利屬于物質優渥的男性和青春靚麗的女性。像小李這樣身高1米5、長相也不出眾的“普通”女孩，耳邊只有父親一連串的質問。她在深圳街頭不知所措，哇哇大哭。

沒過幾天，到了福田區一家名為“××有約”的婚介所，小李的眼淚再次涌了出來。聊起前任，紅娘像相交多年的閨蜜，為她“打抱不平”：“不給你花錢就是想白嫖，我把你當妹妹，給你介紹優質的男生，一定會給你好好把關的。”

紅娘適時地湊近，遞上紙巾。談到小李不顧父母反對，辭掉了穩定、月薪六千、沒有發展前景的工作，對方握著她的手，說出了那句直擊她靈魂的話：“你知道我今天為什么這么喜歡你嗎？雖然你之前只是做著普普通通的工作，但我看到了你隱藏得很深的野心。”

“哇，她懂我！”小李的心防在那一刻被徹底擊穿。紅娘順水推舟：“你在老家相不中，根本不是你的問題，是那些人不夠優秀，配不上你隱藏的野心。”順著這股被點燃的火焰，紅娘在得知她有10萬元存款后開出了5萬元的價碼（等于她大半年的工資）：“有時候你就是要沖動一下，就像我很多年前也在婚介所花了一萬塊找到現在的老公一樣。本來我們只給每個客戶介紹五個對象的，但是因為我很喜歡你，所以說六個，我再多給你介紹一個。”

如果說小李需要的是被看見，那么在北京望京打拼、深陷職場高壓的芭芭需要的則是“逃亡”。碩士畢業，沒有戀愛經驗，29歲的芭芭被工作折磨得心力交瘁，渴望換一個平穩的平臺。2026年4月11日，她因父母的長期催婚和電話那頭紅娘描述的“碩博專場”（實際上并沒有），走進了位于東大橋的“牽緣×”婚介所。紅娘遞上一根“救命稻草”：“我們這邊有很多體制內的男生，到時候他們可以給你介紹體制內的工作。”

查看了芭芭的花唄和借唄額度后，紅娘拿出紙筆，寫下三檔套餐的收費，分別是10.8萬、20.8萬和30.8萬，對應的是給她介紹的嘉賓來自“優質資源池”的比例。芭芭最后選了20.8萬的套餐，對應的是推薦名單里會有50%的嘉賓來自優質池。紅娘說，要是通過該婚介所的介紹脫單了，還可以返還50%的中介費，“你是我們這兒最后一個優質客戶，我們現在只有這一個名額，只有你才會退50%，其他人都只退30%。”

超過10萬的會員合同往往會“手寫”承諾成功脫單后返還一半的服務費

交錢之前，芭芭猶豫了，說金額太大，要跟媽媽商量一下。紅娘立刻切斷她的退路：“你現在跟媽媽說，她肯定武斷地認定我們是騙子。”在封閉的空間里，難以抵擋持續的疲勞轟炸，芭芭先是通過花唄支付了8萬多元，接著用銀行卡付了剩下的十幾萬。

“如果當時我能堅持溝通一下，或者換個環境，稍微去個洗手間，可能就會冷靜一點。”芭芭事后復盤時說。

盡管針對不同人群的話術千變萬化，但當談到錢時，許多采訪對象遇到的紅娘都呈現出一致的物化價值觀——在她們口中，這數以萬計的婚介費，根本不是消費，而是一筆穩賺不賠的“投資”，“最終都會由男方來買單”。

紅娘信誓旦旦地承諾，只要相親成功，這5萬會幫她找男方“要”回來：“我會教你怎么去跟男生講。你看那些名媛班，看×××（某明星）的老婆××……你以前不懂，現在我可以教你拿名牌包、跨越階層，或者讓別人請吃飯。這些都是他們應該做的。”

在這些紅娘構建的世界里，婚姻是一場資產轉移，女人必須掌握“要禮物、要轉賬”的技巧，才能在相親市場上無往不利。但這套話術拿到男性面前實踐，有可能是一廂情愿。

在武漢某雙一流大學讀生物醫學工程博士的小佟，2025年造訪了位于武漢環貿中心的“世紀××”線下門店。紅娘問他有沒有跟過往的女友發生性行為，甚至追問具體是怎么發生的，小佟一再拒絕回答。紅娘又問：“你現在沒有錢（他和讀博的同學每個月的補助是3000元），如果你的女朋友問你要一個很貴的包，你會怎么辦？”沒有按紅娘預設的劇本表現出焦慮或屈服，小佟回答：“我會跟她分手。”紅娘聽到這個回答時，先是驚訝，隨后臉色垮了下來。雙方談崩。

小佟覺得，在那個紅娘的邏輯里，一個沒有錢的男人在面對女人的物質要求時，應該自卑、慌亂或迎合。他的干脆像一把刀劃破了那層由“名媛班”編織出來的幻象，那些紅娘試圖灌輸給客戶的“拿捏男人”的心態或手段不過是笑話。

婚介所內紅娘咨詢以及安排會員們見面的小房間，沒有窗戶，男女雙方每次見面的時間基本在半小時以內

進了小房間，不是誰都能像小佟這樣對抗或逃開。許多人上鉤后便喪失了話語權，任由紅娘安排。那些簽合同前展示的優質會員，無一例外地“沒有看上你”，此前信誓旦旦說會滿足要求、條件的承諾也煙消云散。

婚介所的資源庫是個迷。簽合同前，號稱會員“成千上萬”，到了約見面階段，又急劇縮水，有的一個月才安排一個，好些客戶得不斷催。紅娘們表現得坦然：“實在沒有人了，對方能看上你也不容易，我們要多給別人一些機會，你能不能降低一下要求。”

這些不情不愿、不符合預期的見面也會占掉名額，四五次之后，幾萬元的服務就結束了。有的見面還極不愉快，負債借錢的、毛手毛腳的，不斷增加會員們的憤懣。

在上海某機關單位工作的周女士，單位男女比例接近 1比9，身邊的資源有限，她在三十多歲時求助于婚介所。事情過了幾年，但她現在仍清楚記得那家后來與她口角不斷的婚介所是在“虹口足球場地鐵站×號出口那棟寫字樓里面”，甚至能咬牙切齒地說出門牌號。這家婚介所因為差評過多，如今在大眾點評上已經改成了家政分類。

剛開始，見面之前紅娘還會告知周女士對方的工作、年齡等基本信息，到后來干脆什么都不說。她記得見過一個在證券公司做操盤的男生。“這男生銅臭氣比較重，說他也交了3萬塊錢，晃著腿說自己上次見了一個也是在機關工作的。我說她收入應該比我多一點，條件應該挺優秀了。對方不以為然，說不是可以看五六個、見到滿意為止嗎？紅娘推過來的好些男嘉賓都是這樣騎驢找馬的，而且很粗俗。”

去那家婚介所前，周女士精挑細選，被其當時還存在的點評頁面上滿屏的好評吸引，決定前往。親歷了過山車般的服務后，她再仔細審視那些評論，發現好多都是假圖，比如配的在民政局登記結婚的圖是近10年前的；還有機構里認識的十幾年的老會員，明明一直沒有脫單，還頻繁去寫好評。

發布差評后，周女士的評論下引來許多受害者的訴苦。她們交流后，發現同一個男生，在差不多的時間里，好幾個女會員都見過。這讓她們不由得思考：既然號稱有很多優質會員，為什么這些資料庫里的男女都還單著？為什么我們來來去去見的都是有限的、重復的人？他們是誠心找對象還是職業婚托？

見得多了，她們自己也會有些判斷，比如有些男生會打聽你是不是第一次見人，婚托則不會問這些，“他對你壓根兒就沒有什么好奇。”她們總結，“確實會有很多男生，可能長相、條件還可以，就會被拖過去，成了完成指標的那種托。”

30歲的上海男生熊哥的視角，揭開了“婚托”的另一面——并非所有被推到臺前的男人，都是心甘情愿拿錢演戲的老油條，更多的人是在免費的誘餌下一步步淪為耗材。

三年前，熊哥想通過婚介所找對象。第一家機構開口就要兩萬元，后續咨詢的幾家收費更貴。他猶豫了，“對普通人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支出，而且網上查出來很多負面消息。”紅娘沒有放過他，每天打電話。大概隔了一個月，有一家婚介所的紅娘找上了他，拋出了一個極具誘惑力的條件：“你可以免費見女嘉賓。”

就是這“免費”，成了套在熊哥脖子上的第一根繩索。

熊哥長相清秀，身高1米78，他一再強調自己在婚戀市場里“只能算平均數，肯定沒辦法跟里面最優質的人相比”。他特意說明自己出身在上海郊區，買的房子也在郊區，被包裝成“教培機構的創業者”。他不知道的是，在婚介所的劇本里，像他這樣免費見嘉賓且條件尚可的男性，正是撐起這個“女多男少、優質男奇缺”市場的最佳道具。

“我去相親肯定是奔著結婚去的，多的時候，我一下午能見四五個。”熊哥苦笑。他后來才明白，那些交了高昂費用的女會員，可能一個月才被介紹見一個男嘉賓。

在過去的三年里，熊哥陸續被十幾家婚介所邀請“合作”，大約“幫忙”見了上百位女生。

“表面上是說對我免費，但她們會變相讓我去追女嘉賓。她們會說，男生要大方一點，要跟女生線下多聚聚、多約會。”熊哥感受到了其中的差別對待：“紅娘會看哪個女嘉賓交費交得多。如果是交了10萬以上的，紅娘就會向她承諾，給她介紹的男嘉賓會特別優質，然后把我派過去。甚至有些女嘉賓為了求紅娘‘留心一點、用心一點’，會給紅娘送禮，我見過有女生給紅娘送了Burberry的圍巾。”

紅娘嚴禁熊哥暴露其“免費”身份。“如果有女生主動問起，‘你是不是也交了幾萬塊錢？’我就會說，‘跟你差不多。’”

熊哥成了紅娘用來安撫那些花了大價錢的女會員的安撫劑，與紅娘對女嘉賓承諾的會引導男生付出形成了完美閉環。“剛開始沒經驗，人家女生說吃什么，那只能去請人家吃。最多的一次，跟一個女生出去玩攀巖，花了將近1000塊。”熊哥感到有些窘迫，“畢竟這個消費也不便宜，大家賺錢也不容易。”后來遇到消費高的他就嘗試換一個，或者直接不約了。

最讓他感到不適的，是婚介所對女會員的洗腦，反噬到他這個“假優質男”身上。“聰明點的，不會直接開口要，她們會帶我去逛奢侈品店，然后含蓄地問，‘這個包很好看，你覺得怎么樣？適不適合我？’”

熊哥只能搪塞過去：“再看看吧，后面還有其他店。”這句話似乎成了婚介所里男女心態的雙關。熊哥也明白，“她肯定不會只見我一個男的，肯定也同時在四五個男的里挑選。”

2026年過年的時候，熊哥最后一次去婚介所。

“現在如果還有婚介機構找你，你還愿意再去嗎？”

“不愿意了。”熊哥嘆了口氣，語氣中透著厭倦和疲憊，“因為我覺得那個地方都是生意人，目的性都太強了。”

很多會員在體驗到高價婚介服務的不靠譜后申請退費，或者就當吃了啞巴虧，再也不上類似的當。少數人選擇“升級”，從一個圈套跳入另一個圈套。

1998年生的小柳，2025年在深圳的婚介所折騰了好幾個月。當時，她的心理價位是，“大不了就一個月的工資而已，撐到天了。”對方開價9800元，她覺得太貴，超出了預算，紅娘立刻改到8888元，她便接受了。

她對男方的身高、外貌沒有明確要求，“中規中矩就好”，但年收入要在“50萬到100萬之間”。見了幾個之后，她感覺都不是很滿意。“感覺還不如我身邊的潛力股，我會旁敲側擊問他們這一年扣了多少稅。人家不說，我就知道了，肯定也就那樣了，要是扣得多的人肯定會說的。”

小柳在醫美機構做護士。一開始，紅娘打壓她：“你這種條件，不應該太貪心。你的學識、談吐吸引不到人家，差距很大，聊不到一起。”過了一段時間，發現小柳有消費能力后，紅娘改口了：“你要求那么高，得加錢。我這邊有更好的，年紀大一點、離異的，能接受嗎？”小柳說可以試試。紅娘話鋒一轉：“那種條件的男生，是不一樣的檔次，得讓更大的團隊評估你有沒有魅力進入到那個資源池。”

過了一段時間，小柳被對方團隊的負責人約見，順利通過了“考核”。對方拿出價目表，最便宜的是20萬元的“狩獵1V1”團隊，隨后還有60萬和80萬的。“我當時想，如果20萬能找到一個合適的人，也能接受。”彼時已是晚上10點多，她砍價砍到了15萬，“我當時也有疑慮。他們說，你現在花了15萬，包括之前的八千多，那你花個將近16萬，就能嫁給深圳有房有車的，這個生意不劃算嗎？我說哪怕結了婚，那些東西也不代表是我的。他說你潛移默化，很多東西就是你的了。”

“我當時不想服輸、不想認命，頂多就是把這十多萬放進去了，等一個機會。你想一個女生在深圳沒有家，四五年都是租房子，而且工作壓力很大，會覺得這種生活很沒有意義，還不如回江西老家上班。老家起碼有家人、有老房子。我的原話是這樣跟他們說的。我性格比較耿直，結果他們就抓住這點放大我的需求。”

合同上寫的服務時間為一年，介紹12個人。紅娘對小柳說，合同只是寫出來看的，實際上無限，你想見多少個都沒關系，只要不倒閉，這輩子你一直見都可以。這場對話發生在2025年的12月底。還不到半年，2026年4月11日，彼時向小柳許下承諾的深圳蜜特優信息咨詢服務有限公司就發布了“正在配合有關部門調查，公司處于停業狀態”的公告。

小柳與深圳蜜特優信息咨詢服務有限公司簽署合同不到半年，該公司便于2026年4月11日被立案調查

15萬元的套餐包含形體、心理咨詢，還有情感咨詢課，號稱“教你怎么拿捏男人的心態”。高價合同的最后還有一行手寫的小字：“一年內結婚返還50%。”

升級后，小柳如愿見到了條件令她滿意的男士——一位1993年生的外貿公司老板，在深圳有兩套房。他落落大方地跟小柳談話，真誠地講自己過往的相親經歷，聊完后紳士地開著特斯拉送她回家，也不吊著她，直率地向她表明自己更青睞懂得琴棋書畫的女生。“他說以前有人幫他介紹過真的名媛，但他受不了公主病，現在看到我這種類型的，可能又覺得太平平無奇了。”

還有一個男生，離異，在東莞與深圳交界的鳳崗買了一套兩百多平的平層。房子花了大功夫剛裝修好，他很自信地說，沒有一個女生看到我的房子是不喜歡的。“我一進去，從電梯出來到換鞋的地方再到大廳，果真就像抖音上網紅的家一樣。”小柳津津有味地回憶起那咖啡機、洗碗機一應俱全的廚房，內褲、襪子都折成特定形狀仔細放在每一個格子里的衣帽間。

由于酒駕，男生五年內開不了車。兩人吃完飯后，小柳幫他把車開回地庫。參觀完房間，小柳還沉浸在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中，對方卻表現出不悅，接連潑下冷水，“他說自己的理想就是找一個很會做飯的人。裝修好了那么漂亮，廚房那么高級，結果我來一句我不太會用那些電器。買了一輛那么好的車，結果我的車技一般般。”開進地庫時，小柳把車輪磨了一下，男生直接來了句：“哇，你技術好差！”

小柳苦笑道：“很多東西不是我想的那么簡單，人家也要權衡，你別看人家年紀大，但是也挑。”

小柳還是走到了投訴的結局。見了一兩個“優質男”后，婚介所推的人濫竽充數。“后面我就是生氣了，特別失望。我感覺像被詐騙了，就去委托律師，律師說他們沒有給我開發票，可能存在逃稅漏稅，說一定能退回大部分中介費。”

小柳收到的婚介合同條款

周女士的遭遇更為典型。紅娘口頭承諾沒有時間限制，但她見了五六個，發現完全是“搗糨糊”。周女士想退點費，紅娘立刻變臉：“半年的時效已經過去了。”

周女士很錯愕，質問，不是說好沒有時間限制嗎？紅娘馬上裝傻：“我自己不會說這樣的話，你有錄音嗎？”“這半年早就結束了，我給你多介紹就是仁至義盡。”

摸清套路后，周女士在大眾點評上寫了差評。紅娘在微信上罵她，威脅她要是不刪評論“就來找你解決”，甚至跑到其單位門口罵罵咧咧，試圖找領導鬧事。

周女士毫不退縮：“真有意思，你再來的話，我直接報警。”紅娘說：“我們在虹口區是有關系的。”周女士冷冷回擊：“我自己也是機關單位的，業務跟你們有往來。你這樣泄露客戶隱私，我可以去法院告你。”

最后，那家婚介所把大眾點評的店鋪撤了，換了好幾次皮，從婚介分類變成了家政分類。

“那家婚介所像黑社會一樣。”周女士無奈地說。她撥打12345投訴，有關部門的人回復：“我們起到的作用就是讓你們坐下來好好談，至于服務態度我們管不了，只能調解。”至于退費，“你已經見了十來個了，內部有個行規，如果半年內幫你完成10個，你是投訴不了他的。”

企查查在2024年公布過一組數據：截至2024年，我國現存婚介相關企業約18.48萬家；近十年婚介機構的注冊量持續增長，2023年注冊量達5.78萬家，是2014年的近10倍；北京有婚介相關企業6424家，居全國第一；成都、廣州分別有4143家、3626家，居全國前三。

據《中國民政》2025年5月的報道，上海市婚介機構的數量增長迅猛，業務范圍含婚姻介紹的法人主體從2020年的145家增加到2025年的兩千余家，營利性婚介機構占九成以上。

2024年第一季度，婚介服務成為深圳市消費者委員會發布的消費投訴熱點之一，問題集中在退費難、誘導消費、實際服務與承諾不符、服務質量差、個人信息泄露、信息審核不嚴等方面。北京東城法院近三年審理了110件涉婚介服務合同糾紛案件。據上海法院統計，2020年以來全市法院共受理婚姻介紹類服務合同糾紛案件275件，且呈逐年遞增的趨勢。

小李是相對幸運的，她在繳完費的當晚搜到了很多負面評論，在父親和警察的陪同下解除了合同，拿回了一大半錢。雖然一個人都沒見，對方還是要求扣除7500元，包含服務費和1500元“信息錄入費”。芭芭在付了二十多萬元的當晚意識到不對勁，試過許多維權的方式，12345、12135、政府留言板的回復都是“沒辦法受理，只能去訴訟”。第二天，她著急地花了8000元找律師。

得知同一機構還有其他受害者，芭芭以他們的經歷為論據去找紅娘對峙。紅娘剛開始還裝好人，勸芭芭“不要亂花錢找律師”，轉頭就給她推薦收費6萬元的律師，既可以拖延時間，又可以順道抽成，儼然一個完整的黑色產業鏈。

婚介所的服務主任對芭芭說，雖然一個人都沒見，但做不到全額退款，只能退80%，因為他們已經發了兩個男生的電子資料給她，“算是開始服務了”。簽下合同半個多月以來，芭芭不敢告訴父母，也不想讓朋友知道，“而且朋友們基本上不在北京。”她感到了更深的無助和焦灼，擔心要被平白無故地扣除幾萬塊，又害怕找了律師會不會跌入另一個坑。

相比之下，小柳平靜很多。她將2025年年底的沖動歸因于那段時間可能剛好工作不很忙碌，產生了奇奇怪怪的想法，“現在倒也不著急結婚，無所謂了。好像身邊人都不著急。”

她把這事全權交給律師處理，能追回多少是多少。

有一段時間，小柳覺得壓抑，甚至查出了乳腺結節。后來，她看開了一些：“現在有太多人去世的消息，我在想這種東西不要太執著。我還年輕，身體健康，有手有腳，不要太抑郁，正常工作幾年就能掙回來。”

“要知道你活在哪個位置都一樣有煩惱。你怎么贏呢？你只能靠健康長壽。”

小柳身高1米6，自認外形一般。以前是單眼皮腫泡眼，做了雙眼皮后，整形機構的同事又勸她整鼻子、填太陽穴、墊下巴。“我說哪天接吻接歪了怎么辦？還得來修，我見過太多后期來修的。”社會給年輕女孩設置了太多的誘惑和規訓，而婚介所，正是把這些誘惑放大到極致的放大鏡。

“婚介怎么說呢？它一定會去拖累你的思想、消耗你的情緒、分散你的注意力。那段時間，我工作也力不從心。紅娘給你一些太不切實際的幻想，等到你真的看到事實的時候，又覺得格外挫敗。”

經歷了這一遭，小柳認為“什么樣的人跟什么樣的人玩，或者在一起生活，絕對是有緣分的”。

“婚介太急于把這種生意做成。每次相親就是在他們的小房間里聊半個小時，結束后鼓動男生開車送對方回家，或者請吃飯。但可能雙方沒有這個意愿。有時候，他們的服務理念是錯的，他們想扭轉人生，扭轉很多緣分，完全沒想到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喜惡。包括我認識的那幾個男生，他們跟我講過，不是很滿意我，甚至過往介紹的都不滿意，他們同樣感到太失望了，只不過懶得花時間去鬧，人家不差這點錢。”

報名婚介之前，小柳想著萬一真有內向的、年少有為的理工男呢，正如她在故事一開始在網上刷到的“90后年入百萬工程師”。現在，她則希望能克制自己的貪念。“不要以為交了錢就一定會遇到稱心如意的，很難的。我現在就想好好工作，提升自己，多考點證書，保持體力，不要太因別人的想法改變自己。”

現在，小柳會告訴自己，“不管現在睡在哪個房間，是租的房子還是宿舍，睡得好才是第一位。哪怕有自己的房子，枕邊人不喜歡的話也不開心。我沒有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的強烈想法，因為那種換來的東西會很痛苦。”